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贞元年，北方水、旱、虫灾不断，粮食几乎绝收，农民流离失所，朝中大臣不去设法赈灾，却在那儿攻击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说在前年“泾原兵变”事件发生时，韩滉听说皇上圣驾暂离首都长安，便在驻地润州聚集兵力，修了五座石头城，这显然包藏了谋反的祸心，应予追究。德宗听了就对韩滉的忠贞起了疑心，他征求大臣李泌的意见。
李泌说：“韩滉为人公正忠诚，‘泾原兵变’发生后，韩滉为了赶运漕粮支持中央军队，亲自到江边背粮装船，并激励将士们说：‘天子如今蒙受尘埃之苦，这是我们做臣下的耻辱！’韩滉一向清贫廉洁，他的府第狭小，破败到不能避风躲雨的程度，他还不肯修茸；但他支持中央却慷慨大方，自从陛下圣驾在外，韩滉的供应一直源源不绝，这是陛下亲眼所见，这样的人会谋反吗？”
德宗又问：“韩滉既然忠心不贰，那他为什么要修石头城？”
李泌说：“韩滉之所以要修石头城，是因为看见中原战乱不绝，考虑到陛下可能南下，所以修城作迎驾的准备罢了。这是做臣子的一片拳拳忠心，怎么能把它当作罪过呢？”
紧接着，李泌又说：“韩滉性情刚正，不阿附权贵，又有偏激严苛的缺点，所以得罪人极多。我知道弹劾他的奏章多得很，他的儿子韩皋现在陛下身边做员外郎，因为知道弹劾他父亲的奏章太多了，竟不敢提出要归家省亲。不过，请陛下放心，臣保证韩滉绝没有谋反之心。”
德宗说：“韩滉的儿子尚且害怕受到牵连，你何苦要保他呢？”
李泌说：“我与韩滉是旧友，对他十分了解，所以我愿意道其中的曲折。朕完全相信你父亲的忠心，请你父亲不要顾虑多心，以免损害我们君臣间的信任。”
韩皋激动得连连叩头称谢。德宗又说：“现在北方灾荒严重，首都地区粮食尤为紧张，你和你父亲一起筹办，尽早把粮食运来。”
后来事情的发展正如李泌所料：韩滉到润州，把德宗的话转告了父亲。韩滉感激泣零，当天就亲自带人赶到江边码头，发运粮食10万斛。5天后，他又发出第二批粮食，并让韩皋随船押送回朝。
不久，江淮各道的大员们听说韩滉向朝廷进贡大批粮食之事，不甘落后，群起响应，纷纷向朝廷发粮食。德宗得到消息后，召见李泌，连连称赞他说：“爱卿果然有远见，保了一个韩滉救了关中无数百姓！”
体谅下属的“大不敬”
大凡忠言，一般都很“逆耳”，一个领导者。只有听得进逆耳的忠言。才会促使更多的忠直之士为你建言献策。然而，有的领导者面对下属的不同意见时。心里虽然清楚别人讲的话是事实，有道理，但就是不能容忍人家“大不敬”的态度。殊不知，只有那些能够察纳逆耳谏言的人，才值得别人尊重。
贞观六年，唐太宗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开始出现了所谓的“贞观之治”。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他确实有点昏昏然、飘飘然，生活也逐渐奢侈腐化起来。就纳谏而言，也不像过去那样“寻之使言”、“悦而从之”，而是先有“难色”而后“勉从”，不像建国初期那样谦逊纳谏了。此时他听颂歌听得心中舒服，对于逆耳之言很有些反感，也不再提什么兼听则明了，有时兴致所在，则任性而行事。
一天，太宗早朝，文武大臣们高呼万岁已毕，恳请太宗到泰山封禅，以显扬太宗的文治武功。国舅长孙无忌说：“封禅是历代帝王的盛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遍封名山，在泰山、碣石山等处都勒碑刻石以纪念他的巍巍功德，汉武帝也曾封禅泰山。如今陛下德行可以和尧舜媲美；功劳比秦始皇、汉武帝还要大，应该封禅泰山，以显扬功德。”群臣一致赞成，群臣的封禅建议，正好对上了太宗好大喜功的心理。但他表面上还是笑着说：“封禅不封禅，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把国家治理好。”大臣们再一次敦促请求，太宗一拍玉如意说：“封就封呗！”于是任命太常韦挺为封禅使，令诸儒祥细拟定有关封禅的礼仪、规模、费用及日程安排等。
这时，魏征站起来，果断而坚决地反对说：“封禅不封禅，并不妨碍陛下的功德和政绩。如果天下安定，国家富强，人民乐业，即使不封禅，又有何妨呢？过去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难道后世认为汉文帝的贤能小如秦始皇吗？再说，祈天祭地，难道只有登上泰山之颠，封几尺土，才能表达诚敬的心意吗？”一席话，仿佛在李世民和大臣们发热的头上，泼了一瓢冷水。
李世民一听，非常不高兴，便质问魏征说：“你反对我封禅，难道是因为我功劳不高吗？”魏征说：“很高！”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恩德不厚吗？”魏征说：“很厚！”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国家不安定吗？”魏征说：“安定！”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四夷不服吗？”魏征说：“臣服呀！”李世民说：“难道是因为祥瑞不来吗？”魏征说：“祥瑞来了呀！”李世民一连问了六个关于能否封禅的条件，魏征都应声说条件达到了。李世民最后将脸一沉，大怒说道：“那我为什么不能封禅？”
魏征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回答说：“陛下功劳虽高，而人民还没有得到实惠；恩德虽厚，而泽惠还没有广泛施行；国家虽安，而百姓还不算富裕；四夷虽服，而他们的要求还不能满足；祥瑞虽来，而不好的当头还很多；年岁虽丰，而仓库还很空虚。这就是我认为不能封禅的原因。”
魏征继续进谏说：“陛下虽有这六个方面的优越条件，但我认为泰山封禅劳民伤财，于国家人民没有益处。就拿隋炀帝杨广的巡幸江都（今江苏扬州）的事情来说吧，他三次坐着长达200尺、高4层的龙舟水殿到江都游玩。王公、妃子、僧尼、道士乘坐几千艘豪华富丽的大船，首尾相连200多公里，随从1O万人，光拉纤的壮丁就有8万多人，还有大队骑兵夹岸护送。船上的纵酒寻乐，声闻数十里。沿途500里内的老百姓，都要贡献美食。巡游的队伍像蝗虫一样，把沿途农民弄得倾家荡产，啃树皮，嚼草根，甚至被逼得人吃人。于是，王薄振臂一呼，响应者数10万，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试问这样的巡幸有什么好处？”
魏征又打个比方说：“比如有个人患了10年的长病，瘦得仅存皮骨。刚治好，但要他挑一石米，日行百里，一定不可能。而隋朝混乱，不止10年，陛下好像是个良医，人民的病苦虽然在你手中解除了，但身体还没有恢复。现在国家初定，就要告天祝地，这不是自欺欺人吗？陛下到泰山封禅，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国内的王公大臣，四夷的君长都要护从，单就饮食供给这一项来说，就不易置办，更不用说其他费用开支了。”
他喘喘气又说：“如今伊水、洛水以东，一直到渤海、泰山一带，莽川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不说饮食供应不上，连举步都很艰难。再说竭尽财力用在这无偿的消费上，还不定能达到要求；要保障丰盛的供给，一定要加重百姓的负担。崇尚虚名而深受实害，我想这样的事情，陛下是不会做的。”
魏征可以说是有理有据有节，或迂回，或单刀直入，占尽道理，唐太宗无言以对，但是仍然不愿放弃封泰山的念头。魏征见状，言词一转而激烈地说：“这样劳民伤财，天怒人怨，一旦有水旱天灾，风云变幻，匹夫百姓，则揭竿而起，到时就追悔莫及了呀！”唐太宗此时才省悟其中的道理，强忍心中的不快，最后还是下令停止封山。
对好的谏言要树立“求”的思想
我们说，能够从谏如流的君主是明主。而能够“求”谏如渴的君主则是明主中的明主。纳谏固然不易。虚心求谏就更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求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寻求，有了这样的思想境界，何愁事业而不兴呢？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很想听到一些有关治国安民方面的一些建议和评论朝政得失方面的话。
李世民曾对王公大臣说：“人想要看清自己，必须靠明镜鉴别；君主想要知道自己过失，必须依靠忠臣指正。如果君主自以贤明，臣子又不加指正，要想国家不亡，怎么可能呢？若君主丧其国，大臣也难保其家。隋炀帝暴虐凶残，大臣都闭口无言，使他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最终导致亡国。虞世基等大臣不久也遭诛杀：前事不远，你们一定要加以借鉴，看到不利百姓之举，一定要直言规劝。”
李世民还对身边的大臣说：“正直之君如用邪恶之臣，国家就无法太平；正直之臣若事邪恶之君，国家也无法太平。只有君臣同时忠诚正直，如同鱼水，那天下才能平安。朕虽然并不聪明，但有幸得到各位公卿的匡扶指正，希望凭借你们正直的谏议帮助朕把天下治理太平。”
谏议大夫王珪听皇上这样说，便进言道：“听说木从墨线则直，君从进谏则圣。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一定至少有七位谏官。向君主进谏，不予采纳就以死进谏。陛下出于圣明的考虑，采纳愚鄙之人的意见，愚臣身处这个开明的时代，愿意倾尽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国效忠。”李世民对王珪的话表示赞赏。于是诏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划国事，都要带谏官以参预筹划。谏官们如有好的谏议，朕一定虚心采纳。
正如前面所述。事世民不但希望别人对他进谏，而且还要求大臣官僚们也能接受下属的劝谏。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他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大多纵情喜怒，高兴时滥赏无功，愤怒时则乱杀无辜。所以天下遭受损失和造成混乱，莫不由此而生。朕现在日夜为此事担忧，常常希望你们直言进谏。你我也要虚心听取别人的劝谏，不要因为别人的话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庇护自己的短处，不去接纳别人的正确意见。如果不接受别人的劝谏，又怎能劝谏别人呢？”
在求谏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把“慎独”同求谏结合起来，将其为封建帝王的修身之道。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朕每次独居静坐时，都深刻反省，常常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下不合意。下为百姓不满。因此希望有正直忠诚的人匡正劝谏。以使自已的思想能与外界沟通，百姓不会心怀怨恨而耿耿于怀。近来朕发现前来奏事的人多带有惊恐畏惧之色，致使语无伦次。平时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耿直劝谏的，一定会害怕触犯龙颜。所以每次前来进谏，纵然不合吾意，也不认为是违逆犯上。如果当时劝谏者斥责，奏事者会心怀恐惧，那他们又怎敢直陈己见呢？”
清朝顺治皇帝期间制定的御门听政制度，到了康熙称帝时，就演绎成了求谏制度。
君主亲自听政、定期视朝，本是我国古代旧制。清初，顺治皇帝采纳给事中魏象枢等人的建议，定下逢五视朝的制度，平时则不定期地到乾清门听理政务。康熙帝除坚守逢五视朝的定制外，并将御门听政作为一项经常性制度来执行。由于逢五三日常朝礼仪隆重，一般是臣下参拜、升转各官谢恩、贡礼行礼等例行礼仪，并不研讨具体政务，故康熙在常朝之后仍去乾清门听政，御门听政成为康熙接见臣下处理日常政务的最主要形式。
康熙热衷御门听政，既是反对权臣鳌拜的需要，也是对辅政时期政治的重大改进。因为在辅政时期诸司章奏都是到第二天看完，而且是由辅政大臣等少数几个人于内廷议定意见，汉大学士不能参与其事，鳌拜等人便借机将奏疏带回家中任意改动，以达到结党营私的目的。而御门听政则使年轻的康熙皇帝走出内廷这个狭小的圈子，可以与朝廷大臣广泛接触，从而考察其优劣，亦可团结他们，取得支持，增强铲除权臣的勇气和信心，听政时，康熙与大臣们直接见面，共商国事，而且官员比较广泛，包括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从而对辅政大臣的行为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对某些擅权越轨行为也能及时发现和制止。
康熙发现，自己每天早起听政，而部院衙门大小官员都是分班启奏，甚至有一部分作数班者，认为“殊非上下一体励精图治之意”，便于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颁旨规定：“嗣后满汉大小官员，除有事故外，凡有启奏事宜俱一同启奏”，无启奏事宜的满汉大小官员亦应同启奏官员一道，每日黎明齐集午门，待启奏事毕方准散去；有怠惰规避，不于黎明齐集者，都察院及科道官员察出参奏。但官员们贯彻起来确实有困难，他们不比皇帝，就住在乾清门旁边，他们“有居住僻远者，有拮据舆马者，有徒步行者，有策蹇及抱病勉行者”。由于需提前齐集午门守候，他们必须每天三更即起，夜行风寒，十分辛苦，以致白天办事时精神倦怠。后经大理寺司务厅司务赵时揖上疏反映此情，康熙深为感动，立即采纳，于九月二十一日重新规定：每天听政时间向后顺延半个时辰，即春夏七时，秋冬八时，以便启奏官员从容入奏；九卿科道官原系会议官员，仍前齐集外，其他各官不再齐集；九卿科道官原系会议官员，仍前齐集外，其他各官不再齐集，只到各衙门办理事务；必须避奏官员如年力衰迈及患有疾病，可向各衙门说明后免其入奏。此后又罢侍班纠劾失仪的科道官员，以便官员们畅所欲言；年老大臣可以“量力间二三日一来启奏”。
可以说，正是由于康熙帝善于求谏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得他能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对一些重大问题有正确的认识，这是清朝在康熙治内迅速走向强盛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