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全局进退自如
荀况曾说过：“知所为知所不为。”
老子也说过：“无为而无不为。”
拿破仑说：“有时候，我会是一只善变的狐狸，犹豫不决；另一些时候，我就又会变成一头凶猛的雄狮，坚决而果敢。当领导，他的手腕就在于依据现实状况而决断自己是做狐狸还是当狮子。”
一个人善于抓住时机，见机而进，固然是英雄本色，但激流勇退，适可而止，也是智者之举。这一切都取决于对整个形势的判断，当进不进是懦夫，当退反进是莽夫，有进有退方是智者。
《三国演义》讲道，曹操攻下张鲁的老巢——南郑，取得重大军事胜利。这时，谋士们纷纷进言，劝曹操乘胜进军，直取益州。主簿司马懿认为，刘备刚刚灭了刘璋的力量，但全蜀上下并未归心。益州一胜，乘势进兵，刘备之军势力瓦解。如此天赐良机，不可失去。谋士刘晔也认为，一旦错过战机，刘备安定蜀民，据守关隘，恐怕难以消灭。
但曹操不以为然。他认为夺取益州的时机还不成熟，应适可而止，“按兵不动”。因为刘备虽然刚刚夺取成都，但军力旺盛，士气很高。另外，尽管孙刘两家矛盾不断激化，但一旦曹操的拳头伸得过长，后方空虚，那么，坐山观虎斗的孙权绝不会袖手旁观，失此良机。他们很可能绕过荆州直袭许昌。为此，不能头脑发热，图一时痛快，而应该审时度势，见好就收。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确实如此。只是因为曹操的正确预见和决策，没有吃亏上当。
和曹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备。
东吴计杀关羽夺取荆州之后，刘备怒而兴师，发动伐吴之战。虽然这场虞争的发动是不谨慎的、但是战役之初，刘备凭借优势兵力，有利地势，以及在报仇雪恨思想指导下一时激起的高昂士气，攻城夺地，捷报频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赢得不少主动。在杀气腾腾的蜀军进攻之下，吴方被迫再次求和，提出把范疆、张达二人和张飞首级一并送还，交还荆州，送归夫人，重修旧好，一同灭魏。
应该说，东吴的条件对于蜀国而言，已经是很难得的了。试想，即使战争胜利，还能彻底消灭东吴么？假如刘备头脑清醒，见好就收，既在一定程度上出了心中的怒气，又收回荆州重建吴蜀联盟，从而使战争得到一个较好的结局。但是，刘备被初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战争发展的最佳结局心中无数，盲目坚持率军长驱直入，企图消灭东吴。结果大军攻到目的地便成了强弩之末，非但未能灭吴，反被人家一把火烧得大败而归。
秦国又准备攻打魏国了，在国内调兵遣将，准备粮草，忙得不亦乐乎。但人们对这次战争能否胜利，把握不大。只是秦王一意孤行，决定要打魏国，其他人也劝阻不了，只好随他去打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誓师出发了。这一天，秦王收到一封信，也不知是谁托人送上来的。拆开一看，信上写着：
“我听说大王要出兵攻打魏国，我认为这个计划是错误的。望大王深思熟虑以后再行动。不知大王您想过没有，魏国是山东的咽喉要冲，居诸侯的中心，北接燕赵，南连荆楚，东有强齐，西有韩国，是最不好下手的地方。大王您见过打蛇吗？长长的一条蛇，打它的尾，它的头就回转来救；打它的头，它的尾就卷起来救；如果打它的腰，则头、尾都来相救。现在的魏国，就是居于天下腰身的部位，您去打它，就是在告诉各诸侯国，秦国要截断他们的脊梁，这使东边各诸侯国首尾不能相顾。而魏国明知抵敌不过您，一定会去广泛联络，那时，对付您的就不只是一个弱小的魏国了，您将会由此而引来大的忧患。您为何要这样做呢？”
秦王看到这里，不禁汗颜，“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如此说来，那我兼并诸侯从何处下手呢？”
当秦王继续往下看信时，不禁转忧为喜了，写信人早就为他谋划好了。信中说：
“我替大王考虑，您不如先拿楚国作为突破口。楚国地处偏远的南方，您在扬言进攻魏国之时，突然迅速转而攻楚，攻其不备，兵法上称赞这种做法。加之楚国离东方各国较远，诸侯要救也来不及。况且楚国兵力较弱，容易对付，把握较大，秦国亦可因此扩大土地，增强兵力。大王您没听说过商汤讨伐夏桀的事吗？商汤在讨伐桀以前，先对弱小的密须国用兵，以此来训练自己的兵力。灭了密须国以后，汤就征服了桀。大王您为什么不可以学学商汤，先吃软的，再吃硬的，打有把握的仗呢？”
秦王越看越兴奋，喜不自禁。看完信，他连声说：“多谢先生教我，多谢先生教我！”然而，四下一看，眼前并无“先生”，不禁哑然失笑，忙问侍臣：“此信从何而来”
侍臣们无可奉告，只说是从宫门外递进来的。只可惜这位“先生”不在，不然的话，定会得到重赏，或许还将封给他什么官位呢！
就这一封无名信，居然调动强秦百万雄兵，就在于它站在全局的高度看问题。而秦王也深知急躁冒进的后果。
行事之前先了解对手的情况
《孙子兵法》说：“多算胜，少算不胜”。它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做任何事之前，必须先预测事情的可能变数，切忌盲目冲动，不知对手底细就稀里糊涂动手脚。或者犹豫不决，让太好机会白白溜走。
汉高祖刘邦在平息了梁王彭越的叛乱和杀死韩信后不久，曾为汉朝天下的建立做出重大贡献的淮南王英布兴兵反汉。刘邦向文武大臣询问对策，汝阳侯夏侯婴向刘邦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薛公。
汉高祖问薛公：“英布曾是项羽手下大将，能征惯战，我想亲率大军去平叛，你看胜败会如何？”
薛公答道：“陛下必胜无疑。”
汉高祖道：“何以见得？”
薛公道：“英布兴兵反叛后，料到陛下肯定会去征讨他，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所以有三种情况可供他选择。”
汉高祖道：“先生请讲”。
薛公道：“第一种情况，英布东取吴，西取楚，北并齐鲁，将燕赵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固守自己的封地以待陛下。这样，陛下奈何不了他，这是上策。”
汉高祖急忙问：“第二种情况会怎么样？”
“东取吴，两取楚，夺取韩、魏，保住敖仓的粮食，以重兵守卫成皋，断绝人关之路。如果这样，谁胜谁负，只有天知道。”薛公侃侃而谈，“这是第二种情况，乃为中策”。
汉高祖说：“先生既认为朕能获胜，英布自然不会用此二策，那么，下策该是怎样？”
薛公不慌不忙地说：“东取吴，西取下蔡，将重兵置于淮南。我料英布必用此策——陛下长驱直入，定能大获全胜。”
汉高祖面现悦色，道：“先生如何知道英布必用此下策呢？”
薛公道：“英布本是骊山的一个刑徒，虽然万夫不挡之勇，但目光短浅，只知道为一时的利害谋划，所以我料到必出此下策略”
汉高祖连连赞道：“好！好！英布的为人朕也并非不知，先生的话可谓是一语中的！朕封你为千户侯！”
“谢陛下。”薛公慌忙跪下，谢恩。
汉高祖封薛公为千户侯，又赏赐给薛公许多财物，然后于这一年（公元前196年）的10月亲率12万大军征讨英布。
汉高祖戎马一生，南征北战，也深谙用兵之道。双方的军队在蕲西（今安徽宿县境内）相遇后，汉高祖见英布的军队气势很旺，于是采取了坚守不战的策略，待英布的军队疲惫之后，金鼓齐鸣，挥师急进，杀得英布落荒而逃。
英布逃到江南后，被长沙王吴芮的儿子设计杀死，英布的叛乱以失败而告终。
薛公对淮南王英布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他吃准了英布会舍上策中策而就下策，从而取得胜局。
建安五年，原是袁术部将的孙策，渡过长江，经营江东地方，经过几年的苦战，终于占据了江东的大片土地。这时，孙策听说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相持不下，便准备率军渡江北上，乘虚袭击曹操的老巢许昌。
孙策能征善战，当时有“小霸王”之称。他准备率兵攻击许昌的消息传到曹操前敌大营之后，引起了曹军诸将的惊恐，给久战官渡不下的曹操带来了一道难题。
曹操也精于权谋，然而这一次却使他计无所出。他考虑到：如果现在舍去袁绍，来日再兴师征讨，势必要耗费更大的精力，因此不能丢弃眼前这个歼灭袁绍的大好战机；但是，如果继续屯兵官渡，而孙策果真渡江北上，许昌守备空虚，很可能失守，许昌一失，则根本动摇。
曹操在大帐中踱步，进退两难，举棋不定。这一切，都在郭嘉那犀利的视线之中。郭嘉，字奉孝，是东汉末年曹操身边的着名谋士。他素有济世安民之志，多谋善断，最初，他投奔割据北方的袁绍，但他很快看出袁绍徒有虚名，只是一个优柔寡断、不善于用人而难以成就大业的庸主；于是便毅然离开当时在军事上还占有很大优势的袁绍，转而投奔曹操。
汉献帝建安元年，郭嘉来到许昌，经荀或引荐，见到了曹操。两人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后，曹操慧眼识才，对郭嘉的才情志向极为推崇，赞叹说：“使我成就大业的人，必定是那郭奉孝！”而郭嘉对这位乱世的雄杰也深表叹服，说：“曹操是我郭嘉千里寻觅的人主！”曹操当即任命郭嘉为司空军祭酒。自此之后，郭嘉尽心竭力地为曹操平定汉末群雄的大业出谋划策。
郭嘉洞察了曹操的心思，他站出来报道：“最近孙策削平了江东五郡，占了不小的地方，也诛杀了不少江东豪杰；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暂时笼络住几个为他拼死效力的人。但是孙策为人张狂，处事累率，甚少戒心，这是他致命的弱点；因此，目前他虽然拥有数十万之众，由于这种性格的支配，他仍然像一个奔走在旷野之上的独行者。他在江东攻城略地，兼并群雄，肯定结下了不少仇家，假如身边骤然兴起刺客，他不过是一人之敌罢了。因此，孙策不足忧虑，我料定他必将死于匹夫之手！”
郭嘉从分析孙策的性格人手，他明确地指出了孙策在为人处事中有狷狂之象，狷狂之态不忍，别人就会看你不顺眼，言谈过于狂妄，别人就会记恨在心，而这一切，孙策都没有忍耐克制，所以郭嘉敢于断定孙策将有不测之祸而难成就大业，因此他坚决主张曹操继续屯兵官渡，削平袁绍，暂时不必考虑孙策的北犯；他还分析袁绍有十条必败的弱点，断定曹军必胜。这些细微精到的分析，解除了曹操对孙策的忧虑，鼓舞了曹操平定袁绍的意志。尔后，曹操果然取得了官渡之战的大捷，巩固了他在北方的统治。而孙策的命运也正如郭嘉所料，他在引兵北上的前夕，被昔日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刺死。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缺乏决断力，优柔寡断的人不适合当领导。领导应具备与才气同等的决断力。虽有独特的才能。却没有决断力的人，并不适合当领导。
公元前638年，宋军攻郑，楚王派成得臣为大将，斗勃为副将向郑国杀去。
宋襄公与司马子鱼紧急研究对策，司马子鱼问宋襄公靠什么取胜，宋襄公回答说：“楚国虽然兵甲不足，但仁义有余。从前武王只有三千猛士，却战胜了殷纣王的上万军队，靠的完全是仁义。”
于是，宋襄公在战书的末尾批上十一月初一，双方在泓阳交战。又命令制做一面大旗插在大车上，旗上写着“仁义”二个大字。司马子鱼暗暗叫苦不迭，私下里对乐仆伊说：“战争本来就是谋略运用与厮杀，如今却说仁义，我不知道我们国君的仁义在什么地方啊？上天夺去了主君的灵魂，我认为已经很危险了！我们一定要小心行事，不使国家灭亡就万幸了。”
楚军成得臣在泓水岸北驻扎，大将斗勃请令说：“我军在五更时渡河，以防宋兵布好战阵攻击我军。”成得臣一笑说：“宋襄公做事迂腐至极，一点不懂兵法。我军早渡河早交战，晚渡河晚交战，有什么可用担心的呢？”天亮以后，楚军才陆续开始渡河。司马子鱼请宋襄公下令出击，并说：“楚军在天亮才渡河，过于轻敌。我们应该乘他们没渡完，冲上前去厮杀，是以我们全军攻击他们的部分，如果让他们全部渡过河来，楚兵多我军少，恐怕不能得胜，您看怎样？”宋襄公指着那面“仁义”大旗说：“你看见‘仁义’两个字了吗？我堂堂正义之师，岂有乘敌军渡一半而出击的道理？”司马子鱼又暗暗叫苦。一会儿功夫，楚兵全都渡过了河。成得臣戴着精美的帽子，上面扎着玉缨，上身绣袍，外着软甲，腰挂雕弓，手执长鞭，指挥士兵东西布阵，气宇轩昂，旁若无人。司马子鱼对宋襄公说；“楚军正在布阵，尚未形成队列，现在立即击鼓进攻，楚军一定会大乱。”宋襄公往他脸上吐了—口唾沫喝斥道：“呸！你贪图一次冲锋获得的小利，就不怕不配千秋万代的仁义之名吗？我堂堂正正之师，岂有乘敌人没列成阵就进攻的道理？”马子鱼只好再次暗暗叫苦，楚兵摆好阵势。只见人强马壮，漫山遍野，宋军人人面带惧色。此时，宋襄公才下令击鼓，楚军中也响起战鼓声，宋襄公自己举着长予和护卫的官兵催马向楚阵冲来。
成得臣见宋兵来攻，暗自传下号令，打开阵门，只放宋襄公一阵车马进阵。经过一阵冲杀，宋军大败，那面“仁义”大旗也被楚军夺走。宋襄公身上受了许多伤，右腿中箭，折断了膝中之箭，已站不起身来。幸好司马子鱼起来，把他扶到自己车上，并且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前面，奋勇向外冲出。等到冲出楚阵，护卫的官兵已没有一个生存。宋军的战车兵甲，大部丧失。成得臣乘胜追击，宋军大败。司马子鱼与宋襄公连夜逃回都城，不久，宋襄公伤重而亡：宋兵死的人很多，他们的父母妻子都聚在一起讥讽宋襄公，埋怨他不听司马子鱼的话，以致有此大败。令人可笑的是，宋襄公至死不悟，对于国人的埋怨感叹道：“君子不重伤别人，不擒拿头发黑白相杂年纪大的人。我要用仁义带兵，岂能仿效这种乘别人危险而行动的事情？”简直迂腐到了极点。凡是敌人，能俘虏的就应该俘虏，还分什么年纪大年纪小？受了伤的敌人而不放下武器，你不杀他他也不杀你吗？何况当时宋军正被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哪里还谈得上杀楚军的伤兵和俘虏楚军的“二毛”呢？举国上下，没有不讥笑他的。
一旦决定战斗之后，只有胜利与死亡两种结果。而宋襄公却固执地要对强楚大行仁义，焉有不败的道理。
安排事情要有优先顺序
一个领导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完成大量的工作，当然得把事情分个秩序，决定事情的轻重缓急，谁先谁后，孰轻孰重。一定要掂量一下，然后按部就班逐一完成。如果你定的顺序有所偏差，很可能会带来无可收拾的结局。
拿破仑对于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有一个不无调笑而又深含哲理的比喻：
“一旦与敌人交战，即使是自己非常喜欢的情妇突然逝世，我的心一点也不能被这个消息所动。虽然尽情悲叹，我的痛苦也无法消除，但我先死了这条心，等到战争结束，如果有时问我才会去哀恸情妇的死。
青年康熙在裁撤三藩的行动中，充分展露了其过人的胆识和决定事情轻重缓急的才能。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初，清廷根据经略大学士洪承畴的建议，命吴三桂驻镇云南，尚可喜、耿继茂驻镇广东（次年耿改福建）。“三藩”分驻为彻底消灭永历政权及有效抵御郑成功的进攻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随之而来产生了“三藩”拥兵自重、势力恶性膨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