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对承乾多亏礼法的事还是了解的，但他并未放弃对太子的教育。贞观五年（公元631年）6月，太子少师李纲病逝后，太宗又选任了于志宁和李百药为太子左庶子和右庶子，来教育太子。李百药针对太子承乾“间燕之后，嬉戏过度”的情况，作《赞道赋》以讽之。此赋的内容是述古来储君成败之事，以诫太子，甚得太宗赏识，并赐给他彩物五百段。然而太子承乾却终不悔悟。太宗也对于志宁提出过要求：“今皇太子既幼少，卿当辅之以正道，无使邪僻开其心。勉之无怠，当称所委。”志宁也因承乾数亏礼度，志在匡救，撰《谏苑》二十卷讽之。之后，又有大儒孔颖达、以敢于直谏而闻名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给事中张玄素等为太子石庶子，共同辅佐太子，以匡正过失。太宗对杜正伦说：“今太子年在幼冲，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见之，可得随事诫约。今既委以监国，不在目前，知卿志怀贞慤。能郭直道，”“以匡太子”。
承乾在政治上迅速下滑而且不听劝谏，一意孤行，是在贞观13年（公元639年）之后。据史书记载，贞观13年十2月，太子承乾“颇以避畋废学”，张玄素上书切谏，指出“若骑射畋游，酣歌戏玩”，“臣恐殿下败德之源在于此矣”，但谏不听。贞观14年（公元640年）十2月，太宗听说张玄素在东宫数进谏，擢授银青光禄大夫，行左庶子。承乾尝于宫中击鼓戏乐，玄素叩合切谏，承乾出宫内鼓，对玄素毁之。承乾久不出宫见官属，玄素功谏说：“朝廷选贤以辅至德，今动经时月不见宫臣，将何以裨益万一！”并指出，不近贤哲，“便是亲嬖幸，远忠良”。承乾仍不听。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6月，太宗下诏令，规定“皇太子出用库物，所司勿为限制”。于是承乾发取无度。玄素又上书：“圣上以殿下亲则父子，事兼家国，所应用物不为节限，恩旨未瑀六旬，用物已过七万，骄奢之极，孰云过此！况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淫巧，昵近深宫。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隐密，宁可胜计！”承乾恶其书，“令户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马箠击之，几毙”。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5月，“太子治宫室，妨农功，又好郑、卫之乐”，太子詹事于志宁谏，不听。承乾又“宠昵宦官，常在左右”，志宁又上书劝其要屏黜小人。承乾览书甚为不悦。承乾“以务农之时，召驾士等役，不许分番，人怀怨苦”。他上书再谏。于是承乾大怒，“遣刺客张思政、纥干承基杀之。二人入其第，见志宁寝处苫块，意不忍杀而止”。承乾不喜谏者，他甚至说：“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
承乾的侈纵败德愈演愈烈。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时，他曾招募亡命在逃的官奴盗民间马牛，并亲临烹煮。与厮役、奴婢分而食之。他选左右貌似突厥的人，五人为一落，辩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他还说什么：“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思摩，即指阿史那思摩，是受过唐太宗封赏的突厥部落酋长。承乾发誓当了皇帝后，甘愿当突厥酋长之下的小帅，可知他已发展到既狂且愚的程度了。
承乾身边有一太常乐人，“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宠幸，号曰“称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称心杀之，承乾痛悼不已，在宫中筑室，立其像，以申哀悼之情。为此，他还托疾数月不朝参。他“常令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鼓角之声，日闻于外”。承乾失德已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了。
唐太宗最终还是将太子承乾废黜了。承乾被废除的直接原因是太子“谋反”。而承乾走上这条绝路是同太宗有直接关系的。太子承乾的失爱与魏王泰的被宠几乎是同时的。这就造成了魏王泰负其才能，潜怀夺嫡之志，折节下士以求声誉。于是双方多树朋党，而朝中的文武之臣，也各有附托。承乾及其党羽极力想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维护太子的皇位继承权。然而，他们也预感到自己处境的岌岌可危，于是使密谋对策，制定了应变计划。
太子党羽之中有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汉王元昌是高祖李渊的第七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被封为汉王。元昌在州、所多为不法，太宗手敕责之。初不自咎，更怀怨望。他知承乾嫉魏王泰之宠，乃相附托，图为不轨，劝太子反，并说：“比见上侧有美人，善弹琵琶，事成，愿以重赐。”侯君集曾参与过玄武门之变，也是一员善战的大将，在平定吐谷浑和高昌等战役中，战功显赫。但在平定高昌之役中，曾私取珍宝，将士知之，竟为盗窃，君集不能禁，为有司举劾而被下狱，后虽被释放，但从此“志殊怏怏”而怀怨望之情。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时为东宫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数令楚石引君集入东宫，问以自安之术。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机图之，亦因劝太子反。曾举手对承乾说：“此好手，当为之用。”李安俨是宫内禁卫，他深自托于太子，承乾也厚赂安俨，“使诇上意，动静相语”。赵节其母为高祖之女长广公主；杜荷乃杜如晦之子，尚太宗女城阳公主，他们均与太子亲预其反谋。凡同谋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烧成灰和酒饮之，誓同生死。另外，承乾还阴养刺客纥干承基等及壮士百余人。
太子之党采取的措施有二：第一，派刺客纥干承基等谋杀魏王泰，以除去夺嗣的对手，但这一计划并未能实现。第二，“潜谋引兵入西宫”，妄图发动宫廷政变，逼迫太宗退位。甚至杜荷还为太子出谋：“天文有变，当速发以应之，殿下但称暴疾危笃，主上必亲临视，因此可以得志。”如果这一阴谋得逞，太宗的政治地位也是十分危险的。
然而，就在承乾及其党羽策划阴谋政变时，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2月，齐王李佑在齐州发动了叛乱。承乾闻讯，得意地对纥干承基说：“我宫西墙去大内可二十步耳，与卿为大事，岂比齐王乎！”齐王李佑的叛乱被迅速平定，在审理案情时，事连纥干承基，承基坐系大理狱，当死。4月，承基供出了太子承乾一伙密谋政变之事。于是太宗敕令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积、孙伏伽、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共同审理这一重大案件。前后事皆验明，“反形已具”。废承乾为庶人，徙黔州。贞观十9年（公元645年）卒于黔州徙所。汉王元昌赐自尽于家，候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皆被斩。太子党的政变阴谋也宣告流产。
李泰，字惠褒，长孙皇后所生，太宗第四子，承乾的胞弟。少善属文，天资聪敏。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徙封魏王，二一一年（公元647年）进封濮王。太宗“以泰好文学，礼接上大夫，特命于其府别置文学馆，听自引招学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趋拜稍难，复令乘小舆至朝所。”由此可见，太宗对魏王泰特加宠异，时在贞观十年。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而说此时太宗已有废太子、立魏王之心。因为贞观9年时（公元635年），太宗还放心地把细务委托给太子承乾处理，太子还颇能听断。之后太宗每出行幸便令太子监国。胡三省对李泰置文学馆一事注云：“为泰图东宫张本。”但是，这只能是李泰因受到太宗的爱重，自以为夺嗣有机可乘而已。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魏王府司马苏勖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着述为美，劝泰奏请撰《括地志》。勖博学有美名，甚为李泰所重，泰听从了他的劝告，于是奏请太宗批准，引着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修撰。一时之间，“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功毕，十六年正月上《括地志》。太宗诏令付秘阁，李泰和萧德言等均受到奖赏。这件事提高了李泰的声誉，也延揽了人才，增强了李泰的政治力量，更重要的是博取了太宗的欢心。李泰上《括地志》时，也正是太子承乾失德最甚的时候。太宗于此时产生废承乾而立李泰之意，是合于情理的。唐太宗对李泰的宠爱超过了太子承乾还有如下记载。贞观14年（公元640年）正月，唐太宗亲临魏王泰延康坊宅第，并因此而赦免了雍州及长安死刑之下的罪犯，免除了延康坊百姓当年的租赋，赐泰府官僚帛各有差等。对于李泰而言，这是一种特殊的恩宠。因为李泰宅第在延康坊，属长安县管辖，长安县死刑以下的囚徒被赦免以及延康坊的百姓当年的租赋被蠲免，都是因了李泰的恩泽。
唐太宗不能不决心立魏王为嗣，也许是看到魏王在朝中的力量太弱。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十2月，魏王泰已受到太宗恩宠，当时就有人说：“三品以上多轻魏王。”贞观11年3月，太宗曾以礼部尚书王珪为魏王泰师，并对魏王说：“汝事珪当如事我。”以此来巩固魏王的地位。但是直到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朝中重臣支持魏王的不见于记载，而反对李泰恩宠踰制的反而不少，其中比较坚决的有魏征和诸遂良等人。魏征对太宗说过这样的话：“殷人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已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
太宗对魏王的偏爱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魏王自觉有宠于太宗，便有了政治资本，于是“潜有夺嫡之志，折节下士以求声誉”。他招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余人，厚加赠遗“寄以腹心”。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相继摄李泰府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臣，津通赂遗”。“因说以魏王聪明，宜为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讬，潜为朋党。”承乾也网罗党羽，双方已剑拔弩张。承乾惧泰凌夺，阴遣人诈称泰府典签，至玄武门上封事，其书皆言李泰的罪状。他还私养刺客，以谋杀魏王。
但是，由于太子承乾一伙阴谋政变的失败，太子党羽尽被铲除，承乾被废。魏王泰便以为太子的地位垂手可得了。于是，他天天入大内侍奉太宗。太宗也亲许立其为太子，大臣岑文本、刘洎亦劝太宗立魏王为太子。李泰还对太宗说：“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也许太宗过于偏爱李泰，为其巧言所迷感，对大臣说：“人谁不爱其子，联见其如此，甚怜之。”然而，谏议大夫褚遂良却对李泰的话一针见血地给予揭露，他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表面上看褚遂良不反对太宗立魏王为太子，而实际上是提醒太宗，立魏王，晋王李治必有杀身之祸。褚遂良的话对太宗而言不啻是一副清醒剂，对他震动极大。魏王泰这时也认为，能和他争夺太子地位的也只有晋王李治了。于是，他便对无政治经验而又性格懦弱的李治采取了威吓的手段。他说：“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李治听后果然忧形于色。太宗也感到奇怪，多次问其原因，李治以实相告。太宗听后开始后悔许下立李泰为太子的话。承乾被废后，太宗也曾面责过承乾。承乾则说：“臣为太子，复何所求！但为泰所图，时与朝臣谋自安之术，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耳。今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对大臣说：“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于是，太宗下诏：解李泰雍州牧、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降封东莱郡王。并作规定：“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后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徙居均州之郧乡县。永徽三年，泰死于郧乡，时年三十五岁。
李治，字为善，小名雉奴，唐太宗第九子，长孙皇后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6月生于丽正殿。五年（公元631年），封晋王。七年（公元633年），遥授并州都督。幼而歧嶷端审，宽仁孝友。少年时向着作郎萧德言学习《孝经》，太宗问李治：“此书中何言为要？”李治回答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李治对儒家的忠孝思想领会透彻，太家听后高兴地说；“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李治九岁时，其母文德里后长孙氏去世，李治悲戚哀伤，感动左右。李治幼年便以仁孝闻名，并因此特别受到父皇世民的宠爱。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4月，承乾被废为庶人后，李治与其胞兄李泰二人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而李泰则处于更优越的地位。因为泰年长，身边也已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且他还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才能。然而，李泰也有他的另一面，即悖宠、逞尊、骄奢、傲物、狡诈，在朝廷重臣中缺乏强有力的支持者。李治年幼，虽然也受到父亲的宠爱，但因自己之上有几个哥哥，因此，他从没有过做太子的奢望。他以仁学着称，性协懦弱，也缺乏政治胆量。开始，两个兄长都不把他看作是角逐太子的对手。承乾、李泰为了争夺储君之位，各自组强自己的力量，“遂使文武之官，各有讬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但他们最终被太宗“两从废黜”，落得两败俱伤的结果。李治在无意之中得渔人之利，太宗只有立李治为皇太子了。
若立李治为皇太子，考虑到他年幼，既缺乏政治能力，又没有明显的政治势力的支持，为使皇统顺利地下传，太宗必须组织力量，支持李治。太宗御两仪殿，仅留重臣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积、褚遂良等人，并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三子，谓齐王佑、太子承乾、魏王泰；一弟，谓汉王元昌），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于是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太宗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下刀交给晋王李治。无忌等问其原因。太宗说：“我欲立晋王！”无忌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太宗又对无忌等人说：“你们已同意我的意见，不知外议如何？”无忌回答说：“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请陛下问百官，如有不同意见，即是臣负陛下。”太宗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官，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等明言之。”众皆欢呼，说：晋王仁孝，当为嗣。”太宗大悦，于是立晋王为太子，御承天门楼，赦天下。李泰则被幽禁于北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