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自由星辉———世界犹太裔文化名人传续集》
苦难能够摧毁人，却也能淬励人的精神。无论一个人、一个群体以至一个民族都是这样。
犹太民族两千多年来遭到亡国灭种、走死逃亡之痛，到20世纪中叶，又有600万同胞死于法西斯的屠杀。同样饱受法西斯主义荼毒的中国人对此感同身受。
1941年，正当众多的犹太人被驱赶到死亡营、焚尸炉，千百万幸存者被迫辗转流徙，随时有死于非命的危险，而欧亚两洲人民也已被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置于侵略的炮火下，其他若干国家和地区即将被卷入战争的灾祸之际，这一年的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两巨头———准确地说是美英两国政府首脑———联合发表了《大西洋宪章》，旗帜鲜明地揭橥了“四大自由”，即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使全人类，包括犹太人，也包括中国人，在硝烟和血泊中听到响亮的号召，在痛苦和迷茫中看到了熹微的希望。
二战的胜利，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自由对法西斯的胜利。但远非最后的胜利。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法西斯主义的阴影并没有从某些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退出。各式各样的野蛮，各式各样的专制，还在阻挠着人类的进步，制造着种种灾难。
而在争取人类进步的漫长过程中，特别是近百年来，涌现了灿若群星的作出卓越贡献的卓越的人。一个奇迹般的发现：其中不少第一流的人杰，虽属不同国籍，却都是犹太民族的后裔。
我们像康德一样仰望星空，又低头历览这长长的名单，令我们动情的不止是这些人杰可见可考的经历和业绩，还有他们思想和实践中贯串的人文精神。
在这里，衡量人的尺度，不是时下流行的所谓“成功”的标准。其中有些人与其褒为“成功”人士，毋宁如实说是“失败者”，如罗莎·卢森堡就是在1919年领导柏林一月起义失败后被德国政府秘密杀害的。
我这一代人在成长期中，追随中国共产党，向往俄国十月革命，因此，列宁称誉为“鹰”（“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不能像鹰飞得那样高”）的共产党人罗莎·卢森堡曾经是我们崇拜的偶像之一，她的《狱中书简》则是我们锤炼革命情操的教材。然而我们囿于成见，往往忽略了，卢森堡那些被认为“犯错误”的见解，也许实际上正是她表现了高瞻远瞩的预见。
卢森堡尽管与列宁在革命活动中互相支持，她对列宁也很尊重，但早在20世纪之初她就不同意列宁式的建党结构，责备列宁是极端集中主义、主观主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国胜利，卢森堡站在支持者的立场，在欢呼声中，她对新建立的社会制度提出批评说：“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她表示忧虑：
“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陷于瘫痪……”她实际是要求实现党内民主化进而扩大到全社会的民主化。这一独立见解是基于她憎恨一切压迫和奴役行为，抱有明确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后来苏联70多年逐步走向失败的历程印证了她的远见。
另一位卓越的女性汉娜·阿伦特，她是现代社会的有力批判者。她所著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不仅给她带来世界性学术荣誉，而且具有世界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本书以纳粹的种族灭绝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那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统治形态，它把一部分人视为天生理应消灭的“种类”，进行集体的改造和屠杀；过去专制政权仅限于迫害“政敌”，而极权主义却无情地消灭它的“顺民”；它甚至公然践踏人的道德信条，使撒谎、作伪证、行使暴力等畅通无阻。这套逻辑将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解释为一个封闭的整体，自订一个“终极目标”，为此要对现实世界进行任意的改造，一部分人自封为这一改造的执行者；发动那些陷于被攻击的恐惧中的人去攻击其他人，并赋予“崇高”的含义，这正是纳粹———法西斯主义得以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阿伦特在影响20世纪风云的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发出自己的有力的声音。她在《论革命》中把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加以比较，表达了“自由宪政的共和主义”的理想；同时揭示了“革命”这个人类活动中所包含的难以摆脱的悖论。从德国逃亡到瑞典的女诗人奈丽·萨克斯，她的作品更具犹太色彩，她认同她同胞的信念和宗教神秘观，用象征意味浓厚的有灵性的语言写诗，不避讳死亡集中营和焚尸场的恐怖真相，呈现出面对人的卑劣行径所感到的哀伤。她要“让一切恐怖和怨恨都成为过去”，因为新事物不可能建立在仇恨和复仇的基础上。1966年，萨克斯“由于其卓越的抒情诗篇和剧作以感人的力量表达以色列的命运，以及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宽恕、解脱与和平的精神”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心目中这些灿烂的星辰，在历史的天空，都是为文明而不是野蛮、为自由而不是专制，闪耀着自己全部的光辉。
在重版时冠以“智慧星辉”书名的《世界犹太裔文化名人传》推出了88位传主；眼前这本续集，传主也达78位。前者选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及大众传媒各领域，后者则扩大到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的代表人物。经济文化方面所收的理论家和企业家，都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贡献卓著，自由经济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支柱，他们所代表的经济文化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而政治文化方面入选的个别传主，所作所为则与社会进步的方向相悖，与全球价值相悖，与其他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名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不可同日而语。如长期担任斯大林副手的卡冈诺维奇，公德私德均不足取。据本书中《苏联历史上最具权力的犹太人———卡冈诺维奇》（高科）一文称，1925年，他受斯大林委派去改建乌克兰共产党，采取一系列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过激做法，不得人心；1930年代，他全面支持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以积极和残暴闻名，所到之处，便有成千上万户所谓“富农”、“富农的走狗”全家扫地出门；1934年，在苏共十七大上，他借担任组织委员会主席的权力，下令销毁了近300张反对斯大林的选票，使斯大林和基洛夫都以满票当选，为斯大林保住最高领导地位；1933～1934年，1936～1938年，他是大清洗的急先锋，经他审批的逮捕、判决名单达几十件，他审查大案、要案时随意改动判决内容，并受斯大林委派到一些州去摧毁当地党政部门，仅在顿巴斯一个地方，他就下令于一夜之间逮捕了140名党政干部。……够了，就是这样一个灵魂丑恶、双手血腥的恶棍，极权主义的死命推行者，怎么能厕身于为文明和自由的群星间呢？
也许编者所说的宗旨之一“从正反两方面揭示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精神”能够解释一二，收入卡冈诺维奇式的人物，是要他充当“反面教员”的。不过，把这样的人列入“文化名人”，总觉难以苟同。名人固然，文化何在？只有卓越的政治家能够代表一种政治文化，一般大小政客且不足以言政治文化，何况是以政治迫害为业的刽子手？
全书业已编就，我意无须改动。相信读者自有辨别和评价的能力。
讨论人文精神和文化方向，我以为应该从区别野蛮与文明、专制（奴役）与自由开始。
“文明”（Civilization）和文化(Culture)两个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其他语文中，多年来往往混用，有待界定。然而无论就“文明”还是“文化”而言，都不能离开全球价值的认定。
全球价值取决于全人类的共同要求和共同归趋。在我们常识所及的范围内，只有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保障实现越来越文明、越来越自由的现代化目标；只有民主，能够对抗野蛮和专制（奴役），对抗形形色色复活和变种的法西斯主义。
“文明”也好，“文化”也好，凡是符合全球价值，有利于民主的建设健全，有利于人的越来越自由（而不是恐惧于专制）、越来越文明（而不是屈从于野蛮），有利于人们物质福祉的增进和精神世界的提升，就该是我们欢迎的，乐于吸纳和传承的，反之，便坚决拒绝它。
2002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