听湘音也有尴尬的时候。有一回坐飞机回长沙，我的前排是两个衣着时髦的长沙妹子。情绪很好，话语很多，高声大嗓嚷得四邻都听见，吵点儿是小事，要命的是她们特别热衷于“省骂”，且骂得又顺口又自如。坐在我旁边的是广州人，听不懂偏要问：她俩怎么老说同一句话，我就听懂了“妈妈”两个字。我三顾左右哼哼哈哈始终没说出所以然来，心里只恨飞机太慢。
但不管怎么样，在我心里，乡音总是难忘；在我耳畔，湘音总是如歌。
笑里带泪的“剪饼
“剪饼”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那时我正在海南岛当知青。
千千万万的知青中我的运气还算不错，在农场呆了不到一年就调去海口市的农垦文工团，而且闹了个城市户口。大伙儿便称我们是“知青贵族”。
回农场办手续时我跑了好些连队，去向那些熟悉的知青哥儿们姐儿们还有老工人们告别。每到一处自然都受到热情款待，什么带籽儿的山芭蕉蕉呀，香喷喷的烤木薯呀，还有山糯米熬的糖稀饭，知青的家人千里迢迢寄来的广州面饼。实在什么都拿不出来了，老同学便翻出一瓶白生生的猪油——那是从湖南老家托人带来的，毫不吝惜地舀上一大勺，在我那一海碗米饭中拌个匀，吃起来那个美呀，我敢说如今的山珍海味都没法比。
临行前的头一天，我去六公里外的偏远连队看望跃和几位同学。好不容易弄了几斤面粉我便兴致勃勃拎上了，准备中午来上一顿白糖煎饼——那时全国买白糖都得凭票定量供应，惟独海南可以随便买，这个优势当然得充分发挥。
到了地方正赶上几位同学荷锄从山上归来，早上太热，上工时间早，回来也就早一些。“少年不知愁滋味”，我们嘻嘻哈哈相拥着进了跃的房间。跃顾不上多说话便夹着几本书往外走：“你们坐着，我上完这堂语文课就来。”
跃一走大伙就笑，说跃是前辈子积了德，出身好人又憨厚，虽说在学校时语文成绩总排在后三名，普通话又糟糕，这会儿倒率先当了语文老师。不过也难怪，连队离场部远，十几个适龄学童没法去那儿上小学，只好编成一个班，先对付着，由知青给他们上课。在连队干部眼里，知识青年嘛，干这点事还不是“小菜一碟”！
我们这边正和着面，隔壁教室里已传来朗朗读书声，孩子们在学一条领袖的语录。因为是草房泥墙，墙的上方和屋顶之间又是空着的，跃和孩子们的声音便显得特别清楚。我们这些离开校园不久的知青，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学生时代，还模仿着儿童尖脆的嗓音，跟着隔壁一块儿背语录。
大约是旧课温习完了，跃开始讲新课。课名不记得了，照例是跃先用湖南普通话朗读了一遍，然后把生字，生词写在黑板上，他读一个，孩子们跟着读一个。
我们这边刚点着柴，烧着锅，开始煎第一块饼，隔壁的跃突然巧合似的开始教这么一个发音古怪的词——“剪饼”，孩子们就一遍遍地跟着他大声念：剪——饼——
先是萍嘟囔了一句：“什么叫剪饼？”跟着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几人中文化水平最高，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不能当教师的文也傻了，又一时找不到词典。不知谁调侃道：“哇，现在跃可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教的词儿咱都听不懂啦！”大伙便捂着嘴笑，怕吵了隔壁的孩子。
小个子萍终于忍不住好奇心，往木板床上放了张小木凳，爬上去偷看隔壁教室的黑板。这一看不打紧，她顿时连滚带爬跌下床来，笑得捂着肚子接不上气来，凭我们怎么问她都说不出一个字。
我们惟有齐刷刷爬上床，踮着脚探头窥视。天哪，结果跟萍一样，全笑着滚下了床。原来，孩子们声声呼唤的“剪饼”，竟然是“简陋”之误！
幸而就在这时下课钟响了，孩子们欢呼着冲出课室，跃就脸色发青地走回来抱怨：“上课是正经事，你们只顾笑个没完，吵死了！”
萍刚刚缓过气来，又笑着拍手道：“还说呢，都怪你。也不能今天中午吃煎饼，你就硬是把‘简陋’改成‘剪饼’吧！”
跃愣住了，盯着文，文已经不笑了，默默点了点头。跃突然含着泪笑了。他转过身去，想叫回孩子们，但外面已是静悄悄地没了人影……
第一次约会
第一次约会好有刺激。就跟那句古词里说的差不多：“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所不同的是，那时我和他都在海南岛海口市，约会地点定在离住地不远的椰树下，月儿正挂在椰树梢。
那天下午我心神不定，排练时大失水准，不是跳错动作，就是没听清音乐。同伴们十二分不解，只有我的同房好友旭知道内情，忍不住抿着嘴儿偷笑。我便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我的秘密一般，紧张得手心发凉，脑门沁汗，直对旭使眼色，惟恐造成一级泄密事故。好容易挨到吃晚饭，胡乱地咽了进去，也没弄清是什么滋味。
离预定的时间还有半个钟头，我本能地想“为悦已者容”。但那时节可供扮靓的“行头”太少。虽说上台表演时倒浓妆艳抹、光鲜水灵，平日里却胭脂、唇膏、眉笔等一概没有。“文革”头几年曾被扫荡一空的裙子，刚刚重见天日，原可以穿上威一威，偏偏有位结了婚的女友曾郑重其事在我耳边传授“真经”：“女孩子和男朋友约会，千万不要穿裙子。要不，男的很容易那个……”话戛然而止，我亦没敢追问“那个”的具体含意，但心里不知怎么的，竟觉得有点儿不寒而栗。只好忍痛舍裙，穿一件白底碎花“的确良”短袖衫，配一条“三合一”料子的黑裤，在当时还算时髦。末了又把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梳了一遍，看看时间快到了，这才静悄悄出了门。
说起来我和他相识已经四年，同在一个文工团，同住一个大院，不过我在演员班，他在乐队。先是见了面客客气气点头招呼，后来熟了说说笑笑还挺随便。自从那一天他以讨开水为由进了我们房间，又趁同房两位女友上街之机，喝光了一壶五磅开水，拐弯抹角，哼哼哈哈表达了对我的感情，互相间反倒别扭起来。有时在院子里迎面碰上了也是低头而过，装不认识。那时团里好几对谈恋爱的都这样，不到万不得已不暴露关系。有些人对象在外地，找理由来探望，也以表哥、表妹相称。大家心里明白，也不认真去戳穿。
这回轮到我第一次与“表哥”幽会，出了大门我的心就怦怦乱跳。走树阴下怕黑，走路灯下又怕遇上熟人。一里路走完出了一身汗。老远我看见他站在拐角处第三棵椰树下，顿时松了口气，谢天谢地！
这样的单独约会，在我们俩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此刻，不知他怎么想，我可是什么也顾不上想，心中一片紧紧张张的空白。在离他一米远的地方我停下了，平时大大方方的我居然垂着头，羞羞答答不知说什么好。还是他先开口：“找个地方坐坐好吗？”这正合我的意，赶紧“嗯”了一声。
往前走了几十米，便看见两行椰子树外的空地上有一堆圆木。我们不约而同走过去，他坐下试试，高度正好。于是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叫我垫着坐。这一类小细节往往极易打动女孩子的心，真的！我甜丝丝又怯生生地在离他五厘米的地方坐下了。
那天晚上月光很好，万物都洒上了一层清辉，柔和清凉。我双手抱膝，目不斜视，默默地坐着，觉得就这样便好，什么都不用说。
他却终于耐不住沉默，东一句西一句地跟我聊天。奇怪的是，当时我们说了些什么，我竟没留下什么印象，只知道关于爱得要死要活之类的话一句也没有。记得最清楚的，是时间过得很快。我一看表，已经九点四十五分了，十点前归队是文工团的规矩。我下意识地一跳而起：“回去吧！”他顺势拉过我的左手，仔细地看了一下表。我突然触电一般，从手麻到头麻到脚，轻微微的麻，麻得好生奇怪又好生舒畅。我一时忍不住高兴，也不去追究他为什么有表不戴偏要握住我的玉手；又忍不住失望，觉得大约是没穿裙子的缘故，一切都太平静太没诗意，任何一点与“那个”有关的事都没有发生……
“再坐五分钟吧！”他极轻地说。男人轻声的请求比大声吆喝更有效，我不可抗拒地又坐下了。依旧离他五十厘米，依旧静静地坐着，直到五分钟飞一般地溜走。往回走的路上，我们没有挽手，但已经并着肩了。在离文工团大院一百来米的地方，我停下了。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示意我先走。我几乎小跑一般冲进房间，橘黄色的灯光下，旭盯着我发红的脸，幽默地说了一句：“下次约会不用我传递消息了吧？”
为了第一次约会能秘密行动，我曾经很有几分得意。事情过了几年我才知道，那次约会的保密措施失效了。有位朋友在阳台上纳凉，见到我和他一先一后从同一方向匆匆归来，心中便有几分明白，过后再一观察，果然发现不少“破绽”。我和他的关系公开后，那位朋友说起此事，都笑得前仰后合。我倒不懊丧自己的保密能力低下，却忍不住后悔，第一次约会没穿那条当年拥有的惟一的花裙子。
相逢的日子
那个春日的傍晚很平常，雨丝儿密密的，云朵儿低低的，不像是重逢的日子。可我和他相隔二十年之后，偏偏在那一天相遇了。
当时我俩都在立交桥下躲雨。四目相视后便是由衷的一笑，倒像是上星期才见过面聊过天。其实彼此的情况也都知道，只是没想过要专门会面。
听起来这当中似乎有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其实我和他说穿了，只算得这么一种朋友：分开了无牵无挂，有的只是祝福；见了面又无拘无束，有的只是真诚。
我们之间不习惯握手。相识在待人接物要查祖宗三代的年月，又还是少男少女，相逢一笑就很客气了。那时整天戴着红卫兵袖章一阵风似的走，不知道忙些什么。他读高中我念初中平时不相识，只听人说他学习棒，口才又好，当上了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头儿。但最令我羡慕的还是他那三代贫农的出身，响当当、硬邦邦，理所当然赶上了第二批赴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检阅。当时为了这让我立即去死重新投胎我都愿意。但我知道我没这个运气，我不能串联，我要每天回学校挨训，因为我是“黑七类狗崽子”。
有一回在班里受训完毕，我低着头最后走出教室。他正好经过突然叫住了我：“你的成绩很好，我知道。千万别泄气，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我面无表情毕恭毕敬地点头。他笑了，是大孩子那种笑。这以后每回相遇我俩都打招呼，有时还说几句什么。我们班的红卫兵连长见了竟然对我客气了三分。
如今重新提起这件事，他居然忘了：“是吗？有这回事？我记得运动前我们就有点头之交了。”真是天晓得！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我成了保皇派，你见到我就说，我不相信他们说的，你是好人，嘿嘿，我的胸脯当场挺了起来。”
糟糕，这回轮到我抓瞎了。在我的记忆中决没有这一幕。我只知道红卫兵莫名其妙分成了几派，他成了别人的攻击对象。红卫兵连长因此十二分神气地训斥我：“告诉你，出身好也不一定能当红色接班人。你们这些黑不溜秋的，要转色就更难了。”我冷冷地听完转身就走，后来遇见他便还是一笑。直到我们分别离开学校，走向广阔天地。
于是我们谈起那个红卫兵连长。听说后来下了乡身体不好人也很消沉，娶了个富农出身的姑娘一直没回城。近几年幸亏妻子贤惠能干当上了养猪专业户，日子过得还不错。
“这世上的人呀……”我说了半截打住了，下面不知用什么词。“世界就是这样……”他也只说了一半。怎么样？没说清也说不清。
雨丝儿照旧执著地无声地下。躲雨的人纷纷走了，立交桥下空荡荡的。
“该走了。”我说。
“是的，该走了。”他答，突然话锋一转：“哎，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很喜欢你。可我一直把这个想法藏在心里，我担心我无法使你幸福。现在我们都老大了，说说无妨吧？”他不等我回答，挥挥手走了。
是的，他不需要回答，但我在心里说了一句“谢谢！”为了他的坦诚，为了我们远去的少年时。
那个春日的傍晚真好。雨丝儿软软的，云朵儿软软的，是个相逢的日子。
雪花飘飘的夜晚
回到故乡的那天上午，老天正在下雪。六角形的雪花随着北风漫天飘洒，又热闹又恬静。
青开车来接我，见我欢喜的样子，便说：“怎么样？在长沙呆一天吧，明天再走。”
我不依。虽说长沙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摇篮，但后来母亲从五·七干校“毕业”，分配去了另一座城市。我每回返故乡，就只好途经长沙时匆匆瞥一眼，总也不肯多留了。
青是我的初中同学，读书那会儿白白胖胖，活不多，却笑眯眯的，加上成绩好，女孩儿大多愿意跟他交往，看着他腼腆的模样乐不可支。文化大革命一闹腾，课上不成了，同学们作鸟兽散，难得见次面。我和青一别十几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青来广州出差，才跟我联系上。见面的时候我觉得挺奇怪，怎么岁月就那么有能耐，把青变得黑黑瘦瘦，大大方方，话也多了起来，只是笑模样依旧，给人靠得住的感觉。
这会儿见我执意要走，青也不再勉强。告诉我，替我找了辆车，是朋友的，下午送我回家。青让我在好友明的家里等着，他自己匆匆赶回单位上班去了。下午事情却有了变化，青打电话来，说约好的那部车出了毛病，得另外想办法。我不好意思再麻烦他，就说算了算了，我去赶班车。青坚决不同意，说答应了的事非得办好。这么冰天雪地的，一个人走让他不放心。“我知道你假期短，归心似箭，可以理解。你等着吧，今晚一定把你送到你母亲身边”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死心塌地又心急如焚地坐在窗前，看雪花飞旋、飘落，只等车到就启程。
天黑尽了车才到，在这之前我已放弃了当天走的想法，可青说：你母亲等着你呢！我也想去看看她老人家。过去我们上你家玩，她待我们可好啦！
上了车青才告诉我：他得连夜跟车赶回长沙，因为明天一早要开会。
我急了，要拿行李下车：来回近四百公里，又是下雪天，得整整一夜时间，太受罪了。
可青不由分说，吩咐司机启程。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雪夜里行车。车灯照耀着那些匆匆忙忙向车窗扑来的白色小精灵，照耀着前方匆匆出现又匆匆消失的冰雪世界，我就想起了读初中时的许多片断，纯朴而又温暖。
车里的暖气显然不足，脚渐渐冻木了，冷气又悄没声地往上走，大衣里似乎也进了风，但心里一直热乎乎的。
青的口才格外好起来，跟我聊起久别的同学的近况，谁当官了，谁下岗了，谁养尊处优，谁处境不好……难为他从下边调回长沙不久，竟了解得这么清楚。我问起他当年上山下乡后，在偏远的小城一呆二十年，是否日子难熬。他出乎意料地答：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倒是回了省城，好久还不自在。但我知道他正管理一家酒店，方方面面都得心应手，却半句不张扬。这么热情的一个人，又有着淡泊的一面，让我越觉着他的成熟。实在。
雪夜路滑，车足足开了四个多小时，深夜十二点多才到达我家居住的那个城市。母亲和弟弟一家都等急了，见到一身雪花的我们自然喜出望外，赶紧把冷了的饭菜热好端出来。
听说青要连夜赶回去，母亲再三挽留。但青强调明早（准确地说是今早）八点开会，不得缺席。这个理由谁也驳不倒，只得由他。
送青出门时雪更大了。在广州令我魂牵梦绕的雪呀，此刻我恨不能叫她立即消失。青笑眯眯跟我道别时我觉得眼睛有些湿，我知道从今往后我再也忘不了这个雪花飘飘的故乡的夜晚，当然也不会哀叹这个世界上真诚和友情该去何处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