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建筑群的建成，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它顶上的每一颗红星，夜夜在高空闪耀着红色的光芒，其直径达3．5米，却是在开始大清洗的1937年才吊装上去的。1936年刚刚迎来了以斯大林命名的宪法，转过年来遭到逮捕和杀害的人们，看到过这闪闪的红星么？如果看到过，他们受刑后在黑暗的牢房里会想到它吗，如果想到，又会怎样理解它的意义？
可惜无从问讯了。
环视这个世界有名的红场，给我的感觉，用中国古老的套话说，是风景依稀似昔年，不但克里姆林宫城郭依旧，对面简称“古姆”的大百货商场百年老楼也还是老样子，红场周遭没有增添任何高楼大厦现代建筑物，就如圣彼得堡恪守旧规，所有建筑都不超过冬宫33米的高度，留出了大家熟悉的背衬蓝天的风景线。我在这里找回了1957年初来的感觉，只是红场上信步觅食的鸽子似乎少了。
我又望见了克里姆林宫那个列宁办公室的窗户。那年我参观时，室内是按原样布置的，写字台、电话机、地图都是旧物，不像诺夫格罗德（下新城，当时改名高尔基城）的高尔基童年故居———他的外祖父家，是在拍影片《我的童年》时比照原状放大重“搭”的。那时还参观过列宁避居拉兹里夫湖边的草棚，他写《国家与革命》的地方，一切都跟同一题材的一幅油画一样，谁抄谁很难说，自然也是“布景”，但我们一样毕恭毕敬地瞻仰。我们就像那时和其后许多苏联人一样，对斯大林失望了，把原来分给了斯大林的那一半尊重和热爱收回，重又献给了列宁。典型的心理是设想如果有列宁在，后来的所有悲剧都不会发生了，典型的一句痛彻心肺而有余不尽的话是：“如果列宁还活着！……”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48年呼吁和平的长诗《让那伐木者醒来》，写斯大林办公室窗口的灯光彻夜不息，我也曾为之深深感动过。那个办公室肯定会亮着灯的，因为斯大林有夜间工作的习惯，但他会不会不加窗幔，让外面的人看到那灯光人影，还是问题，因为斯大林戒备多疑，他的办公室在哪儿，只有少数人知道，这种诡秘，确实胜过列宁多多了。
学者高放教授说，俄罗斯从1497年中央集权的农奴制建立，500年来，其社会发展经历了农奴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四个阶段，始终贯彻军事扩张性和封建专制性这样两位一体的主线。
这一回，在俄罗斯游览了许多有三几百年历史的宫殿和教堂，比上回翻了几番。那时候的接待，突出政治，除了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之外，多让我们看一些革命历史的遗存，如在克里姆林宫主要是看“第27号哨位”守护的列宁办公室，在冬宫则主要是看艾尔米达什博物馆里的藏画，但不限于当代，也总算是文物和古迹了。当时，像沙皇夏宫这些景点在战争中严重破坏，还来不及修复；而各地教堂早已从上个世纪30年代大清洗后就都破败或移作它用，那时从大城市到穷乡僻壤，以东正教为主的教会，遭遇了十月革命后又一次的也是毁灭性的冲击。这回我到北纬62度的基日岛上，看到了完全木结构的教堂，还有教士住的木楼，一打听，那里的最后一位教士，也是在1937年杀死的。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我在国内外走访所谓古迹时发现，历代统治者内部争权夺位，剑拔弩张，“君不君，臣不臣”，以至弑父杀子，你死我活，乃是这个历史———文明史的核心。在俄罗斯自伊凡雷帝起，宫廷相斫，同样是史不绝书。从京城莫斯科到伏尔加河边小镇乌格里奇，都有所谓“喋血教堂”，铭刻着一代代皇家喋血旧事。一代代沙皇，也有窝囊的，止于昏庸荒淫，倒是为害小些，而凡在史书上轰轰烈烈的，无不专横强梁，阴险残暴。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巡视伏尔加河，在乌格里奇发现有10米高的城墙，命令立刻拆掉：不许有第二座“克里姆林”！比起她杀夫废子的作为来，这点霸道就是小菜一碟了。
彼得大帝，在俄罗斯人心目中，自是一代英主，“青铜骑士”。他拓土开疆，雄谋远略，使俄国走上现代化道路，至今为俄罗斯人尊崇称颂。但我以为，他对外也正是高放所指的沙皇政权的军事扩张性的代表人物。
在冬宫里，耳目所及，装了一脑袋攻城掠地和宫闱秘辛，却都有籍可考，不是随便的戏说。但也正像国内电视里连篇累牍的皇帝戏一样，让人不耐烦了。这时候，蓦地看到一幅中国织锦画，不由得眼前一亮。据说沙皇俄国在300年前就艳羡中国的青花瓷，向中国讨教制瓷的技术。中国的官方文书不客气地拒绝了，或许是出于保护专利的考虑？但十分微妙的是，大清国皇帝却赠送给俄国沙皇一幅织锦，仔细看去，竟是制作瓷器的一整套工艺流程的散点长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此事出于哪一臣工，岂不有里通外国之嫌？怎么皇帝就可以私相授受呢？在冬宫里一走而过，来不及深究。这件馈赠不知道《清实录》有无记载。中国的臣民向来只是服从皇家的管束，却管不到皇家头上的。
中俄两国都有民族主义的传统。不过也有所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是以为做外国人的奴隶，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俄国的民族主义，可就是要叫别国人做自己的奴隶了。
列宁不止一次批判过大俄罗斯主义。但是，他关于废除沙俄与中国不平等条约的许诺迄未兑现；名为列宁继承者的斯大林，在多民族的国度，始于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而毕其一生，他在苏联国内怎样处理民族问题且不说他了，在国际上，却总是打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号，大行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之实，即在共产党的党际关系上，也是以第三国际的名义号令其他各党，哪里是兄弟党，从来就是要当老子党。
不过，斯大林时代，毕竟成为历史了。
在结束了红色帝国的时候，人们把目光转向久远的过去。
1918年的5月，在乌拉尔山下的叶卡捷琳堡，一阵乱枪，把早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就已退位的沙皇———罗曼诺夫王朝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全家处决了。
在强调与传统观念（包括人道主义）彻底决裂的年代，这一切是顺理成章的，理所当然的。但在70多年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开始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反思，于是有了寻找和发掘沙皇一家遗骨的事，甚至有了就地正式下葬，抑或移柩圣彼得堡之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圣彼得堡的喀山教堂里，已经立这位末代沙皇为“贤人”（再高一级便是东正教里的“圣人”了），据说理由是他“热爱自己的家庭”，这无可厚非，在追怀逝者的同时，也勉可当作一种劝善之举吧，作为宗教行为，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但当我听说这位末代沙皇也有他的艳史时，越俎代庖替教会设想如何自圆其说，不免“浮想联翩”，以为此举不失为郑重其事的幽默了。
故意的搞笑，不能给人以幽默感。幽默的主体只是按照自己的行为逻辑办事。我们在圣彼得堡夏宫，遇见五七个人组成的小乐队，以铜管乐迎宾。见着我们一拨人，知道是北京来的，立即吹奏中国国歌。我们很高兴地投币为礼。走过没有50米，忽听到“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旋律，回头一看，原来是又一群来自台湾的游客进园了。我和文秀小时上学都唱过这首原是国民党党歌的《中华民国国歌》，此时此地听到它，不免惊诧于小乐队的反应之灵敏，变化之快捷，颇感幽默。
再一想这是“有偿服务”，不足为奇。“市场化”是不是就意味着“非政治化”？但这样的事情，在莫斯科红场没有发生，这毕竟还是个政治色彩浓重的地方。在红场列宁墓的上方，克里姆林宫主楼一面蓝白红的俄罗斯国旗之下，普京办公室敞亮的窗户可以俯瞰整个红场，连同对面的“古姆”商场老楼。
普京继叶利钦任总统三年了吧，他所表现出的活力不仅是从年龄和健康的优势而来，现在信任度是较高的；而且听说俄罗斯共产党（自然已不是苏联时期的共产党）党员中，有不少“跳槽”归附到了普京的统一党的旗下，该是从普京身上看到了希望吧，其中多少人是为了某种政治理想，寻找施展抱负的机会，还有多少人只是为了想聊附骥尾以求飞黄腾达？局外人说不好，我这里不过是以中国人之心（！？）度俄国人之腹罢了。
年轻人表达对普京的好感，有的简单说因为他喜欢打球、游泳。这很像在一些自由主义国家就总统候选人进行民意调查时得到的率真的答案，倒也解释了普京的活力的一个方面，却颇有点“非政治化”的味道了。然而，在跟一些人特别是年长者的接触中，我隐隐感到，普京和他的选民心气相通的地方，除了以务实的态度改善经济以外，就是他在国际事务中力求恢复大国影响，在独联体内致力于同几个大国（白俄罗斯、哈萨克以至乌克兰）结成更密切的关系，这符合俄罗斯人传统的雄心勃勃的国家意识和潜意识。
元人小令有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其兴也，不说了；其“亡”也，就是苏共和苏联政权之结束，如何评价，且交给历史；而这个大变动造成了社会转型的大阵痛，却是分明地落到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各国绝大多数人的身上。幸好，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阵痛已经或正在过去。
我站在红场一角，祝福此行所遇的人们，祝福生活在广袤俄罗斯大地上的几代人。他们属于一个跟我们一样多灾多难的民族，他们为了生活得好曾同样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他们理应得到世世代代期望的自由而快乐的生活。
从“宏大叙事”回过头来，再罗嗦几句不那么“宏大”的话。莫斯科的一位导游姑娘，诚恳地说，她有工资，有小费，这就够了，因此她没必要像中国有些导游那样，把大家拉到这个店那个店，从中收取回扣；她甚至指给我们，哪家商店的东西贵，同样的商品在别的店里卖得便宜，我们亲自证实了。逛街逛商店时我想，刚刚进入市场经济，背负着因袭重担的人们还有很多不适应之处，但我感到俄罗斯人一般还没学会偷工减料，没学会假冒伪劣，我希望我们贵国的行商走贩以至旅游者们，不要拿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把他们带坏了，污染了，我不知道这想法是不是太幼稚太天真？
2003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