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书，选辑了几十篇议论“天下大事”的短文，除开头结尾几篇外，多写于1990年代前期。
在这之前，所谓“涉外”的事情，是只有外交部才有发言权的，除了国家通讯社的新闻报道以外，就只有政府的声明和公报可读。当然也有“表态”的机会，那就是政府号召和组织的游行集会。比如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中国热衷于支援“亚非拉”（借来代指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反美反霸斗争）的时候，我就不止一次参加过所在单位的队伍，去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游行，喊口号，包括抗议对马丁·路德·金的暗杀，抗议艾森豪威尔访日，反对土耳其的曼德勒斯，乃至“火烧英（国）代办（处）”，只是我所参加的队伍仅到了西华门一带，并未躬逢“火烧”之盛罢了。
1980年代以后，实行对外开放，出国访问的人多了，有关国外、境外的诗文渐多，自然还是所谓“风光＋友谊”的为主。这比1950年代一提国际题材就是国际阶级斗争的漫画、宣传画的情况，表明我们已经多少摆脱了认为世界上还有2/3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拯救的认知模式。
但那时候还有一种框框，就是多年形成的泛政治倾向，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总是过高地估计一篇文章、一个观点的影响，生怕哪个人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给政府找来什么麻烦。———其实这不限于有关国际问题的言论，据说某个出版社的领导在审查一本关于闻一多的评传时，居然害怕书稿里提到闻一多被国民党所暗杀，会不利于“第三次国共和作”！于是这本书当时就压下来了！———国内问题如此，涉及国外更不得了，好像如果在文章中议论到国外或外国的什么问题，有关国家便会认为全都代表中国政府发言似的！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在人家的国度里，什么人都可以写文章谈论中国，谈论与中国的关系，以至批评中国，不管批评得对不对，跟他们政府的政策一致也好，不一致也好，咱们都得听着，他们的政府并不为每一篇报刊言论负责；而相形之下，我们倒是过分地善于“自律”了，对别国的一些消极现象固然噤声失语，即使对来自国外的某种不友好的表示，顶多是在“必要时”由政府去表个态，国际公众不容易听到中国普通人的舆论。
我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我所表达的只是普通人对国外事情的一点声音，这也多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才有了发表的可能。从书中的写作年月可以看出，这方面的舆论空间毕竟有所扩大了。
我的关注更多是在国内，而且限于咨询不足，我不可能对任何国际事件都写文章———那也不是我的任务，严格说来那是国际评论员的职责所在。所以那些年我也只写了这么一些。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收到的1995年初为止的短文，差不多都曾编入三卷本的《邵燕祥文抄》（作家出版社出版），有那套书的读者就不必再破费了。
说“小小寰球”，如果排除了民族自大的成分，确实也一点不错。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世界显得越来越小了。这半球的蝴蝶扇动翅膀，也许就能在那半球掀起一阵飓风。茫茫大洋，转瞬可渡，更不用说什么一衣带水了。人们过去说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现在又可以得到新的诠释。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是古代哲人的遗言。
我们现在懂得了，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要紧。然而，不应该也不可能闭目塞听，“关起门来做皇帝”，不但要听国际上的风声雨声，也会切身沐浴着“欧风美雨”（还有“亚非拉”的），我们难免像关心我们自己的事情那样关心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该把别人的经验教训当作自己的一样来汲取呢？
我写这些短文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
1999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