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垄断地方军政大权外，“三藩”还各处把持驻地财源，搜刮、鱼肉当地人民。吴三桂不仅据有明永历帝所居五华山故宫为藩府，而日将明代黔国公沐天波的庄田作为自己的藩庄，又圈占明代卫所军田，将耕种这些土地的各族农民变为自己的佃户，恢复明末各种苛重的租税和徭役。
尚、耿二藩也是如此。他们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一月攻占广州后，便创设“总店”负责征收苛捐杂税。
“三藩”势力的不断膨胀，必然加剧它与中央政府的矛盾，随着统一大业的初步实现，这种矛盾关系变得日益尖锐。为消除“三藩”割据之患，康熙亲政后不得不认真考虑撤藩问题。
实际上，在正式撤藩以前，清廷已开始采取限制措施，以达到逐步削减“三藩”权势的目的，一是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收回吴三桂的大将军印以节制其权；二是于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和六年（公元1667年）两次裁减云南绿营兵额以削其势；三是于康熙四年、六年严申藩下官员欺行霸市、与民争利的禁令；四是于康熙六年五月批准吴三桂以有眼病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的请求，并于次年趁其亲信卞三元回旗养生母之机，另派汉军正蓝旗甘文焜任云贵总管，并规定藩下人员不得任督抚等。
康熙铲除鳌拜后，更加紧进行整顿财政，筹措经费；扩编佐领，加强训练，以提高八旗军队的战斗力；采取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以争取民心等撤藩的准备工作。在康熙的努力下，撤藩之势已成，只待有利时机。
在“三藩”之中，尚可喜是惟一一个愿意告老归乡的人。他在顺治十年（公元1671年）就以四境已安、自己身体不好为由，请求回京调养。两年后又再次请求将故明鲁王虚悬地亩拨给耕种，或回辽东故地筑居安插，但因为当时广东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清廷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初，尚可喜年届七十，眼见朝廷对藩镇疑心日重，但上疏请求带两佐领官兵为随护，率藩下闲丁等二万余口归老辽东；同时让儿子尚之信袭其王爵，带兵继续镇守广东。清廷认真讨论后做出了全藩撤离的决议。
吴、耿二藩听到尚藩撤离的消息后大受震动。他们为探明朝廷态度，消除清廷对他们的怀疑，也于七月初上疏请求撤藩。出乎吴三桂意料的是，康熙接奏后即表示同意，并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
吴三桂等请求撤潘本是试探之举，现在眼见永镇云南的幻想破灭，便决心以武力反叛清廷。十一月二十一日，他集合藩下官兵，当场杀害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等人，扣留使臣折尔肯、傅达礼，发布反清檄文，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标榜兴复明朝，起兵反清。
康熙十二年底，吴三桂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举朝震惊，不少人责怪倡义撤藩者轻议误国，大学士索额图更力主将倡议撤藩者正法以谢吴三桂。但康熙表现得十分冷静，断然否决索额图等人的意见，积极布置平叛事谊。
为将战事控制在云南、贵州、湖广三三省境内，康熙立即派前锋统领硕岱带每佐领前锋一名，兼程前往咽喉要地荆州（江陵）防守，并进踞常德，以固军民之心，扼制叛军北上。随后派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驰赴四川，坚守自滇入川、隘之地，等待接应进剿云南大军。授广西巡抚孙延龄为抚蛮将军，以线国安为都统，统兵固守广西，牵制贵州叛军。同时下令停撤耿、尚二藩，召回使臣梁清标和陈一炳，以集中打击吴三桂。
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熙还发布了一个政策性极强的诏书，声讨吴三桂背恩反叛的罪行，表示清廷武力平叛的决心，同时告诫云贵两省官兵百姓各自安分自保，不要听信诱胁；已从贼者如能悔罪反正，既往不咎；家属亲友不加株连。并号召他们擒斩叛军。
康熙为保证东南财赋供应，还注意到长江下游重镇安庆的防务。
为保护东南财赋之地，并防止吴、耿会师江西，康熙及时地加强了江南各地的军事力量，除原有的江宁将军额楚、杭州将军图喇及镇海将军王之鼎等人外，又任命一批将军率兵镇守各地。
与此同时，吴三桂也与清廷玩起了“和平”游戏。四月初，他放同朝廷使臣折尔肯和傅达礼，捎回表示愿意和解的奏文。不久，达赖喇嘛也出面建议“裂土罢兵”。但康熙态度坚决，坚持认为对反叛之徒必须消灭。为彻底粉碎吴三桂要挟朝廷的幻想，康熙采纳诸王大臣建议，于四月十三日决定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处绞。吴三桂为此深感绝望。
康熙深知，要取得平叛战争的最终胜利，不仅要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克敌制胜，更需要在军事上压倒敌人。为此，他从六月到九月又陆续在湖南、浙江、四川、江南、广东各路增派大将军。各路大将军的任命和出征，使平叛阵容大为改观，不仅充实了兵力，也便于统一指挥，大大增强了稳定战局、应付意外事变的能力，也为主动进攻、收复失地创造了条件。
早在平叛战争开始时，康熙就有招抚叛军的想法，亦曾连降招抚专敕，但因收效不大而被忽视。王辅臣叛乱被平定后，康熙又开始重视“剿抚并用”的策略，并将其推广到各个战场。
第一目标被锁定在福建耿精忠身上。康熙一向认为耿精忠叛乱不同于吴三桂，他没有吴三桂那样的野心，是个可以招抚的对象，为此在处死吴应熊父子时，并没有处罚耿精忠在北京的诸兄弟，随后还不断派人前往招抚。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夏秋之际，耿精忠因郑经占据漳州第七府之地与郑经发生尖锐矛盾，加之耿军军饷匮乏，军心涣散，清军便乘机攻入福建，并很快收复延平（南平）等地。耿精忠无力再战，被迫出降。康熙为了给其他叛军树立榜样，并没有处置耿精忠，而是让他保留王爵，率部随大军征剿郑经。结果，郑经的军队很快被赶回台湾，各地叛军纷纷投降，福建、浙江相继平定。
驻守广东的尚可喜，在吴三桂叛清后一直忠于清廷并被晋封亲王，总管广东事务，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长子尚之信代理事务后，即在部将影响下叛附吴三桂。对此，康熙认为，尚之信势力不强，吴三桂也不信任他，只要顺利解决福建问题，尚之信遂在支持清廷的部下影响下，主动派人到简亲王喇布军前请降。次年四月，尚之信率部降清，康熙命他袭封平南亲王，下属将领各复旧职；同时清军进驻广东，反叛将领纷纷投诚，广东全境平定。
随着陕西、福建、广东叛乱问题的相继顺利解决，康熙还将“剿抚并用”策略全面推行于湖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只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策略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如对投诚官兵的安排由原来的优升职级、不打散原编制改为军官陛见候补，士兵或归农，或补充绿营；招降的对象也集中在吴三桂手下的骨干分子身上，并让他们回到南方做内应工作。另外则是对降而复叛者从重处罚。
二月初一，康熙为“速定云贵”，将进入四川的两路大军合为一路，由将军吴丹、鄂克济哈与赵良栋一起进兵云贵。三月下旬，赵良栋以云贵总督身份提出由湖广、广西、四川三路同时进兵云贵的建议，被康熙采纳，并被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正月，大将军赖塔从广西进入云南，并在二月份进逼云南首府昆明。征南大将军彰泰也率军进到昆明附近。
在四川方面，康熙重新启用王进宝、赵良栋等汉军将领，并调换了指挥不力的满洲将军吴丹等人，很快取得明显效果。从三月起，赵良栋先后收复被叛军攻占的泸州等地，并于七月追随叛军进人云南，叛军将领胡国柱战败自杀，马宝投降，夏国相也在逃到广南后投降。赵良栋即于九月进抵昆明。
赵良栋到达昆明后，鉴于清军围城久攻不下、粮饷供应出现困难的问题，建议就近速战，同时要求改变过去将俘虏尽发旗下为奴的做法以瓦解其斗志，获得康熙的支持。十月，在清军四面猛攻之下，叛军大败，吴世番及其重要谋士郭壮图等人被杀，余众献城投降。历时八年的平叛战争至此结束。
康熙在撤藩问题上的认识明确、态度坚定。在平叛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异常镇定、果决，军事部署方面的周密、高明，以及善后处理过程中表现出的高度策略性，都充分展示出他作为一个杰出封建君主的操纵才能，对平定叛乱以及最终解决“三藩”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掩饰聪明决断更有威力
在决断中，“运用藏巧于拙，用晦而明”、“聪明不露，才华不逞”等韬略来隐蔽自己的行动，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特别是当你所外的环境危机四伏时，就更要掩饰你的聪明。从而达到“以弱胜强”的巧妙效果。
北齐的高洋，其未鸣时沉默寡言，显得愚钝憨厚，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连他的哥哥高澄有时都说：“我这个弟弟如得富贵，那么预言吉凶的相面书就无法解释了。”言外之意，高洋实在不具备当帝王的野心与实力。
恰恰就是这个高洋，成了北齐的开国皇帝。这主要得益于高洋的韬晦之功。
高洋未登基前，少言少语。退朝回家常常是闭门静坐，对妻妾也说不上几句话，最激烈的举动也不过是有时脱了鞋，光着脊梁在院子里奔跳不停（其实也正借以掩盖心中的不平静），而这一切都与他的哥哥高澄形成了鲜明对比。高澄凶横暴烈，狂傲不羁，锋芒毕露，总揽朝纲。甚至还调戏高洋的美妾，总之根本不把弟弟放在眼里。
殊不料事有突变。一次，高澄对皇帝元善不满，与几个心腹密谋废立之事，被家奴兰京聚众刺杀身亡。高洋得报后，神色不变，率兵赶至，将兰京等凶手一一捕杀。对外则宣布大丞相只是在家奴造反时受了点伤。又向皇帝元善请求护送高澄回晋阳养伤。元善心中暗喜，立即准行，认为高澄既伤，而高洋难成大器，威权当复归帝室了。高洋回晋阳后，当即召集群臣布置政事，推行新法，革除弊政。不到一年，晋阳治理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百官惊叹不已。高洋见内外安定，这才宣布高澄去世，为其兄发丧。元善认为他毫无野心，便晋封他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袭封齐王。
数月后，高洋率兵抵达国都，逼元善皇帝禅位。元善闻知后，惊得目瞪口呆，只好交出王位。高洋登台南面，改国号齐。
高澄曾经说：“我这个弟弟（指高洋）如得富贵，那么预言吉凶的相面书就无法解释了。”回头来看，高洋却比高澄岛明得多。他正是借用韬晦，不仅瞒过，疑心满腹的元善皇帝，瞒过了文武百官，连亲哥哥也瞒了过去。如果高澄有幸当立，自然不屑加害于高洋。这只是最后的一步，而高洋最后竟成就了帝王的大也，虽然是缘于机遇，却也是韬略的成功。
其实，有些事情在对方看来是“华山一条路”，你舍此别无他法。这时你不妨将计就计，从狭缝中杀出一条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