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以经义取士也，将以明经乎？抑以晦经乎？其出于明经也必矣。然吾观今之经义，则其弊适足以晦经。夫晦经非设科意也，盖宋人之有帖书墨义也，离其前后之文，以验其记诵，其事至陋，才士耻为之。至一变而为经义，则剖析义理，不徒记诵矣，故当时名之曰大义。而我国朝因之，盖其着为功令者，不过以观士之能通经术与否，而初非以此困之，使出于不可知之途也。今取洪、永间经义读之，言约理明，浑厚朴直，亦何尝剽剥割裂而为无根之辞乎？起昔人于今日，而为其剽剥割裂者，将或有所不能。进今人于洪、永，而为其浑厚朴直者，岁月之间可至矣。惟昔之为经义也易，而上下之好尚出于一，故士子气完力余，得以究心于天下之实学。惟今之为经义也难，故士子劳精神、穷日夜以求工于无益之空言，而不可施于用。且为之者益多，则其趋益乱。趋益乱，则上之人无所据以定其取舍，而其途益惑。趋乱而途惑，则士子益咎其文之不工，而无暇于实学。实学荒，则其不遇者文质无所底，而其遇者以贪冒为得计，以廉耻为迂疏，且尽举其所以徼幸于科名者而推之于政事之间，而科举之法遂大敝。夫科举之法敝，则郡县无循吏，疆场无能臣，欲寇盗平而四裔服，不可得也。
然而科举之敝所以至此者，无他，上之人不知驱士子以出于实学，而听其所趋，反相率而从之故也。嗟夫！如是而犹以科举之设为明经者，其亦不思而已矣。
吾故以为，将驱天下之士而使之出于实学，则必宜复祖制五篇之法，于七义中减其二道，而阅卷必三场通较，不以一场为去取。经义取辨析义理而已，浮华者务在必黜，则士子亦安肯故为其难，以出于必不利之途哉？论则求其驰骋经史，表则求其骈丽四六，判则求其明习法令，策则求其晓畅治道。此虽与经义等为空言，然工拙易辨也。宋人既立经义，尚为宏词科，以收词赋之士，以继古者之制科。今独不可推其意于二三场哉？
昔黄庭坚在贡院四十六日，九人半取一人。今主司鉴裁之明或不如古，而以数十人取一人，又程之于数日之中，日力无余，故所弃之卷，有不及阅二三场者，有不及阅经义者，有并不及阅书义者。所弃如此，则其所取可知也。吾又以为，当宽其较阅之期，使得研核再四，以定其去取。至于士子平日所习之书，若经若史，一以颁诸学宫者课之，而尽焚其私刻，使耳目不淆。此数者行，则天下之实学可以渐而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