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后，设科取士之法，莫善于汉之贤良方正，莫不善于唐之诗赋取士。宋初稍沿唐制，及安石变法，始专用经义，而诗赋之科，终宋世数起数废。要其所谓经义者，特安石之新说而已。虽绍兴以后王学稍衰，而河南、荆舒对立为两，则学者犹多蹖驳也。至我明高皇帝，厘正经术，宗濂洛之义理，存先汉之注疏，使士子有所据依，于是释老庄列影响依附之言廓然尽矣。且其制有论，有诏诰表判，有时务策，三场并重。而科举之外有辟举，有岁贡，三途并用。故我国初得人之盛，雄视西京，士子之应科目者，无上书觅举之弊，无群聚京师之扰，无请谒举主之隙，规制之善，汉唐宋皆不及也。自宪皇帝以后，所谓三途者遂废其二，而科举始独重矣。近则三场之所重者，止于七义。七义之所重者，止于三义。而科举之法弊矣。或者议欲废之，或又以为国家三百年来，文武忠孝之士皆出是科，但当遵行无变。余窃以为，二者之论皆非也。废科举者，其意一出于荐辟，而不得其法，其弊更有甚于科举也。
然科举之法则诚弊矣。《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今诚少变科举之法，参用辟举、岁贡之法，何为不可？夫天之有象纬一定者也，然治历者非随时修改，则数十年而一差。况人才气运之相推，如江河而未有极乎？使吾变之而畔违乎祖制，无变可也。其大者适与我祖制同，而其小者质之立法之意而无谬，何为不可？愚不自揆，作为《科举论》三篇，以俟知言者折衷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