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读坏书，没有人会责难你，好书读得多，也不会引起非议。坏书有如毒药，足以伤害心神——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新出版的书，而无暇阅读前贤的睿智作品，所以连作者也仅停滞在流行思想的小范围中，我们的时代就这样在自己所设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了。
读书是终生之事李燕杰
李燕杰，当代教育艺术家、着名演说家、教授。北京人。现任北京师范学院教育研究所所长、北京自修大学校长。着有《启迪青年心灵》、《和青年谈美》等。
有人问，我的演讲受欢迎其中有什么奥秘？我想，除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一颗红心，注意加强针对性之外，那就是我能够博览群书。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清贫的生活中挤出钱来买书。家中虽然没有万贯家产，却有万卷图书。我从小就爱读书，那些图文并茂的艺术珍品对陶冶我的心灵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古人说：“开卷有益。”这话是有道理的。读书可以使人见多识广，博采众长。我小时候生活在旧社会。经常为生活所迫，中途辍学。14岁到工厂学徒，17岁到农场去开荒，但学习并没有中断。即使在卖报、卖纸烟的闲暇时间，也还是抓空儿看书。像《我的童年》、《一个苦儿努力记》就是在失学的境遇中读完的。身临其境，有更为深切的感受与体会。
后来参军，上大学，教学，几十年如一日，像牛那样吃草，像海绵那样吸水，然后把心血和汗水贡献出来，这也是一种生活的乐趣。一生无有它癖，唯有书籍为友。同志们觉得我演讲、写作还有可听可看的地方，我想，除了深入现实生活这个重要因素之外，博览群书，博采众长，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
那么，我是怎样读书的呢？
首先，我对自己所从事的中国古典文学专业进行了专门的、系统的学习。在我较为丰富的藏书中，凡属有关这一方面的知识我都尽量浏览，重要的章节就认真研究，有的作了笔记。这还不够，为了研究某一个问题，还专门从图书馆借来有关书籍，或到阅览室去阅读，不搞清楚决不罢休。这样，我的书就不是“死书”而是“活书”——因为我大都翻过，甚至有的是看过之后认为很好才买来备用的。当我研究一个什么问题、需要一种材料的时候，就可以随手翻阅。有的同志常常强调工作忙，或者认为只要买了书，就放心了，心想：“用的时候再说。”其实这种买书不看的习惯是很不好的，必然使书籍成为“死书”，发挥不了作用。
博览群书虽为博览，但也应该有个大致的范围与目的才会学以致用。例如，我的基本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但我的阅读范围却较为广泛，可以说，古今中外，政治历史，文学艺术，趣闻杂感，无所不看，无所不记。有人称我为“杂家”，细想起来，这个“杂”字倒很必要，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多色彩的万花筒，你不杂，便不能体会社会本来的色彩与本质，很容易成为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书呆子。当然“杂”是为了“专”，二者相辅相成。
读书还要养成记笔记的习惯，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特别是从事写作的同志，引用知识需要准确，发表感想需要深刻。平时作一些摘录或杂感式的笔记大有好处，这些自己独有的知识积累，有如海滨拾贝，深海探珠，即使一时闲置，也是珠宝成串，一旦派上用处，就会别有滋味。
俗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大家都爱读书的人，那就让我们省点烟酒钱多买几本书，省点消遣时间来博览群书吧。学习没有止境，读书也可以说是终生之事。
吕叔湘闲话读书人郑逸文
吕叔湘先生致力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已经大半世纪了，那些至今还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着，凝聚了吕老孜孜探求、勤奋笔耕的滴滴心血，它们是送给后生学子的一份极为宝贵的财富。
吕老说，只要是写得“有看头”的书他都看。前几天，他刚读完了黄裳的《霓裳曲》与《珠还记幸》，连称“好”，说是读着那些文章，一些被淡忘了的事，旧日熟谙的友人、一些曾在胸膛里激荡了很久的思想都栩栩再现了。书缩短了寰宇的昼夜，能将一切带入一个永恒的空间，无论是史前的还是史后的，遨游在这个空间里，辨别、思索、幻想，是一番多么惬意的享受！
吕老对读书人该读些什么书的问题颇有一番见地。他认为读书人应该读三类书，少一类，便不能称为“读书人”。
“有关自己专业的书”是老人的首推之书。吕老谈到，这类书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都是一定得读的，它们是一个专业人员的立身之本。因此老人即使在早几年“被强迫赋闲”的日子里，也时时走进旧书店去翻翻，掏出仅有的几个钱搬些书回家。被吕老列为第二类的书是“与专业有关的其他门类的书”，“这类书应尽可能多读一点，这对于开拓思路，增长见识、加深学养、提高理解、判断能力是很有好处的”。第三类书籍，则是“做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必读之书”。吕老加重了语气：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都应该了解自己的民族，自己民族悠久的思想、文化、科学史；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环境，以及在这种时代、环境里萌生的各种新技术、新思潮，新文化，从中发现我们探索、学习的新目标、新起点、新任务，“否则”即使你是位专家，是位颇有影响的学者，但你决不是个读书人。
说到读书方式，吕老认为读书作笔记是个很好的习惯，“但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吕老坦诚地笑了，我也笑了：读书方式也是因人而宜的呀。
忆读书冰心
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4岁时读母亲教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曰，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7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
那时我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给我们几个表兄妹讲一段《三国演义》，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真是好听极了，但是他讲了半个钟头，就停下去干他的公事了。我只好带着对于故事下文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含泪上床。
此后我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知半解地读了下去，居然越看越懂，虽然字音都读得不对，比如把“凯”念作“岂”，把“诸”念作“者”之类，因为就只学过那个字一半部分。
谈到《三国演义》我第一次读到关羽死了，哭了一场，便把书丢下了。第二次再读时，到诸葛亮死了，又哭了一场，又把书丢下了，最后忘了是什么时候才把全书读到分久必合的结局。
这时就同时还看了母亲针线箩里常放着的那几本《聊斋志异》，聊斋故事是短篇可以随时拿起放下，又是文言的，这对于我的作文课，很有帮助，时为我的作文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着“柳州风骨，长吉清才”的句子，其实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只因那时的作文，都是用文言写的。
因为看《三国演义》引起了我对章回小说的兴趣，对于那部述说“官逼民反”的《水浒传》大加欣赏。那部书里着力描写的人物，如林冲——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看了使我气愤填胸！武松、鲁智深等人，都有其自己极其生动的风格，虽然因为作者要凑成36天罡72地煞勉勉强强地满了一百零八人的数目，我觉得也比没有人物个性的《荡寇志》强多了。
《精忠说岳》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的印象，虽然岳飞是我从小就崇拜的最伟大的爱国英雄。在此顺便说一句，我酷爱古典诗词，但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那一首，还有就是李易安的《声声慢》，她那几个叠字：“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写得十分动人，尤其是以“寻寻觅觅”起头，描写尽了“若有所失”的无聊情绪。到得我11岁时，回到故乡的福州，在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了林琴南老先生送给他的《茶花女遗事》，使我对于林译外国小说，有了广泛的兴趣，那时只要我手里有几角钱，就请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这又使我知道了许多外国的人情世故。
《红楼梦》是在我十二三岁时候看的，起初我对它的兴趣并不大，贾宝玉女声女气，林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我厌烦，还是到了中年以后，再拿起这部书看时，才尝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这一辈子读到的中外的文艺作品，不能算太少。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我还得到了做人处世的“独立思考”的大道理，这都是从“修身”课本中所得不到的。
我自1980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即因伤腿，闭门不出，“行万里路”做不到了，“读万卷书”更是我唯一的消遣。我每天都会得到许多书刊，知道了许多事情，也认识了许多人物。同时，书看多了，我也会挑选，比较。比如说看了精彩的《西游记》就会丢下烦琐的《封神传》，看了人物如生的《水浒传》就不会看索然乏味的《荡寇志》，等等。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句的，无病而呻，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但是那些满带着真情实感，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哪怕只有几百上千字，也往往使我心动神移，不能自已！书看多了，从中也得到一个体会，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因此，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要我给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我只写了几个字，就是：
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读书“七要”
徐特立是毛泽东同志的老师，一生勤奋好学，总结了许多学习经验，他认为读书学习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学习要有时代性：因为历史上成功的学者都是为着改造或建设当时的新时代而立言的，一切学习都包含着无限的斗争精神。
二、学习要抓住基本的知识：即不好高骛远，而忽略基本的东西。喜马拉雅山是世界着名的高山，因为它是建立在西藏高原上，是基盘广大的高原上的一个高峰。假如把喜马拉雅山建立在河海平原或江淮平原上，八千公尺的孤峰是难以存在的，犹如无源之水是易于枯竭的。
三、学习要有方法和立场：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均有自己的独到处。唯杂家什么都有一点，而没有专长，等于抄书匠，无一成功者。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派，无一定的方法和立场，也就无一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学者。中国研究《说文》者，不下数十百家，而许氏的正统派还是二徐，刊本则终推孙星衍本，所以，学习虽宜无书不读，但不是毫无方法毫无立场的。
四、学习要有事业和职业的目的及长期的计划：为学习而学习的学习和无计划乱抓的学习，都是不对的。应该为工作而学习，不是以工作来帮助学习，而是以学习来提高工作的能力，加强工作效率。
五、学习要有一定的中心对象，使一切学习围绕着它：像建军一样，要有基干部队作领导；像作战一样，其中心对象是守住中心据点，一切掠野是为着攻坚，是为着守这一据点。
六、学习要抓住要领：中国的学者自古以来总是贪多而找不到中心的一环，虽劳心劳力无成功。
七、学习要有批评的、革命的、实践的精神：对于古人的学术遗产及对于自己过去的着述，都要把它当成历史看，而加以批评地重新审查。
徐特立的时间观念很强，他珍惜自己的时间，也珍惜别人的时间。开会必准时到达；与人约会，必按时赴约，如有改变，必定先通知。他说：“如果迟到一分钟，有60人参加的会就要浪费别人一点钟；有600人参加的会就要浪费别人10点钟，人数越多，浪费越大，这是不可容忍的错误。鲁迅先生不是说过吗，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的人！”
买书，是徐特立一生当中的一种特殊爱好，他收藏的图书总数在二万册以上。他一生最善于挤时间读书，日间工作繁忙，就挤早上的睡眠时间。他这种孜孜不倦、认真看书学习的精神，一直坚持到晚年而没有懈怠。1954年以前，他曾集中过一段时间学习与研究党史、中国古代史、民族史、语言学、逻辑学，写了不少读书笔记。1956年后，他又专心致志地钻研过政治经济学，并写过《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记》。早在1947年谢觉哉读了他的70自寿诗后，曾写诗赞颂他读书的勤奋和取得的成就：“你精教育学，更深研数理。哲学政法书，看抄批不已。贯穿辩证法，新奇出腐里。”诗中并希望他多多着述多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应与我公约，着述从兹始。再写三十年，年年十万字。整篇固所需，片羽亦可喜。以此寿世人，学行之根柢。”
徐特立认为读书固贵理解，也须记忆。要理解得好，必须记忆一些基本的东西。但老年人的记忆力衰退了，今天看的书，明天又忘了。因此他就把书中重要的地方，或精当的语句，用大字摘录出来，张贴在壁上，就寝前向壁朗读或默念，第二天起床，又是这样，一直到能背诵为止。1967年，他已经90高龄，仍坚持这样做。
读书要有目标有方法向警予
学问事业，原不是教师们能给与我的，根本还在自己的努力。但是仅止空空洞洞的努力，仍旧得不到结果的。第一要有目标，就是要知道我为什么读书；第二要有方法，就是要知道我应怎样读书。这样有目标有方法的读书，才能得着读书的结果，发生读书的效率。我以为欲定吾人读书的目标，首宜认清时代，次宜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再次，宜认清今日社会急切的需要。在20世纪的时代，重演前十几世纪的陈古董，未免逆转历史进化的潮流，为历史进化所不许。所以20世纪的中国决不容有废女学毁女权的事实出现，也和决不容有称帝复辟的事实出现一样。20世纪的时代是被压迫阶级从压迫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大变化时代。这个时代，是人类全体到平等自由之路的过渡时代。我们女子也是被压迫阶级的一部，我们处的是被压迫的地位。欲免除压迫，老实说来只有联合同阶级努力作战改造社会的一法。现在的社会简直是血包脓的社会，是万恶之丛，除了我们女子，还有整千整万在人类中占最大多数的弱小民族和工人，无一不在资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的，辗转呻吟过那九死一生的生活。时至今日，社会需要再没有比革命改造还急切的。
我们女子如果稍知时务，稍有人心，便无论为人类为同胞或为自身的解放，都非毅然决然踏上革命改造的前线不可。故那些“为读书而读书”，“为娱乐而读书”，或“为将来嫁一如意郎君而读书”，皆不是我们以人自居的觉悟女子今日读书的目标。我们读书的目标，应是准备改造社会的工具。
文学美术，能建设在改造社会的基础上与人生问题发生实际的关系，当然有它相当的价值。如果专门炫词调，夸丹青，或是描写那两性莫名其妙的肉麻恋爱、花儿鸟儿、卿卿我我，又有什么意味？这种能事，只是古代名媛才女的专技，20世纪觉悟女子的使命似不在此。然则根据我们的目标，我们应怎样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