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比较杂乱。就物质上说，是教书这一工作在支持着我的整个生活。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人一直有意见。有的人对教师有意见。我无法取消这些意见的。如果我要做一个走到什么地方，都受到大家欢迎的人，我怕做不到。
比如，对教师有意见的，一听说我是教师，那大约就不高兴，无论我是个什么样子的教师。这样，就比较可怕了。实际上，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跟教书或者不教书不怎么有关系。因为教书是活人，不教书也是活人。既然是活人，那没什么大的不同，只是在经常做的事情上有一些区别而已。
在乡下的学校里教书，如果说期望将学生培养成什么伟大的人物，那我是不敢的。不过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即使你没有看见我，只是看见我的学生，真正的我的学生，那大约也可以知道一点我是什么样子的人了。
因为这三年多以来，我教的学生有好几百人。我感到失败的，只是一个学生而已。别的，我并不感到失败。无论成绩好与不好，我都是一律欢迎的。不过，由于年岁的增加，这个欢迎方面，一般要除开“喝酒”这个项目。
不是说喝酒我就怕，只是说这些小伙子小丫头，几个人一起，我就有钻桌子的机会了。那样做下去，我不敢了。当然，在我一个人住的时候，是不严重的。如果不是一个人住了，我看我还是投降的角色。
这个方面，既有物质力量，也有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想一想这些小孩子，都被我带的那个样子，我确实暗暗地高兴。当然，我说的意思是这样的：我带坏小孩子的功夫可是不一般的。朋友们的小孩子千万小心，交给我带，那可要坏事的。
至于说别的，如一些人问过很多次的写文章上有没什么收入，我可以专门地说一下：那是不多的。所谓不多，那就是与很多写文章的人相比，我那一小点，可以忽略。前后加起来，近三年以来，总的数目不超过一百块。
那就这个样子，有的人说为什么还要写文章。实际上，写文章是我除开教书以外第一要做的事情。写文章，其中主要的是诗歌，这是肯定的。诗歌没有给我带来物质上的财富，不过给了我精神上很大的空间。
我以为，理想的生活，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是需要的，而不是偏重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在诗歌里面，谈到的多数是乡村中的人事。当然，是除开1999年到2002年期间的一些诗歌。这些诗歌是学校里面写的，有的比较空，不一定与乡村有密切的关系。
现在，也常常写一点诗歌。因为在树下发的诗歌比较多了，一些人曾经建议说，不发了。我还专门地写过文章，说不发不一定是不写。写还是写，只是少发一点。发多了，在一个地方发多了，那确实不好：人家常常看见我的诗歌，实在可能感到厌倦的。
因为多的关系，有的人说质量也值得怀疑。我也觉得值得怀疑。不是一点点怀疑，而是很多怀疑。不过，这还远远不能够成为影响诗歌作为我生活中常在的精神支柱的要素。
可以说，不止是写诗，是整个写作，成了我的主要精神支柱。在别的方面，我说过，即使是乒乓球，那我的水平，也实在是有问题。在写文章的问题上，我不容易承认一些攻击的，尤其是一些大套的断言一类。我常常这样说，即使现在写得不好，那将来总有写好的；现在有写得好的了，将来还有更好。这些不成为一种压力，只是一种参照。
可以说，如果要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恶意批评的人说自己写得好，才有信心写下去，这写文章还有什么乐趣呢？同时，这样的写文章怎么能够成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呢？我不认为只有某些人承认那些文章好，这个作者才可以写下去。
尤其是将写文章当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的人。这样的人，如果将一些极端的判断看得过重，那就出问题了。实在没这个必要。自己喜欢做，那就做吧。这个问题容易解决。或者，这可以算成是精神支柱的一种解释。
为此，一些冒牌的专家在攻击我的时候总是不那么有成就感，或者从来没有获得成功。这些人还是很着急的。或者他们以为，一定要他们认为好，写文章的人才可以继续下去。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并不需要他们的同意的。所以，我往往偷偷地笑。
生活状态，讲物质不是俗气的事情。讲精神也不是装怪。这些，自然一点，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