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良佐长孙皇后
在中国历史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公认的四位出类拔萃的封建帝王。说到秦始皇，人们便会想到他筑“万里长城”；说到汉武帝，人们便又会联想起“张骞通西城”；说到唐太宗，自然便会记起“贞观之治”。而“贞观之治”的形成，又不能不说它还得力于唐太宗的“良佐”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是北魏拓拔氏的后裔。拓拔氏属鲜卑族，经历了南北朝时代的民族大融合，已经汉化。长孙皇后的祖上为魏室高宦，位居宗室之长，故称长孙氏。据史书记载，她父亲长孙晟，是隋朝的中骁卫将军。她自幼好学，很懂礼貌。父亲早亡，她与胞兄长孙无忌便由才识高深的舅父悉心教养。公元601年，年反十三岁的长孙氏便“嫔于太宗”，因她识大体，顾大局，有卓见，便为当时还是秦王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宠幸，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册封为秦王妃。武德9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封为皇太子，她被册封为太子妃。唐太宗即位，她被立为皇后，史称长孙皇后。
玄武门之变的前前后后，李世民真切地感受到长孙氏是一位有政治头脑，有远见卓识，有才学能力的贤德女性，是自己的“内良佐”。从此以后，他便很注意听取和尊重长孙皇后的意见。长孙皇后则也十分注意自己的身份地位，常说：“妾以妇人，岂敢豫间政事？”所以，她决不干预朝政，“造次必行礼则”，只是很注意礼节地对唐太宗进行规劝谏言，这样来全力辅佐太宗。
据史书记载说：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唐太宗因她是长孙皇后的亲生女儿，特地下令以比太宗自己姐姐永嘉长公主出嫁时的陪嫁高过一倍的嫁妆送给长乐公主。大臣魏征在一次上朝时，当着文武百官，用汉明帝封皇子的历史故事讽谏太宗说：“过去，汉明帝想要加封自己的儿子，便对臣下们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比呢？我封给他的封地和俸禄户数只有先帝儿子的一半。现在陛下资送永乐公主的嫁妆却是先帝资送水嘉长公主嫁妆的一倍，这不是与汉明帝的想法相差太远了吗？”魏征是谏议大夫，唐太宗应允过他可以“犯颜直谏”的，况且，他的这个谏言是按法办事，太宗尽管心里不高兴，却还是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回到后宫，太宗便把这件不愉快的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不仅不为自己亲生女儿争嫁妆，反而赞叹说：“我听说陛下十分器重魏征，却还不知是什么缘故。今天听你说了他对长乐公主陪嫁的谏言，他真正是以礼义引导陛下抑制自己的感情而依法行事。这样的臣子，真正是社稷之臣啊！”又说，“我与陛下是结发夫妻，我又得到陛下的珍爱和宠幸，可说是情深义重。而我平日对陛下讲话，尚且要察言观色，深怕冒犯了陛下的威严。而魏征只是陛下朝廷里的一名臣下，他与陛下无论在情感或礼义方面，都远不及我与陛下亲近，而他却竟能如此直言谏议，不计个人得失，能够这样做的，连先贤韩非子都说很难，东方朔也说这很不容易，现在魏征却做到了。这样的贤臣，实在难得啊！”长孙皇后还借这件事深一步对太宗说道理。她说，古人云：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对于治理一个国家的皇帝来说，能采纳正确的意见，则国家社稷便得安宁；总是拒绝正确意见，则这个国家的政治必定会崩乱。长孙皇后真心诚意地希望太宗仔细思索古人说的这个道理，使大唐的社稷得到福祉。
听了长孙皇后的这番话后，太宗转怒为喜，心里豁然开朗。长孙皇后还派人给魏征送去赏钱四百缗，绢四百匹，以表彰他抗言直谏。原来，太宗即位后，采纳了长孙皇后的建议，建立了一种奖励直言进谏的制度。凡敢犯颜直谏者，可得赏钱赏绢。长孙皇后还传话给魏征说：“过去只是听说你常能犯颜直谏，这次你进谏皇上送资长乐公主一事，我才真正看到。长乐公主虽是我亲生的女儿，但我以为你讲的道理对，皇上已改正了，所以应该赏赐你。希望你一如既往，不改正直。”魏征十分感动，不但对太宗，对长孙皇后也十分敬佩。并立即回书皇后，表示一定“为大唐江山，不惜尽绵薄之力。”从此，长孙皇后也更明白，魏征这样敢犯颜直谏的贤臣，是唐太宗不可缺少的臂膊。多有这样的臣子，是唐太宗，也是大唐社稷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所以她也十分注意保护这样的大臣。
有一次，太宗罢朝归来，满脸悻悻然，口中连声愤愤道：“迟早我非杀掉这个乡巴佬不可！”长孙皇后忙问他因什么事要杀谁。太宗说：“就魏征这个老东西。他总是在朝廷上当众忤逆，给我难堪，弄得我下不了台。”太宗骂魏征是乡巴佬，是因为魏征出身于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西县）一个地方官吏家庭，由于父亲较早去世，魏征从小生活孤贫，还曾一度做过道士。隋末农民起义爆发，他才参加了李密领导的瓦岗军。长孙皇后见大宗越说越气，便不发一言，只悄悄地退入内室。也谙悉太宗的行事，生恐太宗因一时暴怒，杀掉了魏征。
长孙皇后退入内室，换上朝服，再来见太宗。太宗一见皇后这身打扮，十分惊愕。因为在唐代，按规定，皇后穿上朝服，是参加受册、助祭或朝会等大事的隆重礼仪。长孙皇后还向大宗祝贺。太宗问：“贺从何来？”皇后说：“我读古书，上面写道：君明臣直。只有皇帝贤明，才能有直言进谏的贤臣。刚才听你说的，魏征敢直言顶撞你，是因为你贤明。我哪能不祝贺呢？”太宗听了，恍然大悟，立刻转怒为喜，并准备照章给魏征赏帛五十段。长孙皇后又说：“我还听古人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希望陛下掌握这三镜，以防止自己出过错。”太宗听了，十分钦佩，拉着长孙皇后的手，十分亲昵。长孙皇后接着说道：“古人还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自照，必借忠臣。魏征乃忠臣，望陛下爱惜他。”太宗点头称是，并说：“朕定将魏征的奏章放在案头，贴在屏风上，以便出入观看。”乘太宗高兴，长孙皇后又建议，对犯颜直谏的，除赏钱赏绢之外，还应该提高谏议官的地位，最好规定宰相入内议国事，必须有谏议官随入，豫闻国事。这个意见，太宗也接受了，并且后来还作为一条规定，谕示朝廷。于是，“纳谏之风大兴”。
长孙皇后为了辅佐太宗，为了唐王朝的国家社稷大业，机智地救了魏征，弥补了太宗的阙失。又有一次，大臣房玄龄因一件小事，被太宗斥退，并要遣归家门。房玄龄十分惊恐，忙入宫叩头请罪，太宗盛怒之下，仍不准宽宥。当时，长孙皇后正病危，听说此事，心中十分不安。她知道，房玄龄曾跟随太宗多年，在太宗东征西讨时，为太宗出谋划策，屡建功勋，是一位贤臣。在弥留之际，长孙皇后仍不忘规劝太宗说：“房玄龄一直跟随陛下，忠心耿耿，不愧为一名贤良功臣。如果不是犯了很大的过失，望陛下不要抛弃他。”长孙皇后诀别诤言，深深打动了大宗。长孙皇后死后，太宗便忙召回房玄龄，并恢复了他的职位，不仅使房玄龄，也使很多大臣都十分感动。
长孙皇后自幼随舅父熟读古史，深谙中国古代自汉魏以来，因外戚专权，扰乱国家社稷，以致天下不得太平。唐太宗继位后，时时不忘“以隋为戒”，长孙皇后自然高兴。但她常常提醒太宗，对外戚专权也不可掉以轻心。她曾着书立说，力陈外戚专权的危险。在着论驳汉明德马皇后时，批评马皇后在抑止外戚专权的作法上是舍本逐末：不是抑退外威，而只是批评拥重权的外戚生活上腐败奢糜。她以古为镜，严格自律，绝“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
一次，唐太宗要封长长孙皇后的兄长长孙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宰相）。长孙皇后马上上书大宗说：“我进宫为皇后，已是尊贵到极预了。我实在不愿意我的兄弟和侄儿们都到朝廷做官。汉代就是因为皇后嫔妃的亲戚都到朝廷当官，结果，外戚专权，天下大乱，汉王朝也就灭亡了。这个教训铭心刻骨，应该引以为戒。”但长孙无忌与唐太宗是布衣之交，玄武门之变，长孙无忌功不可没，他是唐太宗开国的元勋功臣。就是没有长孙皇后这层关系，唐太宗封他高官厚禄，他也是当之无愧的。所以，这一次太宗不打算接受长孙皇后的建议。长孙皇后见太宗执意要加封自己的兄长，便又劝太宗说：因为自己是皇后，我的亲戚就得到高官厚禄，这不是一种好的举措，它容易导致危险。为了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得以永久的保全，所以就得慎重，不要授予他们很大的权力，让他们处在非常显要的位置上。如果皇上定要加封，就请封他们到京部之外的地方作一些闲差吧！一面还暗中密命长孙无忌经常向唐太宗“苦求逊职”。因为长孙皇后反对，长孙无忌又多次跑来请求辞职，唐太宗最后只好封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后意乃怿”，长孙皇后这才同意了。因为“开府仪同三司”只是一品散文官，荣誉虽高而无实权。
在后宫，长孙皇后是一官之主，她既能依法而治，又能“下怀其仁”，替唐太宗解除了不少后顾之忧。有一次，后宫中有一宫女不慎忤犯了太宗，太宗大怒，要将她逐出后宫。宫女面露委屈却不敢辩解。长孙皇后见此情景，忙一面顺从太宗的意思，亲自将这个宫女捆了起来，一面等待太宗息怒，她再慢慢替这个宫女求情。太宗平息下来后，也觉得为一点小事便将宫女逐出宫外，惩罚也嫌过重，便收回了成命。宫女的委屈也消解了。就这样，长孙皇后在太宗暴怒时，总能实事求是地委婉地去排解纠纷，不让太宗盛怒之下把事情弄糟。既按法处置，又不令宫女们含冤受屈。因而长孙皇后在后宫深受尊重和爱戴。
在后官，嫔妃之间，她也一扫历来皇后与妃嫔媵嫱之间争宠妒斗之风。据史书记载，豫章公主生下来时，她的生母、太宗的另一嫔妃便死了。长孙皇后便把豫章公主“视同己出”，亲自抚养她，“慈爱愈于所生”。宫内其他嫔妃如若有病，她也都像大姐姐似的关心、照顾和帮助她们，亲自探视，并“辍己之药膳以资之”。因而“宫中无不爱戴”。她死后，唐高宗为纪念她，特地建造了一座“慈恩寺”，是京都长安极为吸引人的地方。可见在宫内宫外，长孙皇后都是受人爱戴的。“慈恩寺”这一古迹一直保留至今，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
严于律己，示范后宫，是长孙皇后最感人之处。她一生节俭，从不奢华，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女儿长乐公主出嫁，她不为她争嫁妆；儿子李承乾的乳母多次劝长孙皇后出面“奏请”太宗，为太子宫中添加家具器皿，她都一一回绝。她说，对太子，她担心的是他没有高尚的品德，不能扬名于世；而并不担忧他宫中少了什么器物。她要求太子修身、立德、扬名，而不让他贪图物质享受。真是教子有方啊！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长孙皇后身患重病，太子劝他奏请皇上大赦天下，并派人出家修行，以求换得上天保佑，解除病疴。长孙皇后回答说：“如果作善事便可延长寿命的话，我一生并没有作恶。如果作善事还是没能延长寿命，想用大赦、修行求上天赐福除病，又能有什么用呢？赦免罪囚，是国家大事。如果用大赦天下来祈求上天保佑，岂不是因我一人而乱了天下的大法么？”因而拒绝了太子的建议。病危时，留下了一份遗嘱，更能发人深思。遗嘱说：“我活着时对于国家社稷并没有做什么很有益的事，死后不可太糜费。自古圣贤都崇尚俭约薄葬；只有那些无道的君王死后才要铺张糜费，因而他们受到天下有识之士的讥笑。我死之后，就葬在山坡边上，不必特地做坟墓，也不必用华贵的棺椁，必须的器具，都用木器、陶皿就可以了。节俭薄葬给我送终，就是不忘记我了。”
临终前还叮嘱太宗以社稷为重，与贤臣共治天下，规劝太宗要：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馋言；省劳役，少巡游。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病逝，唐太宗悲痛欲绝。他对近臣们说：皇后常能规劝我，弥补了我的不少阙失。如今再也听不到她的谏言了。我的内廷失去了一位贤良的辅佐，这是我最感哀痛的啊！
长孙皇后死时才三十六岁。她的贤德受到后世的称赞，被誉为母仪天下的一代贤后。
二、唐太宗的儿子们
唐太宗共有十四个儿子，长子承乾、四子魏王泰、九子晋王治即后来的唐高宗都为长孙皇后所生。三子吴王恪是隋炀帝女杨妃所生。对这几个儿子，《旧唐书》的史臣有过评价，认为吴王恪和魏王泰最贤，“才高辨悟”。长子承乾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生于长安承乾殿，因而命名。太宗于武德9年（公元626年）8月即皇帝位，10月根据立嫡以长的皇位继承原则，立皇子中山王承乾为太子，时年八岁。幼年的承乾“性聪敏”，太宗十分喜爱。贞观四年（公元630年）7月，唐太宗选择了德高望重的李纲为太子少师，以兼御史大夫萧瑀为太子少傅，由他们负责教育太子。“纲为太了陈君臣父子之道，问寝视膳之方”。其教育是以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忠孝节义等为主要内容的。当时“太子尝商略古来君臣名教，竭忠尽节之事”。李纲每“吐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太子承乾对师傅的教诲，“未尝不耸然礼敬”。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纲去世，太子还为之立碑。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太宗曾对侍中魏征说：“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为了更好地教戒太子和诸王，他命魏征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使太子及诸王学习，“欲使见善思齐”，“闻恶能改”为了培养太子处理政务的能力，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开始，“庶政皆令听断”。“太子每视事，上令纲与房玄龄侍坐。”时年十二岁的承乾，却能“颇视大体”，很得太宗的欢心和器重。“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监国，”“太子颇能听断。”
然而，太子承乾的生活道路并未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尽管父亲太宗英明，长孙皇后识见不凡；尽管有严师训诫，但这都弥补不了他自生以来的巨大缺陷。这一点还是唐太宗讲得明白：“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古来帝子，生于深宫，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复相踵，少能自济。”承乾与乃父相比，所缺乏的是对社会生活实际的了解，百姓的艰难一概不知，也缺乏对先辈创业艰苦的认识，政治目光自然短浅。他居储君之位，自以为地位崇贵，增长了淫虐、骄侈之性，但却惧怕太宗了解他的劣迹。“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有向他进谏者，他先揣摩对方的意思，“便危坐敛容，引咎自责”，他文过饰非，许多大臣“初皆以为明而莫之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