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纳河左岸的国会大厦，是200年前的波旁宫，路易十四的女儿波旁公爵夫人的府邸，她的情人拉塞侯爵就在相邻处修建了私家豪宅。人事有变异，往来成古今，还在法国大革命前，就由另一位亲王把这两处房产并为一座了。“请看马家宅，今作奉诚园”，后来归了公，据说拿破仑还曾过问这座归了公的改建过的波旁宫的外装修呢。
拿破仑的墓葬就在波旁宫西南，在巴黎登高一望准能看到的镏金圆顶的荣军院；另一边不远有罗丹美术馆，原本是1730年建成的一处私人园林。这三处，叫名胜也好，叫古迹也好，恰成一个三角形。
走上波旁宫高高的台阶，十二根矗立的圆柱守护着气势恢宏的门廊，间隔着并列的五座宫门。要深入进去，才到达议会大厅，半球形圆顶，据说是由旧日接待厅改建。我想，当年波旁公爵夫人和拉塞侯爵幽会，显然用不着这么大的空间。有回声嗡嗡的厅堂绝对不适于夜半的私语。而100年前中国学者、黎庶昌写的《法国议政院》文中描写的，大概才是这里典型的光景。
手边没有黎作《西洋杂志》，但在友人书架上看到《杂文作坊》，里面有我读黎书后写的杂诗并有注。
其一是：
嘈杂人声辩若狂，宣言宗派听铃铛。
朝来定议夕退位，民情国事两无伤。
黎庶昌《法国议政院》文中所记若是。《伯理玺天德辞位》文叙法国总统马克蒙无议会多数支持，被迫辞职；“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之人，若弗闻也者。”
这是说，议会有权决定总统的去留；在法治而非人治的国度，哪怕是总统易人，也不致引起社会的动荡，国家事务照常进行。
其二是：
西洋杂志志西洋，万里来观议事堂。
独断独行今已矣，改弦颇思得更张。
庶昌著《西洋杂志》，于西方政制民俗，以及物质精神文明，多所绍介。又其《答曾侯书》谓：“中国君主专制之国，有事则主上独任其忧，臣下不与其祸。”《俄皇遇剌》文中对亚力山大二世“事皆独断专行，又不设立议院，民情不能上达”颇感不满。
黎庶昌是晚清末世的清醒者，放洋观光，于别国先进是个有心人；但他毕竟属体制中人，赞赏议会制，也着眼于民情可以上达，使君主得以兼听，更使民众为国———实则是为君主分忧，仍在君主立宪窠臼中。正如康有为主张由上而下的改革，以避免重蹈法国王室被革命推翻的覆辙，都是为“圣上”设想。这是他有所局限的地方，但他能看到议会制容纳不同意见，有利于比较选择，终究胜过盲目固持大权独揽的权力者一筹。他在当时能公然宣扬西洋的政治文化，没有视为夷狄之学或资产阶级一套一笔抹杀，是他的开明；而他却未因此受到追究查处，也还由于那时全国浸润于一片求变的气氛，先有开明的官员办洋务，继有相对开明的光绪皇帝支持维新，“戊戌变法”虽被坚持专制的慈禧太后血腥镇压，但慈禧随后也不得不保留若干维新措施；最后，君主立宪的方案千呼万唤终于出来，可惜太晚了，没能起到由此让步而抵销革命的作用。大清国260多年的皇朝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颠覆了，黎庶昌等一两代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们的著作，也就成了近代思想史的档案材料。
每逢读史，我常常不免有生当明末或清末的感觉。站在中国的先进者100年前曾经来观礼的法国议会门前，忽然想起黎庶昌那远去的声音，不是历久弥新，犹如在耳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