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既然要率领周人灭商，那么在武王伐纣前，周国的势力到底有多强呢？前边已经说过，由于商朝内部社会动荡，在武王之前，周人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农业生产要优于商朝。商品贸易方面，由于周原地区社会较为安定，也要比商朝繁荣。尽管在整体势力上，比起商王朝的地大物博，生活在岐山一域的周人显得望尘莫及，可周人却能够集中优势力量，给于商人有效的打击，逐步蚕食商朝。那么，下面我们就对商周之间的军事力量，进行一下对比。
周人是否拥有比商人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呢？如果从人数上来看，商王朝地括中原，人口众多，并征服了山东半岛和湖北各地的藩邦，恐怕不是蕞尔小国的周族可以比拟的。那么在武器方面，周人的装备是否要强于商人呢？
首先看战车。由于商朝先祖驯化了马和牛这些大型动物，依靠马匹作为动力的战车也就随之产生。周人承继商人，也学会了驾车技能。商人的战车是由两匹马或四匹马拖拉一辆直辕双轮的车辆组合而成。在车上站有三名战士，一人执弓，一人用戈矛一类的长柄武器，另外一人则负责驾车。作战时，车上三人相互配合，远用弓射，接近时用戈矛等长柄武器刺击，再近就要使用短兵进行近身搏斗了。为防止战车直接受到冲击，战斗中每辆战车跟前都配属若干名随车的徒卒。根据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商遗址中宗庙前人祭坑的安排来看，在战场上，步卒每十人为一组构成方阵，站在队伍的最前面，车队及其所属徒卒随后，战车以五辆为一组，队形大约是以左右中三队为列队的方式。通过这种排列，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战争中，步卒的作用要远远高于战车。在战场上，战车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学者们颇有疑问。有人提出，在快速奔驶的战车上射士发射，可以发挥十足的威力。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战车硬轮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行驶，必至颠簸不堪，自然会影响射士命中的准确性；战车前又有马及车辕等阻碍，执戈战士对刺的可能性也很小，只有在两车错毂交驰时，才可以进行短促的互击。因此，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车战的功能大约只是将战士迅速运送到战场，指挥官站在车上可以取得较好的视野，方便以旗帜与金鼓指挥军队进退，战场上的主力也许仍是那些随车的甲士与步卒。周国是向商人学来的驾车技能，比起商人的战车，周车稍为宽些，辕略长些，但差别也很小。所以无论战车在战场上能真正发挥出多大作用，商周两国在这一方面的能力应该持平。
下面我们再来看周人的兵器与铠甲。通过对商周两地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证明，在士兵贴身的武装配备上，周人的装备要比商人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周人士兵使用的兵器有戈、矛、戟、剑及弓矢。商人的标准配备是弓、矢、戈（或矛）、楯及短兵。与商人的武器装备比，周人则配备有较为复杂的戟，这是一种将戈与矛联装而成的武器。虽然在商人的墓葬中也发现有戈矛联装成的兵器，周人的戟未必是一种新型武器，但商人对这类武器的使用并没有像周人那么普遍。周人真正的优越性表现在剑的使用上。剑是商人所不曾使用的，作为一种短兵器，可刺可削，无轮是在车战、马战还是下车搏斗，在近身战中剑的威力要高于斧钺和手戈等短兵。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铜剑是在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的铃首剑，其年代相当于商代后期。铜剑在西周早期已普遍出现，陕西长安张家坡、岐山贺家村，甘肃灵台白草坡，河北北平琉璃河各处西周早期墓中都发现了一种柳叶状，无首的铜剑。周人用剑可能和受到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有关。游牧民族在马战中接近敌人时，用剑砍杀十分方便。周人先与戎狄杂居，后又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时常发生战争，吸收他们的先进武器也是可能的。剑不一定是由周人发明，却是由周人将其发扬，以至于成为后来在冷兵器时代，战场上不可缺少的兵器。
周人的甲胄在作战时，活动起来也要比商人士兵穿着的甲胄更为灵活。商人的甲胄是用整片皮甲制成的，可以防护前面，但裹甲的战士却不能自由活动。而周人的甲胄则不同。在山东胶县西庵出土的西周青铜甲是由胸甲、前胸和背甲三片组成，在各甲片的边缘都有小穿孔，可以通过这些穿孔，将铜甲用钉缀在皮革或其他质料的甲衣上。这种将甲胄分开制作穿着的方法，可以使士兵的各部分关节能够较为灵活地活动，这就使得甲胄在增加防护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战斗能力。在战斗中，周人自然会占有一定的优势。
在武器方面的优越性，使周人变的强大，但要灭商，周人只凭借这种优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战略上实行正确的方式方法才能够逐步瓦解商人的统治，最后将如同苍天巨树一般的商王朝连根拔起。周人从古公亶父时期开始“剪商”，季历又以维护商朝北边的名义不断开疆拓土，到文王姬昌，他又用了五十年的时间逐步消减商朝的羽翼，在武王当政后，灭商之势终于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