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我们“串门”时“隐”而犹存的“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儿），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
导读：古今中外，书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面对不计其数的书，你怎么选择呢？看周国平老师给我们指点迷津。
读永恒的书周国平
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是通过各种物质形式得以保存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就是文字。因而，在我们日常的精神活动中，读书便占据着很大的比重。据说最高的境界是无文字之境，真正的高人如同村夫野民一样是不读人间之书的，这里姑且不论。一般而言，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关注精神生活的人会对书籍毫无兴趣。尤其在青少年时期，心灵世界的觉醒往往会表现为一种勃发的求知欲，对书籍产生热烈的向往。“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高尔基回忆他的童年时所说的这句话，非常贴切地表达了读书欲初潮来临的心情。一个人在早年是否经历过这样的来潮，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和预示了他的精神素质。
然而，古今中外，书籍不计其数，该读哪些书呢？从精神生活的角度出发，我们也许可以极粗略地把天下的书分为三大类。一是完全不可读的书，这种书只是外表像书罢了，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印刷垃圾，不能提供任何精神的启示、艺术的欣赏或有用的知识。在今日的市场上，这种以书的面目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比比皆是；二是可读可不读的书，这种书读了也许不无益处，但不读却肯定不会造成重大损失和遗憾。世上的书，大多属于此类。我把一切专业书籍也列入此类，因为它们只对有关专业人员才可能是必读书，对于其余人却是不必读的，至多是可读可不读的；三是必读的书，所谓必读，是就精神生活而言，即每一个关心人类精神历程和自身生命意义的人都应该读，不读便会是一种欠缺和遗憾。
应该说，这第三类书在书籍的总量中只占极少数，但绝对量仍然非常大。它们实际上是指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那些不朽之作，即所谓经典名着。对于这些伟大作品不可按学科归类，不论它们是文学作品还是理论着作，都必定表现了人类精神的某些永恒内涵，因而具有永恒的价值。在此意义上，我称它们为永恒的书。
要确定这类书的范围是一件难事，事实上不同的人就此开出的书单一定会有相当的出入。不过，只要开书单的人确有眼光，就必定会有一些最基本的好书被共同选中。例如，他们决不会遗漏掉《论语》、《史记》、《红楼梦》这样的书，柏拉图、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
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倒不在于你读了多少名着，古今中外的名着是否读全了，而在于要有一个信念，便是非最好的书不读。有了这个信念，即使你读了许多并非最好的书，你仍然会逐渐找到那些真正属于你的最好的书，并且成为它们的知音。事实上，对于每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追求的人来说，他的必读书的书单绝非照抄别人的，而是在他自己阅读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书单本身也体现出了他的个性。
正像罗曼·罗兰在谈到他所喜欢的音乐大师时说的：“现在我有我的贝多芬了，犹如已经有了我的莫扎特一样。一个人对他所爱的历史人物都应该这样做。”
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至少就精神食物而言，这句话是对的。从一个人的读物大致可以判断他的精神品级。一个在阅读和深思中与古今哲人文豪倾心交谈的人。与一个只读明星逸闻和凶杀故事的人，他们当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心世界。我甚至要说，他们也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外部世界上，因为世界本无定相，它对于不同的人呈现不同的面貌。列车上、地铁里，我常常看见人们捧着形形色色的小报，似乎读得津津有味，心中不免为他们惋惜。天下好书之多，一辈子也读不完，岂能把生命浪费在读这种无聊的东西上。我不是故作清高，其实我自己也曾拿这类流行报刊来消遣，但结果总是后悔不已。读了一大堆之后，只觉得头脑里乱糟糟又空洞洞，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歌德做过一个试验，半年不读报纸，结果他发现，与以前天天读报相比，没有任何损失。所谓新闻，大多是过眼烟云的人闹的一点儿过眼烟云的事罢了，为之浪费只有一次的生命确实是不值得的。
导读：选好一部书或一篇文章之后，怎样去精读，怎样吸收文章中的营养，听于漪老师给我们的教诲。
要读出文章的个性于漪
理想的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命伴侣。读书使人明智，使人欢乐，使人心旷神怡。然而，书籍浩瀚如海洋，怎么读呢？英国大哲人培根说得好：有些书可供一赏，有些书可以吞下，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咀嚼浏览，有的要全文读，有的只需挑着读，拣着读。目的不一，方法各异。下面我们仅就精读的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般地说，精读的目的在于正确而深入地理解读物的思想内容，解除阅读中所碰到的各种疑难问题，能一定程度地评价读物的社会作用，品评作品的写作特点。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需掌握一定的步骤和方法。
不管读哪类文章、哪种体裁的文章，要学会读出文章的个性。写不出文章的个性，泛泛而谈，难以成佳作，难以吸引读者。即使写最稀松平常的事，善文者必有其独到之处，文中必有其与众不同的特色。阅读时要能真正从中吸取丰富的养料，须探究特色，把握文章的个性，切忌粗略地了解框架。丢失文中的珍奇。
朱自清的《背影》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名人写父亲、写母亲，刻画亲情的文章比比皆是，为什么在现代文学中《背影》独占鳌头呢？关键在于“真”，屏粉饰，去藻绘，有真情。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章只是写实。”《背影》是作者“泪如泉涌”的产物，是作者脑中镌刻的父亲爱抚自己的一幅幅图景再现的产物，是作者生活的真情实感。唯其真实，所以感人。阅读时牢牢把握，就可粗知文章的个性特征。
然而，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还是远远不够的。情必须有所依附。在写人的作品中，融情于形最常见。人物形象是抒情的依托，一般多喜欢写人物的正面，刻画音容笑貌，而朱自清先生却蹊径独辟，在特定的环境中从背后用饱含泪水的眼光来凝视父亲，刻画背影，让父亲上月台时的“蹒跚地走到“慢慢探身”“穿过”“爬上”“攀”“缩”“倾”一系列动作打入读者眼帘，构成鲜明的印象。
文中前后四次写背影，符合父子之间感情含蓄的真实，在这普普通通背影的描述中，舐犊深情跃然纸上。
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作者笔下完全可以写成个性迥异的文章，阅读时要认真品味，把握各自特色，从中获益。海燕，作家常以此为描绘对象，或咏物，或抒情，或言志。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形象在中学生的脑海里印象是深刻的，那是一个英勇无畏、搏击暴风雨的先驱者的形象；而郑振铎笔下的海燕则另是一番图景，另有一番风味。前者是把海燕放在暴风雨来临前的大海这个环境中进行描绘的。背景辽阔，且急剧变化，风狂，雷鸣，电闪，浪吼，层层紧逼，矛盾冲突紧张激烈，海燕在这样的环境中搏斗，英勇无畏的性格得到充分的表现。“斗”是这首散文诗的灵魂。以纵横决荡、勇敢善斗的海燕形象象征俄国革命先驱者的形象，给人以心灵的震撼。
郑振铎的散文《海燕》的灵魂是“恋”。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迫害进步知识分子，年青的郑振铎被迫于同年5月离开家乡，离开祖国，远游欧洲。在漫长寂寞的海上旅行中，游子思乡恋国，寄情于物，于是有了《海燕》之作。文章也是把海燕放在大海的背景上来刻画的，然而这个背景是晴空万里，海涛万顷，绝关的海天。目睹在海面上隽逸的从容的斜掠的海化出故乡的小燕，把故乡的小燕子和海上的小燕子交织起来写，似分似合，似合似分，借助它们吐露思念家乡、思恋祖国的真情。文章开篇描绘故乡春燕图，意在种下情种，“燕子归来寻旧垒”，情播得深，海上的恋国恋乡之情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任何一篇佳作，都有其特定的背景，特定背景下产生的思想感情，都有明确的写作意图，都有表达写作意图的种种写法。这些就构成了文章的个性，区别于其他的文章。精读，就要读出文章的个性；只有读出文章的个性，才能真正体味到文章的佳妙。读出文章的个性，文章就不是平面的文字，而是活的，流动的，立体的，文中的珍奇佳妙之处就会深深印入脑中，增进知识，形成能力，融为教养。反转，读起来千文似乎一面，那所得也就微乎其微了。
读书与看书之间［美］王鼎钧
兵学家蒋百里说，想打胜仗你得“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套用他的句式，做读书人最好“生活条件与读书条件一致”，例如在大学里教书、做研究，有人发薪水供你读书，你读了一辈子书还可以领退休金。
一般人不是这样，时间精力都消耗在与书无缘的事务上。台北有位出名的小学校长，为了把学校办好，每天“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既然声名大噪，少不得被外面拉去开会、演讲、访问、赴宴，几乎没有时间和家人相处。有一天他忽然感慨之至，对我说：“我觉得我已经不识字了。”
所以我曾说我们用“残生”读书写作。古人也说“三余”读书，“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冬者岁之余”，“余”字比“残”字好看些。我们虽不种田，“三余”还是生活里常有的现象，尤其纽约的冬季漫长，风雪不少，户外的活动搁置，多些时间出来。我们还有第四余，“老者生之余”，退休后读生平未读之书，不无小补。
今天我们的问题不仅是可以读书的时间少，要读的书也实在太多。古人为了接近书，有雇给书香人家做书童的，有嫁给藏书之家做媳妇的。那是另一番难以想象的光景。于今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有出版社三千家，依营运常轨，每个出版社每年总得出十本书，共计三万本。每年三万本书忽然来到你的手边眼前，好不令人手足无措，更何况，中国大陆又是多少出版社，每年又出版多少本书（若再把外文书“联想”在一起，真是天旋地转了）？
我有一个朋友，喜欢看书，也喜欢买书。后来情况有变，他进了书店，东摸摸，西看看，空着手走出来，书太多，干脆不买了。他进了图书馆，东翻翻，西查查，叹口气走出来，书太多，他干脆不看了。浮生有涯，五色令人目盲，出版爆炸的压力实在大。听说，在台湾真有人（读书的人，写作的人）逃到停水断电面海负山之处，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不订报纸，也不知他是潇洒还是悲愤。有位学者说，佛教所以有禅宗，就是因为经典太多，读不完，读完了也读不通，索性来个“不立文字，起码证心源”。这个解释倒也很“人性”。
出版界对着作成品本有检核过滤的功能，它替读者把守大门，要过一关，你得够格。然后，批评家替读者把守二门，“选家”也是广义的批评家。现在出版家河海不择细流，批评家光棍不挡财路，读者买书只有靠运气。你进书店能否买到好书，有如搭计程车能否遇到好司机，进庙能否抽到好签。我常想，假如买书像买酒一样有多好！我不会喝酒，但我知道怎样一定买到好酒；我会看书，但我不知道怎样一定可以买到好书。
有人说，“读书”和“看书”不同，读书有方法，有目的，有成果，讲的是读书人的水准，不是书的水准。我们说读哲学系，读康德，不说看哲学系，看康德。
告诉某作家“我读过你的书”或“我看过你的书”，一字之差，寓褒贬、别善恶。
中国有句老话“读书便佳”，指的是受正统教育，它的意思并非“不论看什么书都好”，而是“不论能否中举都好”，文凭无用之类的话，本来有理，后来我不信了，我留在中国大陆上的同学，高年级生读到大学毕业，低年级生读到高中毕业，以后遭际各有不同。在那样一个社会里，依然是大学毕业的人比中学毕业的人有较好的出路，即使是毛泽东，他也觉得大学毕业生比中学毕业生用处大一些。我在翻看同学录的时候，深深感到“读书便佳”这句话通过了有史以来最严酷的试炼。
你可以说“读书便佳”，不能说“看书便佳”，一如不能说“看电影便佳”。今天教育普及，看书是每个人的事，读书人仍然是特定的少数。有人强调读书凭兴趣、凭性情，我想他说的是看书，他写的书也很好看。今天作家出一本新书，斤斤计较的只是有没有人“看”，其志亦云小矣。有一次，我问一个写小说的朋友“近来读什么书”，他说：“我不读书，我写书给人家读。”又着实使我肉跳（附带记下：如果谁说他想做“总统”，我倒并不惊讶）。
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我想他是看书。诸葛亮读书但观大略，我想他也是看书，隐地在《一句话》扉页写下“风翻哪页，就读哪页”，正是为我等看书人立言。“读书”的情况大约应该像韩愈在《进学解》里噜噜嗦嗦说的那般模样。
他们读，之后把心得写出来给我们看。我们看了之后再写，即不值一看了矣。所以，我们必须去读那本名为“人生”的大书，接通源头活水。
读书，书成全我们；看书，书惯纵我们。我是看书人，这半辈子算是被书惯坏了，有点遗憾，并不后悔。世界上，除了看书，还有谁能这样顺应我们、尊重我们呢？除了书，还有什么能这样揣摩我们的需要、一心一意为我们而存在呢。
“拥书权拜小诸侯”不仅是用“书城坐拥”的典故而已。这些书把它的细腻体贴交给我们，同时并在暗中矮化了我们。上帝既然这样安排了，也罢，也好。
读书与书籍［德］叔本华
文学的情形和人生毫无不同，不论任何角落，都可看到无数卑贱的人，像苍蝇似的充斥各处，危害社会。在文学中，也有无数的坏书，像蓬勃滋生的野草，伤害五谷，使它们枯死。它们原是为贪图金钱，营求官职而写作，却使读者浪费时间、金钱和精神，使人们不能读好书，做高尚的事情。因此，它们不但无益，而且为害甚大。大抵来说，目前十分之九的书籍是专以骗钱为目的的。为了这种目的，作者、评论家和出版商，不惜同流合污，朋比为奸。
因此，我们读书之前应谨记“绝不滥读”的原则，不滥读有方法可循，就是不论何时凡为大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书，切勿贸然拿来读。例如正享盛名，或者在一年中发行了数版的书籍都是，不管它属于政治或宗教性还是小说或诗歌。你要知道，凡为愚者所写作的人是常会受大众欢迎的。不如把宝贵的时间专读伟人的已有定评的名着，只有这些书才是开卷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