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理兼农业部长阿列克谢·戈尔杰耶夫：39．4万卢布；有一套150平方米的住宅；另有科研活动收入1．9万卢布；有一辆新式9型日古利“拉达”小轿车。
新任副总理的鲍里斯·阿廖申（接替克列巴诺夫）：18．42万卢布（月薪1．53万卢布）；另有从事师范教育的收入2．18万卢布；无私人住宅。
新任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格尔曼·格列夫：年薪35．69万卢布；在莫斯科市无私人住宅；在莫斯科州有一套别墅，在列宁格勒州有一个花园；另有一辆德产“大众”牌小轿车。
新任能源部部长伊戈尔·优素福：年薪22．68万卢布（他两年前的年薪是18．86万卢布，由此可见官员薪金的涨幅）；在莫斯科有一套面积171平方米的四室住宅，还有一套面积645平方米的位于莫斯科广场附近的住宅；另有一个空车库。
据研究者赵景林说，从俄罗斯高官的财经情况申报看，在特别多变的2002年，大多数国家执政者的不动产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个人收入在大幅度增加。我的所见也浅，只看出凡有公车可坐的，多半就不备私车了。
但在莫斯科，却有一位市民，连连庆幸自己在苏联解体前夕买了一辆小轿车，起到了保值的作用。这位今天的普通市民，就是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吉里连科。据高秋福先生介绍，吉里连科昔日的月薪是1000卢布，按当时的官方比价，约合1300美元。苏联解体前夕，吉里连科有1万多卢布的积蓄，他花10700卢布买了辆国产轿车，至今还在使用。1万卢布在今天，只合300多美元，不要说买轿车，连个大部件也买不来。“当时如果不是买下这辆车，那1万多卢布，只是一堆废纸了。”他不无自豪地说，“这完全归功于我的夫人。当时，政府给我配备有专车，我不想自己买车。可是，夫人认为，物价不断上涨，存钱不保险，还是置办点东西好。听了她的，买了车。这真应了俄罗斯的古话：最聪明的办法是让女人掌权。”这位夫人预见到货币贬值，却无从预测到党和政权忽焉瓦解。1990年代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发放退休金，只承认政府内的职务，不承认任何政党———包括苏共执政时期的苏共党内职务。昔日苏联政府的高官仍然可以享受比较优厚的退休金，也算是一种赎买吧。吉里连科作为苏共中央书记的职级，显然在政府部长之上。但他一直干的是党务，没在政府内任职，就只能按一般职工的标准领取养老金了。现在吉里连科夫妇俩每人每月的养老金是500卢布（折合25美元左右），在莫斯科生活贫困线（人均每月800卢布）以下。不过吉里连科在企业家协会“打工”，每月可以有1500卢布的收入，用他的话说“勉强糊口”。
今天的俄罗斯，退休的老人，“打工”以补养老金之不足的，到处都是。教师和律师的本职工资都比较低，但有第二职业甚至第三、第四、第五职业的收入贴补。这里说到吉里连科，只是因为他过去身属高层，今天与平民为伍，生活状况反差悬殊就是了。
也曾听说，现在俄罗斯政界和商界的活跃分子，除了年轻人外，上点岁数的，多半还是苏联时期各级有从政经验的人。
他们或继续走仕途，或幡然下海经商，“懂国情”，有“关系”，这是区别于原先的“局外人”的优势。
吃和住而莫斯科的普通居民，今天一般的生活怎么样呢？
假如在1957年的采访中提出这个问题，马上会有人拿来大堆的数字，并且领我们去看这样那样周密安排的样板。
但有一个流传了很久的政治笑话，说苏联时期的一个导游对游客介绍说：“相信到了2000年，莫斯科一半居民将拥有自己的飞机。”游客问：“他们要私人飞机干什么？”导游答：
“这还不简单，比如你听说列宁格勒哪天有大量面包卖，就开飞机抢先去排队嘛。”
莫斯科人排队秩序好，不加塞儿，既是社会公德水平高，也得归功于训练有素。早在二战之前，捷克《红色权利报》记者尤利乌斯·伏契克就写文章为苏联的排队现象辩护。购物需要排队，无论如何是物资匮乏的表现，硬要从这里看出前途光明的无限生机，怎么也是一种矫情。这大概可算伏契克的败笔。
后来他英勇牺牲在纳粹集中营里，留下铁骨铮铮的《绞刑架下的报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丰富而崇高的精神境界，不愧为反法西斯的英雄。几十年来为我所敬仰。这里重提他一篇旧文，只想说明上个世纪以“红色30年代”为标志的一个现象：
不少渴望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惑于某些假象，天真地甚至盲目地说了一些关于苏联的过头的好话。
不过，这一回就我目测，莫斯科终于不必为买饮食和日用品而大排长队了。
诚然，民以食为天，能不能吃饱是首要的问题。1998年一夜之间，又一次卢布贬值，加上银行倒闭，无数家庭突然变成一无所有。学中文的古丽亚正从天津南开大学进修回来，一时非常后悔没留在中国工作。她妈妈在远东那个我们习称为赤塔的城市，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这时劝她说，窖里还有自留地收的土豆，够娘儿俩吃的，邻居又送来一些黄瓜，就这样度过了一个难关。现在她的户口还在老家，人回到母校莫斯科大学东方学院旅游专业教课。她对普京这几年的政绩，评价颇高，对现任总统寄托着信任和期望，看得出是由衷的，不是套话。
就在我离开莫斯科的9月4日，消息传来，俄罗斯自1997年以来，物价第一次停止上涨；差不多同时，莫斯科市政府决定把最低工资从1500卢布提高到1800卢布（从业人员占莫斯科人口30%的小型商业户也在内）。据说在俄罗斯有1/10的居民，人均月收入低于2000卢布；而在莫斯科，人均月收入低于2000卢布的人，根本感受不到生活的改善———因为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物价的涨速。现在把工资提高和物价不涨两条消息放在一起，才是叫人快慰的。
在莫斯科有一个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其首席专家伊戈尔·波利亚科夫说，收入的增长暂时还不能让所有人满意，生活状况有所改善的，基本上是中等或中等以上收入的人，也就是人均月收入在2000卢布以上的那部分人。而在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中，今年第一季度销售的奶酪和香肠，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左右，这是好现象。
又听说，从今年2月和4月起，全俄退休金的基础部分和保险部分，分别上调了6%和12%；这一来，跟去年比，退休金的数额上涨了146卢布。
前面提到过的那位俄联邦副总理加林娜·卡列洛娃说，俄罗斯上半年的平均工资达到5600卢布；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了工资的增长，“这一趋势表明俄罗斯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她举出一串数字，这里只引用两个：在莫斯科市食不果腹的人减少了一半，在其他地区减少了近34%。在这里没看到绝对数字，但我以为她把正面负面的情况都讲了，不是一味鼓吹“辉煌成就”、“大好形势”，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可信。
在莫斯科，据说市民人均实际月收入（不是工资，而包括本职之外的收入，不少人另打一两份工）达到400美元；告诉我们这个数字的非官方朋友说，自然，这是在“首善之区”，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略低于莫斯科，全国远不是都能达到这个水平，还有很低的。我以为这也是实事求是的介绍。
我上次来莫斯科，除了排队以外，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住”的问题相当紧张。曾经安排我们参观一位老工人的新居，全家都上班上学了，只留下老工人自己接待来访，室内倒也窗明几净，家具全新，但一家老小，怎么没有一张床呢？
原来或睡沙发，或索性睡在地板上。这是赫鲁晓夫时期盖的一批公房，当时也还是可解燃眉之急的，今天看来的确落后了。
在莫斯科，以至圣彼得堡，都像中国一样，正在大兴土木盖新房。
据林莹、刘国宏两位说，最近的一次社会调查结果表明，近两年俄罗斯的富人数增加了一倍半，外地也并不逊于首都。
这样说的实证之一是，两年前，能够轻而易举买下住房、别墅的莫斯科人不足1%，如今这样的人已经达到3%了。
但另一个数字告诉我们，工资只够吃穿的人，在俄罗斯大约占38．3%。他们自然是顾不上买房置业的。许多老公房，类似我们的“筒子楼”，尽管分单元，卫生间却是公用的，由于聚居的人口密度大，自有诸多不便。住户们渴望这个问题的解决，看来“房源”不成问题了，怎么去找“财源”呢？这38．3%的人怎么能逐渐向那3%的人靠近，恐怕还需要一段相当的时间。
当我听着、想着这些的时候，总觉得事情的态势，人们的情绪，跟我们国内很有几分相似。也许都是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而大刀阔斧破旧立新不惜牺牲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为时太长了，深入到整个社会机制和人们灵魂的肌理中去了，要改变它，真正建立规范有序的好的市场经济，就像要把一锅夹生饭重新煮熟一样，既要有时间，又得讲火候。搞不好，是不是就会从积重难返流于“拉（丁）美（洲）化”呢。
然而，不管是凭我良好的愿望，还是凭我短暂旅行中浮光掠影的感觉，我确定地看到，俄罗斯，这个像我们中国一样曾经苦难深重的民族，正坚忍地在新的路上一步一步走着。
它有堪称雄厚的综合国力基础，又有基于教育普及的国民文化素质，说不定在哪一天，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飞跃出现在世人眼前。
至于莫斯科人的精神生活，那就不是我在浮光掠影短暂的旅行中所能窥见的了。
红场上的祝福
要告别俄罗斯的时候，我又一次彳亍在红场上。望着缀了红星的克里姆林宫塔顶，我忽然发现它又像王冠，又像僧帽。
红场之“红”（Красная），在俄文里和美丽是同一个字，车尔尼雪夫斯基解释“美在生活”，就举了农妇脸上健康的红颜色作例子。远在沙皇统治的时代，这片广场就叫红场了，那当然不是像后来那样，因革命所系的血与火都是红的，便把“红”当作革命的颜色。红场的本义，与克里姆林宫塔顶的红星不同。
中国诗人艾青，1950年来到这里，写了《宝石的红星》，是把它当作革命的象征：“让红星照耀得更远更远，照耀到每个黑暗的地方———”，亦即诗前所引莫洛托夫说的，“远射到我们的国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