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同学好友定期在一起谈谈自己读书的情况，的确是个好办法。那么有人说，我一个人独住在一个地方，没有与朋友交流读书心得的条件，怎么办呢？
也有办法的，杨贤江接着说：“至如乡居僻处之士，独学无友，可以笔录之法代之。即每阅一书既竟，则述其大旨与长短，作为序或跋一首，录之于册。有所评论，不妨随意记之，以为后日比较自己学识讲退之证。古人所着读书记，皆是此例。”
独学无友的人，读完一本书后，就随手写点读书笔记，可以写书的内容提要，也可以写读后的心得体会，还可以写批评的意见，写什么都行，长短也不论。这样一“笔述”，不但对掌握书的内容有益，而且一旦写得多了，说不定还能像前人那样，出版一本“读书笔记”之类的着作呢！
邹韬奋——层次法
略通一点中国新闻史的人，都会知道“邹韬奋”这个名字。
邹韬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而且也是着名的出版家和政论家。他那敏捷的文思，渊博的知识，与他善于读书是分不开的。他在谈到自己的读书经验时说：“特别为自己所喜欢的，便在题目上做个记号，再看第二次，尤其喜欢的，再看第三次，最喜欢的，一遇着偷闲的时候就常常看。”
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读书方法。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形：面对一大堆要读的书籍，而不知怎样读才能收获大？那么请不用犯愁，你可以仿效邹韬奋的办法，分层次阅读。
第一个层次是泛读，像鲁迅那样拿起书来随便翻翻，注意浏览，通过浏览发现有必要重读的书或某些章节。
第二个层次是略读，将泛读时选出来的书，粗略地读一遍，通过略读发现有必要反复研读的书或某些章节。
第三个层次是精读，将略读时选出来的书或章节，细细地咀嚼品味，吸收书中的营养。这样分层次读书，一层一层地筛选，就可以保证所读的书既博又精，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且保证了科学地运用读书的时间和精力，一般的书花的时间和精力少，精华的书花的时间和精力多，轻重有别，详略有致。比对所有的书都平均使用力量，盲目地瞎读一气，效果自然要好得多。
艾思奇——闹中求静法
谁都希望有一个安静幽雅的读书环境，然而，这种环境条件是不容易得到的，实际上，我们常常必须在喧闹嘈杂的情况下工作、学习。这就要求我们练就一套闹中求静的本领。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有一手“绝招”。他在《读书生活》杂志社工作时，工作负担非常重。家里人怕他累坏了，就借来一架留声机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希望他能在美妙悦耳的乐曲声中松弛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却不料，尽管音乐声再大，他压根儿就听不见，仍然埋头工作，就像沉睡在梦境中不能醒来一样。
这种闹中求静的本事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这种本事，无论在多闹的情况下都能静下心来读书、工作，这就能比别人赢得更多的时间，终生受益。
闹中求静，实际上是意志力的体现。意志是靠磨炼出来的。
艾思奇从小就注意这方面的锻炼。他在昆明市一中上学时，就常常故意到乱哄哄的街市边上或操场上去读书。后来，他到日本求学，课余时间，别的同学都在聊大天或是唱歌跳舞，好不热闹，而他却一个人坐在墙角，埋头看他的书，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似的。有个同学怀疑他是否真的能够读进去，就一把抢过了他的书，问道：“刚才读的是第几页？什么内容？”艾思奇竟能对答如流，回答得既准确又具体。
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也是这样锻炼自己的，他常常天刚蒙蒙亮，就拿着一本书到菜市场旁边去读，任凭那卖菜的吆喝声和讨价还价的争吵声多么刺耳，他都坚持集中注意力读书。正因为有这方面的锻炼，所以他后来能在行军打仗的动乱的情况下看书、工作，能够在马背上写出绝妙的好诗来。
如果哪位同学还不具备闹中求静的本领，那就趁自己年少时抓紧练吧！
冯定——广专结合法
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定先生是一位青年修养问题的专家，他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等名着曾在青年中产生过巨大反响。他在另一部书《人生漫谈》中专门辟了一章来谈学习问题。他主张青年人读书“必须分为两个方面，就是广和专，两者相结合，‘有阵地前进’，才既能巩固战果，又能扩大战果”。
他认为：“广就是使自己具有的常识，能够不断提高和充实，但只求知其大概，而不必样样都专，件件都通，因为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专，最好和自己的业务结合起来进行，从系统地占有材料入手，并使理论和实践经常密切结合起来，效果自然更好。”
冯先生还告诫青年人，要真正做到“术业有专攻”是很不容易的，他说：
“专，必须刻苦钻研，不费一定的脑力，不花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艺术大师梅兰芳之受人爱戴和尊敬，既有政治上的因素，更有艺术上的因素。政治上，他由爱国主义者，进而成为社会主义者；在艺术上，他对于每一句唱词，每一段做工，每一种表情，每一个手势，都是细经琢磨，详加探讨，终生苦心孤诣，无时或懈。从事文学艺术的人是这样，从事科学技术的人也是这样；从事社会活动、社会工作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导师，如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其学问都是广得惊人而又专得惊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书，都是先总结了许许多多的经验和搜集了许许多多的资料，才动手的。列宁仅在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时，就曾先阅读了几百部书和几百篇文章，并且做了读书‘笔记’。毛泽东同志是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然而历史、文艺等等方面知识的广博，也是使人敬仰不已的。总之，不论是在什么方面，不论是在什么部门，谁要是希望有所成就，除了专心致志，付出辛勤的劳动之外，是没有任何捷径的。”
顾颉刚——质疑法
我国现代着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27年2月为厦门青年作过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怎样读书？》他在演讲中说：
“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识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管我们的思想。所以读书的时候，要随处生疑。换句话说，就是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敢于批评，就可以分出它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或者写在笔记簿上。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想起什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这样的不怕动手，肯写肯翻，便可培养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对于一门学问自然就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
读书要敢于质疑、善于质疑，这是顾先生的一贯主张。他在另外的场合还说过：“我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受他人的管束。质疑就是要提出问题，大胆地怀疑书上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不管你是名人也好，名着也好，我都敢于以批评的眼光去读。”
古人说过：“学则须疑”，“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些话将质疑法的重要性说得很透彻。如果书上说什么就信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全盘接受，就会把书上一些错误的观点和材料当成正确的东西吸收，戕害自己不算，还可能谬种流传，贻误后代；再说，读书尽信书，思想就被书本束缚住了，创造力也就被扼杀了，那还怎样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超过前人呢？
顾颉刚说，读书须疑，就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只要有了判断力，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
范文澜——天圆地方法
着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一生是勤谨治学的一生，他积累了许多读书和做学问的宝贵经验，为我们留下了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范文澜一贯主张读书治学要做到“天圆地方”。
所谓“天圆”，就是要有灵活的头脑，勤于思索。他常常引用孔子的话：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提倡独立思考，要求学与思统一，反对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读书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领会分析书中内容的精神实质，而不能死记硬背个别词句或个别原理。
所谓“地方”，就是要能坐得下来，埋头苦干，潜心于读书和科研工作。
他曾说过：读书做学问要强调一个“坚”字，“坚就是对做学问有坚定的信心，坚持的耐心，坚强的毅力。方针决定以后，认真做下去，要有不知志之将至的精神”。他不仅这样提倡，而且身体力行。1940年，他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开始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此后30年中，无论国家和社会经历了多大的变化，不管自己经历了多少顺境和逆境，他都矢志不渝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埋头编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一直奋斗到最后一息。
范文澜认为，“天圆”和“地方”是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必备的两个条件，倘若缺乏这两个条件，将“天圆”和“地方”倒过来，变成了“天方地圆”——既不会思索，又不认真读书、做事，那就将一事无成了。
冯友兰——四字法
着名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读书方法，归纳起来是四个字：精、解、知、明。
精，即“精其选”。读书须有选择，否则在茫茫书海中会迷失方向。可以把书分为要精读的书、可以泛读的书、只供翻阅的书三大类。究竟哪些书值得精读？这要根据自己的专业来选定。一旦选定的书，就要认真地、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解，即“解其言”。读书，尤其是读古书，首先必须弄懂它的文字，因为文字是书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古今之别。中国的古书是用古文写的，不同时代的古文又各有差别。如果不攻破这道语言文字关，就看不见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光站在关外指手画脚，那怎么行呢？
知，即“知其意”。读书不能只注意字面上的意思，死读书，而必须注意字里行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
明，即“明其理”。读书仅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为前人的意所误。只有做到这个程度，才算是把书读活了。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因为意只是写书人主观的认识，而不一定完全符合客观真理，所以读书时要注意用客观真理的标准来检验。
杨公骥——扫清外围法
史学教授杨公骥说：“学习研究犹如攻坚：攻坚城必须扫清外围，因为坚城与外围乃一整体，后者不破，前者难攻，学某一学科也必须兼通相邻学科，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孤立发展、独立存在的，都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杨教授是怎样扫清外围的呢？这里列举他读书的一个例子：他年轻时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问题，阅读了很多论着，但是越看越觉得如坠五里雾中。
于是，他就开始清扫“外围”了，找了《金甲文》、《殷墟报告书》、《古代社会》以及考古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的书来读，由于丰富了相邻学科的知识，触类旁通，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这种先扫外围再攻城的方法，是符合阅读规律的。历史上有不少“清君侧”
的故事，为了打倒皇帝，必须先将皇帝周围的心腹大臣除掉。“清君侧”与“扫外围”都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学科的相邻学科也与“君侧”和“外围”差不多，“君侧”与“君主”、“外围”与“坚城”、相邻学科与本学科，都是有其内在联系的，由此及彼，彼通此通。倘若不明了这个道理，不扫除“外围”，只知埋头“攻城”，读书效果是不会好的。
吕振羽——约、博、精法
着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在谈到如何读历史书籍时说：“学习历史，依据我个人片面的粗浅的经验，可以分作‘约’、‘博’、‘精’三步走。”
所谓“约”，就是要打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与历史知识的基础，选读有关经典着作和历史着作。在经典着作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都应该作为基本读物。在中国历史着作方面，可以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第一分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吴玉章的《辛亥革命》等。在读的时候，不妨由粗读到精读，必须把它读懂；对其中疑难的地方，随时参阅别的书籍，校对原始材料。通过学习，掌握历史的基础知识和别人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钻研打下基础。关于史料方面，可以读《纲鉴易知录》，历代历史演义或舒屋山人着《二十六史演义》，进一步可以读《史记》、《资治通鉴》等。
所谓“博”，就是扩大知识领域和眼界，不只是要博览经典着作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着作，而且要博览现代、近代、古代各家的历史着作和史论，博览有关原始资料性的主要书籍和文献，还要阅读其他学科同历史有关的重要着作。这些书怎样读呢？那就应该“博”中有“约”，或浏览，或翻阅一过，知其大概；同时要由“段”而“全”，即由断代史到全部通史，由“博”而“通”，即选读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专史，再到通史，然后加以分类排比，加以贯穿。
所谓“精”，就是要选择一门（或专史或断代史），深入钻研，求得精通，集中各方面有关的书籍和资料，博览，细读，深钻，斟酌诸家之言，互相印证，校勘，材料精当，论点区分正误，重现历史面貌，洞察内在联系，等等。
吕先生的“约、博、精”读书法，虽然指的是学习历史，但对于我们阅读其他学科的书籍，也是很有启发的。
施蛰存——理智法
青少年朋友大多爱读书，有的人整天抱着大部头的小说，手不释卷，如痴如醉。他们这样读书，书虽然读了不少，可收效却并不一定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着名教授施蛰存先生在谈到自己的读书经验时，对这种现象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青少年时期（从十四五岁到二十岁这一段时间），是“用感情去读书”的。“从童话看到中外古今新旧小说，每读一本书都和书中人物融合为一，仿佛自己就是济颠僧、武松、李逵、黄天霸、贾宝玉或堂吉诃德。”
而到了二十岁以后，他就开始注意“用理智去读书”了。“《水浒传》看了第二遍、第三遍，书中人物再也不能和我合二而为一。我注意的是作者描写潘金莲和潘巧云的方法有何异同，七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孰优孰劣，金圣叹的评语可信不可信。用这副眼光去看小说，即使说当时也有可乐之处，毕竟不是青少年时期那种乐趣了。”
从“用感情读书”到“用理智读书”，这是一个质的飞跃的过程。施蛰存先生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好比吃菜，青少年时期是为了追求美味，中年以后就要注意到营养价值。”倘若单纯为了“美味”——消遣或追求情节刺激去读书，就会不自觉地被书本牵着鼻子走，收效甚微，而有目的地为汲取书中“营养”去读书，就会自觉地以审视的目光对书本进行分析，注意吸收书中好的内容、新的知识、写作技巧、优美语句，收获自然就大。
青少年朋友应该尽早完成从“用感情读书”到“用理智读书”的飞跃，辩证地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施先生下面这一段话，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一个人，能不能经常读书，有志于不断提高文化水平、不断扩大知识面，完全决定于中学阶段。我虔诚奉恳中学语文教师，要做好对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指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