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牧被杀到赵国灭亡，前后时间仅5个月，这正如司空马所预测：赵国如果杀掉李牧，它将支持不了半年！赵国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更重要的内在原因，正是赵王偏信小人，不能广开言路，采纳有识之士的建议。如果赵王忍偏持公，不听信小人的意见，杀害李牧，至少赵国不会那么快就灭亡。
其实，一些看似合情合理的谗言是不难被攻破的。关键问题是一些领导者不愿意探究事实的真相，被小人的谗言牵着鼻子走。这时候，只要有第三者对你稍加点拨，你就会发现谗言的荒谬之处，从而作出正确的选择、
王商在汉元帝和汉成帝朝一直官运亨通。但是，汉成帝的舅舅大司马大将军王风与王商有矛盾。王凤足一个专权骄横的人，其行为常常违礼逾制，王商对他很看不惯，认为有害政风民俗，遂时常加以抨击。王凤知道后，虽然没有公开说什么，实际上渐渐与王商疏远了。
汉成帝建始二年的秋天，关内大雨霖霖，一下就是40多天，京城也久久笼罩在一片淫雨之中。一天，长安城中的老百姓，蓦地惊恐不安起来，大家纷纷传言，大水就要来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长安将被大水淹没的讹言，愈传愈凶，愈说愈“真”。城中老百姓惊惶失措，纷纷携老带小，奔向城外高地。一时间，东西南北，行人乱窜，相互践踏，呼喊号啕，整个长安城乱作一团。
长安街面大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宫中，汉成帝接到宫使报告，御驾来到未央宫前殿，下诏召集百官公卿议论处置办法。大将军王凤对大水讹言轻听轻信，不假思索即率先上言献策，他建议成帝、太后以及皇帝后妃们立即上船避“水”。王风的建议博得大多数官员的赞同，仿佛大水就在眼前，不避就会被马上淹没似的。
这时，王商站了出来。他认为王凤未经实地勘验，即决定迁宫避“水”，是草率而毫无道理的。他对成帝说道：“自古以来，即使不守天道的昏君之邦，也未见过大雨能淹没城郭的。今天，我皇朝政治祥和，一派太平治世的景象，试问凭什么道理，这雨水会骤然暴发到如此地步？臣认为，大水将至的消息必是讹传。现在城中百姓已惶惧不安，宫廷再下诏迁移。更是增加混乱。此策缺乏斟酌，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败事有余。”汉成帝向来推崇王商断事，这会儿渐渐冷静下来，也觉得王商的议论合情合理，于是没有采用王风的意见，只是派出十来个宫使出去打探究竟。
长安城中的官吏百姓，远望官城内外，一直没有任何动静。他们心想天子还安坐在那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惊慌，于是慢慢停止了奔突，混乱一时的长安城逐渐安静下来。这边成帝派出的宫使打听情况回来说：“大水将至”果然是没有根据的谣言。成帝由此更加佩服王商临事不乱，能清醒地对待问题，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
如果按着王风的建议，皇帝带头逃避“水”祸，那么百姓则会按着上边的样子去做，那全国就会混乱不堪。王商劝告汉成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行事。因为他深知帝王的爱好、行为都对百姓有很大的影响。应该忍住自己一时的冲动，不要草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
集合众智博采众长
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再高明的人也会有疏漏。“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说的就是要集中群众的智慧，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才能使事业成功。
汉高祖刘邦出身低微，当过亭长，识字也不多。但他能礼贤下士，依靠各路人才的智慧和力量，以成就自己的大事业。谋士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手好闲之士，大将军樊哙是屠夫，周勃是吹鼓手，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无业流民，彭越做过强盗。这些人无论出身如何，地位高低，都各有所长，刘邦也正是集中了众人的智慧才打败项羽的。
他采纳谋士张良的建议，首先夺取关中，进入秦都成阳，这样一来使项羽与众士所订立的先人咸阳为王的盟约成为事实，从而造成了项羽的极大被动。而刘邦的谋臣萧何则首先接收了秦朝的中央档案文件和其他国书资料，从而掌握了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一系列情况，为以后的战争作好准备。
此时的刘邦迷恋的是宏伟的宫殿，美丽的宫娥，无尽的财宝，他不想再图进取了。大将樊哙见此情景，质问他：“大王是想得天下，还是想成为富翁？别忘了秦朝就是刚刚在这里灭亡的。”
这一下警惕了刘邦，他还兵灞上，且与民约法三章，恢复社会秩序，稳定人民的情绪，消除苛政，让民安居乐业，这一举措使他赢得了在政治上的优势。此时刘邦在军事上依然处于劣势。他采用了张良“斗智不斗力”的策略。当项羽毁约，封他为汉中王而非关中王时，刘邦也曾大怒，想与项羽决一死战，是萧何等人劝他：要正确估计自己和对手的力量，决战的时机还不成熟，先忍耐一时的委屈，接受分封，到汉中去争取民众，招贤纳士，利用巴蜀的富庶，积聚财力，他日再图东山再起，到时反攻也不迟。刘邦接受了部将们的规劝，还采纳了张良的建议，去汉中当王，并逐段烧毁沿途的栈道，表示再不出来于项羽作对。
刘邦就是这样迷惑了项羽，积蓄力量，到力量壮大后重新攻入关中，在亥下一战，迫使项羽自杀。
建立了汉朝之后，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举行的盛大酒宴中，不无得意地总结他的经验说：“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草，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战必胜，攻必克，率百万之众，战于沙场，我不如韩信。二三者皆是人杰，我能用之，这也就是我能够获取天下的原因了。”
晚清重臣曾国藩办团练伊始就发布招贤书，书中说：
“我奉命协助办理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日夜忧心忡忡，惟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要嫌弃我，肯慷慨前来光临相助，借此广泛地采取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想来能得到大家的体谅。……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起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呢？”
曾国藩做事很有主见，一旦认准，就不为浮言所动，创水师、扎祁门、围安庆都是如此。但有主见与固执己见是天壤之别。主见是对事物发展判断后的对策，当然不能朝令夕改，而要坚持实施；同执己见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带有性格上的不健全性。一个人的智慧终归有限，一个人的见识也受个人经历、知识等各方面的限制。如何将他人智慧为己所用，这是用人卜的问题，也反映一个人心胸气量之大小。
曾国藩兄弟攻克江宁后，朝野官绅奔走相告，曾国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见向他庆贺的人，人们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同样意思的人更不计其数。但大体都是官样文章，无非说一些“英谋远略、勘定大乱”之类的话。曾国藩自然不会认真。
可是，有一篇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规于颂的书信引起了曾国藩的极大兴趣。上书人开头也讲厂曾国藩以书生张空拳与巨敌相斗，与召学生子弟忍饥转战，备历艰阻但百折不回，终于成就大功的过程，文字简练而有力，说到了曾国藩的心里。
重要的是后面：你们兄弟俩从湖南偏僻的小村庄走出，十几年后封侯荫子还不算，手挽四省兵符，天下的大吏几乎都是“曾家人”。这是千载一遇的事，曾国藩看到这一段，头发都竖起来，这分明是一种警箴啊！是在给自己敲警钟。
最末一段尤其让曾国藩掩卷沉思，汗浸脊背：两江总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治河、漕运、盐运、水师等常人难以处理的事都归您管辖，国家和平时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体、可以信赖又有魄力的人才能肩此重任。现在江南哀鸿遍野，草莽尚未消弭，而两方各国张开大口，群相逼伺，后果不堪设想。我真为你担忧啊！
天大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到了上书人手中简直是四面楚歌、布满陷阱。曾国藩当然要吓出一身冷汗。其实，曾国藩知道，这是一种激将法：说他肩上的担子重了，不要辜负人们对他的希望。
上书人并未就此而止，在最末一节又提出了他的方略：窃谓图治以教养为先，在今日则养先于教，世乱才胜法，叵由乱而治，而当以才用法，而不为法所缚，至于内治既修，外侮自戢，道在蓄威养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心不安。
曾国藩读着读着，为上书人所叹服。
曾国藩知道没有才略的人写不出这样的佳作，同时，没有勇气的人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冒然进谏。再者，对他不十分熟悉的人也犯不着如此下笔。他猜想这一定是他身边的幕僚或下属所为。待看落款：平江李观察次青，果真是李元度！
曾国藩立即给李元度写信，请他暂时放下手中之事，到江宁做彻夜谈。
正是曾国藩虚心纳谏的态度，才使当时最具才智的人纷纷归附于他，湘军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
对“众口一辞”保持警惕
对任何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形之于言论，就会引起争论。可以说，互相之间展开不同形式的争论是正常的，也是在所难免的。相反，如果一群人对某一件事的态度。表现得出奇的一致，甚至连表述的口径与语气都异常相似，这时候你就得注意了。因为这种“众口一辞”的现象，很可能隐藏着其不可告人的秘密。
明初开国功臣李善长，自明太祖朱元璋在安徽滁州起兵，就成为他政治上的重要助手。开国以后，朱元璋封他为韩国公，年享傣禄4000石，居当时6个最高爵位——国公的首位。朱元璋还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嫁给他的儿子李祺，谁知，李善长在77岁的那年，被人揭发说曾与图谋叛逆的重犯胡惟庸勾结往来。恰好这一年又发生“星变”，即天上的星斗发生异常现象，占星官员一致认为应当处分一个大臣。于是朱元璋亲自批示将李善长全家70多人处以极刑，由于公主的关系，只留下他的儿子李祺和两个孙子。
李善长被处死后的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给朱元璋上了这样一个奏章说：
“李善长当年与陛下同心同德，一齐经历了无数的艰难与困苦，帮助陛下取得天下，自己也成为功勋最重的大臣，活着封‘公’，死了可以封王，儿子娶了公主，所有的亲戚都做上了官。作为一个臣子，他的地位可以说是达到顶点了。如果说他自己想造反，进一步当皇帝，似乎还可以理解；现在人们揭发他，说他要支持胡惟庸，做胡惟庸的辅臣，这就令人很难以相信了。”
“按照人的常情，爱护自己的儿子，必然甚于爱护弟兄们的儿子；能够太太平平地享受永久富贵的人，绝不会为取得另一种不一定能够成功的富贵而去冒险的。李善长与胡维庸的关系好比是叔侄关系，而与陛下的关系，则好比是父子的关系。李善长支持胡惟庸即使成功，最多不过是一个得最高功勋的人，官位最高不过也是太师、国公和王爵，甚至与皇家结亲，怎会再比他那时已经得到的还多呢？况且，凭李善长的见解和经历，难道不知道天下不是那么容易取得的吗？在元代末期，想这样做的人不少，可是除陛下以外，一个个在竞争中都被碾成粉末，宗族遭到灭绝，最后没有几个人能保住头颅的。这些都是李善长亲自见到的，他怎么会在衰老之年去作这样危险的尝试呢？”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会这样做的。那是必须怀有深仇大恨，现实发生剧烈的变故，造成不得已的形势。比如父子之间，到了互相挟制、无处让步的阶段，为了摆脱个人的灾祸，只能孤注一掷。可是，李善长的儿子已成了陛下的骨肉至亲，两家之间没有丝毫的隔阂，他又何苦要突然这样做呢？
至于说什么天上的星象发生变化，一定要杀一个大臣来呼应灾难，这更是无稽之谈。为臣真担心天下人知道这件事以后，会认为像李善长这样对国家有贡献，又拥有这么高地位和待遇的人，尚且要这样做，从而都产生这种错误的心思，那整个国家不就要完全解体了吗？当然，李善长现在已经死去，我这番话只是提醒陛下，将来对这些问题，一定要慎之又慎！”
其实，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占星官员们“一致”背后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