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六岁
十六岁那年我去了海南岛的农场。几十个同学当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除了怀揣一本红宝书之外，就是牢记母训：女孩子家家，不要单独和男孩子出去，特别是晚上。我一点儿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莫非那些男生（在学校我们都这么称呼男同学）一到了“单独”的时候，就面目狰狞能吃得下人？虽是不明白，决没有亲口去吃梨子的兴趣和勇气。晚上收了工，洗了澡，向毛泽东的画像“晚汇报”完毕，就躲进草棚宿舍里，用木棍顶着竹门，一灯如豆，和同房的两位女友聊天，写日记，然后早早上床，躲在被子里想妈妈，淌眼泪。
要是一直这么过下去倒也罢了。但很快我就发现，同房的漾漾开始晚上失踪，别人说她跟同来的男生阿斌好上了。她是高中部的大姐姐，个子小巧玲珑，歌儿唱得不错。听说在学校就有男孩子追她，甚至亲过她。但我怕丑，不敢问这些。我只是想，被一个男孩子亲，是好可怕好可怕的事。幸好还有小李做伴，我俩睡觉时，把门虚掩上。漾漾几点钟回来，我们不知道，早进梦乡了。何况当时谁也没有手表，一切行动通过连队值班干部敲那块挂在榕树下的废铁来指挥。
有一天漾漾破例没有出去，拿出一沓信纸在油灯下写啊写。我和小李坐在各自的床上愣愣地看着她。她不知怎么觉察到了，抬起头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阿斌要我写封信，把我俩的事告诉家里。”什么叫“我俩的事”？我糊涂了。就这么单独出去几个晚上，便把自己和一个男生称作“我俩”？唉呀，我可不干，好在我记住了母训。
大约又过了两三个月，一个男生来找我，谈约会的事。当然不是和我，是请我把这个意思传达给小李。小李是个一说话就脸红的姑娘，老实能干，这样的人惹男生喜欢，我知道。但她怎么会答应呢，她只比我大两岁。万万没想到，我一告诉她，她就绯红着脸默许了。
当天晚上，草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像受了莫大的委屈，一种被冷落的感觉占据了我的心。同时我又隐隐地有点儿不满：不是来接受再教育吗？怎么都去谈恋爱啦。早知道这样，我才不和他们一起来呢。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第一次失眠了。
那几天我一反疯疯癫癫、又唱又跳的常态，蔫头耷脑，闷闷不乐。漾漾和小李变着法儿逗我，可“晚汇报”完毕，抱歉地笑笑，还是走了，不过早些回来伴着我。感激之余，我突发奇想：现在要是有个男生来邀我出去，怎么办？对策没想出来，我就泄气了。谁会来找我呢？在男生们眼里，我是个大孩子，他们都把我当小妹妹看呢。
大约男生们看出了我的心思，派了两位大个子找我谈心，说是：“你太小你不懂。以后你也会找朋友，恋爱结婚当妈妈。你是个可爱的小女孩，我们学校那位年轻的工宣队员和另一位男生都很喜欢你，不过你没注意罢了……”我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但我真有几分高兴，甚至暗暗抱怨：他们为什么不找我，或者请另一个人转达（好像我帮人做过的那样）呢？此事始终没有查证，但我又开始唱唱跳跳说说笑笑了。
直到我一年后离开农场，都还是众人的小妹妹。从没有和哪个男孩子单独在一起过，更不用说月夜约会之类的浪漫经历了。但内心深处，却开始滋生了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渴望……
信与男孩子
第一回收到男孩子的信我十二岁，刚上初中。在学校寄宿半个月回一次家。想家想得厉害，天天去传达室两趟，妈妈和女友的信都能让我看出眼泪来，但我从未想过会有男孩给我写信。
看着信封上歪歪扭扭的字迹和陌生的乡下地址，我好生奇怪。急急忙忙拆开一看，原来是他写来的！信上并没有一点儿刺激人的地方，只因为是男孩写的，我的心便怦怦乱跳。那男孩读小学时跟我同班，尖嘴猴腮，又矮又瘦，成绩还特差。而且他从来“不自量力”，强壮的男同学欺负他他决不示弱，哪怕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考初中时全班就他一人名落孙山，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信上他告诉我已经去了离长沙百把公里的一个农场。
虽说几次留级他也不过十五六岁，我一想他那么瘦小去农场能干什么，不禁起了怜悯之心。何况他在信中一再感谢我对他的帮助，说是辜负了我的期望，我心中自然很受用。其实那是老师交给我的任务，谁让我是班长呢！只好天天去问他会不会做功课，或是在他打架时挺身而出极力劝阻。说来也怪他总是很安静地听我讲解，但成绩从没有大的起色，以至我开始怀疑他的智商和我自己的讲课能力。可平时他动作极灵敏反应又快，听说在家里是长子要做许多家务且能灵活地避开他爸爸高扬的鸡毛帚和竹篾条。有一回早自习，教室里突然开了锅似的，抬头一看又是他和另一个胖男孩打了起来。他哪是人家的对手，几个回合之后，身上早已挨了几拳。我和几个同学好歹把他俩扯开，忽见他气哼哼抄起一块课桌板，我料他不敢扔便往他前面一挡，谁知那块板竟飞了过来，不偏不倚砸在我右脸颊眼睛与太阳穴之间，顿时血泪交流，被送去医院缝了两针。医生说我运气好，那块板偏左一些，眼睛要瞎一只，偏右点怕连小命也难保。
包着块大纱布我着着实实当了几天独眼龙。他吓坏了不断地对我作口头和书面检讨，一再声明旨在教训霸道逞强的胖男孩决不想伤害我。因为没破相没丢命我很大度，告诉他打了谁都不好还是专心学习要紧。这以后他打架少了但学习依旧跟不上，终于考不上初中悄悄地失了踪……
想不到第一回接到的异性来函竟出自这么一个男孩的手，芳心不免失望但还很清醒：此事涉及男女关系不可掉以轻心，老老实实交给高中部的辅导员大姐姐请示怎么办。那位大姐姐笑眯眯地说：“你应该回信，他小小年纪独自离家下农村，正需要有人鼓励。”
于是我和他开始通信，自以为在帮助后进，很真诚、很纯洁、很光明正大，根本不知天高地厚农村艰苦农活难学，我只会居高临下讲大道理。他倒好，从来不计较不反驳也不诉苦，反说受了启发，农活干得有进步，安心多了之类的话，还一个劲地谢谢我，足足让我得意了两年。这当中他回过几次长沙但我们从未见过面。他总在返农场后才来信说，他想见见我，在我家门外徘徊多次总没有勇气进去。我很不以为然觉得他整个是小家子气，从此写信更多了几分趾高气扬。
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击碎了我的大学梦，在学校我被划入了“黑七类”狗崽子的范畴。往日的清高和骄傲至少在表面上荡然无存，只有他照旧个把月来一封信，不谈运动，不谈红海洋，却只说自己高了壮了，和老职工处得很好，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还大赞他们农场清静安逸最适宜看书，问我可否愿意去散散心。我在惶惑中完全没理会他的好意，常常过很久才敷衍一封回信。
就这么到了1968年深秋，突然他来了封长信，说看来书读不成了，你迟早也要下乡。我们农场山清水秀，离长沙不太远，何况我已是熟练的农工，样样活拿得起放得下，你不妨来这里落户……十六岁的我隐隐觉得有一些温馨，但自尊心特强口里决不肯承认，想想他那副尊容怪不自在，哪里会考虑落户的事。再说内心深处还想着能回校念书呢！随手把信给两位女友看了，三人嘻嘻哈哈商量要写一封措辞激烈的回信。我们的作文在班里是拔尖的，由我执笔，一人一句，很快完成了“杰作”。通篇冠冕堂皇的豪言壮语，说是好儿女志在四方岂能自作主张，锦绣河山天地广阔何处不能大有作为！
信寄出后大约过了个把月，那一日锣鼓喧天全城沸腾又传来了最新指示，我们的命运在一瞬间无可选择地决定了：全体下乡！口里高喊“很有必要”，心里却有些发虚。不知前方等着我们的是什么，而且那一刻我才发觉学校是多么让人依恋！
他再没有给我来信，我乐得轻松连他的地址也忘在了九霄云外。几个月后我和一帮同学抹着泪唱着歌雄赳赳气昂昂去了海南的军垦农场，渐渐知道世界复杂人间百态真情可贵。也不时想起他，奇怪自己的狂热和他那份清醒，同时不能不承认，与他通了几年信，无形中增长了自信，减轻了出身不好的重压。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那种近乎捉弄人、伤害人的洋洋自得早已不复存在，从心底里涌出的歉意和自责却无人可表。回了几次母校问过一些同学，都不知他的去向他的境况，惟有默默地为他祝福，愿好人一生平安。
一起哭过的女友
认识安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刚上初二的时候。
班里新来了几个同学，都是因为留级，其中惟一的女孩就是安。
那时我正为转学不成而苦恼。成绩名列前茅的骄傲和因家庭出身有问题而被免去班长职务的自卑同时交织在心里，便希望换一间学校就可以像小学时那样无忧无虑。可学校不同意让我转学，这使得十三岁的我很不开心，也无暇去注意新来的安。印象中她并没有一般留级生的沮丧，我们住在一间寝室，常常听到她略带沙哑的歌声和笑声。
开学不到两个月我遇到了更大的打击。那天下午刚上完笫一堂课就有人十万火急地叫我，说传达室有我的电报。
电文是冷冰冰的四个字：父亡速归。我整个儿懵了：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边哭边记起上星期天回家，妈妈告诉我已出差半个月的爸爸来信了，再过个把星期就返长沙……
我们学校在市郊，一天两班船一班车到长沙都已过了时间。我茫然失措不知该怎么办，安就抹着眼泪很有主意地挺身而出，带我去拦过路车。
有位司机听了安打着哭腔的叙述，又见我可怜兮兮，满脸泪痕，一挥手让我俩上了车。
安一直把我送回家，大姐姐似的千叮万嘱才离开。家中只剩下老保姆和两岁的小弟，妈妈被爸爸单位的车接走了，爸爸即将启程归家时突发急病撒手而去……
第二天一早安又来了，眼睛有点儿红肿。伴着我等到我妈妈回来，她也该搭船回学校了。妈妈流着泪对安说：晓琪在班上年纪最小，不懂事，现在又没了爸爸，你多指点她帮助她。安哭出了声，好不容易才说：伯母，你放心！从今后晓琪就是我的妹妹。
安说到做到，在学校里时时以姐姐的姿态出现，下了课有事没事都陪着我，明明听见风言风语在说：“安真傻，和宋晓琪一起哭那个起义的国民党军官父亲！”她却完全不当回事。最可爱的是她觉着当姐姐的学习不能太差，半年之内硬是把成绩提高了不少。
我习惯了接受安的关心、爱护，也习惯了她总是高高兴兴，不知忧愁。直到有一天她噙着泪花告诉我，她的妈妈心脏病又犯了，而她爸爸，一个4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工程师，自从打成“右派”后便被发落到一个小县城，要回来一趟都不容易……我像是初次相识瞪大了眼睛着着她。我突然感到了自己的肤浅和自私，羞愧的泪珠滚落了面颊。安有些慌，拉着我的手说：你别急，我妈很快会好的。
我和安的友谊就这么延续了下来。在“文革”那火药味很浓的日子里，在上山下乡那段艰苦而又迷茫的岁月中，在我俩分别为人妻为人母之后，我们始终书信来往，互通消息。
在我的朋友中，安是挺特别的一个，我们彼此间的真诚相待和思念、牵挂，始终不曾改变。最近偶尔从书上看到这么一句话，作者的名字记不住，但那句话却立即印在了脑子里：“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起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忘。”
湘音如歌
转眼间离开故乡长沙已有二十多年了，那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我和我的许多同龄人的命运，是在1968年12月的一个冬夜里毫无选择地决定下来的。欢呼过那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发表，我们就知道，该和长沙道声再见了。
半个多月后，我和一帮同学登上了南下的列车，接着又踏波斩浪，到了海南岛。我突然觉得很陌生，甚至有点儿害怕。不单为那热带的阳光，那寂静的山林，更因为耳畔时常回响的不再是熟悉的湘音。早先并不觉得特别好听的“省语”——长沙话，这时对我来说却是又亲切又悦耳。特别是当我调到农垦文工团，按规定只能操普通话之后，偶然听听、说说长沙话就几乎成了奢侈的享受。每每有同学探亲路经海口市上我那儿小聚，我都忍不住一跳老高，带着辣椒味的长沙活也随之倾泻而出，为此我着实挨过几次不点名的批评。
从海南调到广州后我学会了广东话，虽说时有破绽却也非常流畅，到农村、山区采访时还可蒙混过关，赚得几句“你的广州话说得很地道”之类的称赞。平日里为工作方便仍以讲普通话为主，时间长了也就不怎么露湘音的尾巴。让人猜籍贯就都不往湖南靠，远的说东北、陕西，近的也扯去江浙一带。最后还是由我自己洋洋得意说出来，而且加上几句不掺假的长沙话用以佐证。
年年回长沙最激动的是步入火车站那一刻，突然间那久违的乡音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接客的问好的兜售汽车票的……一浪高过一浪。我就竖起双耳从乡音中穿过，像在听一首动人的歌。
在长沙的日子里我喜欢钻进小街小巷，或夹在市场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听大爷大娘们呼叫顽皮的孙儿回家吃饭，听买主卖主们讨价还价最后欣然成交……有时耳边不觉变幻出儿时常常听到的“香干子酱油，酱油香干子”的叫卖，还有“纸包冰罗，才来的果露纸包冰罗”的吆喝，真是抑扬顿挫，妙不可言。
老大的人了，却听不得人说长沙话难听，有广州人说你们长沙话又快又尖，叽哩呱啦好像在吵架。我便百般争辩，甚至不惜贬粤语抬高湘音。也有广州几说唉呀那个长沙话真是好听，一句不懂就像唱外语歌。我立即陪着笑，一点儿不谦虚地回答：都这幺说呢！那歌还是民歌风格的，又甜又亮。
最遗憾的是从未用湘音谈过恋爱离家时太小，视谈恋爱为洪水猛兽从未涉足爱河；去了海南又是同学堆中最小的，眼巴巴看着哥哥姐姐们热火朝天交朋友，自己仍是众人的小妹妹；待到出落成如花女子又几乎远离了所有的同学，普通话、粤话、海南话、客家话、潮汕话不绝于耳，间或也有说情示爱的，只是缺了用湘音道出的温情。二十年后，有当年的同学告诉我，曾经喜欢过我，暗示过我，可我竟傻愣愣地没有反应，整个儿混沌未开，也就不便穷追猛打。我于是仔细回想却怎么都忆不起有什么关于爱的暗示，只好把这陈年老案归档封存，到底不知道用长沙话谈恋爱是什么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