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看到自己的弟子一个个按照各自的特点成长起来，在不同的领域中找到了用武之地，特别是有的弟子在阐发自己创立的儒家学说方面有着长足的进步，感到无限的欣慰。不过，孔子作为老师，即使到年老体衰之时，也没有丝毫的懈怠情绪。他看到在自己创办的学校里，老的弟子不断走出去，新的弟子不断走进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人类的知识就在这种新旧相续中得到丰富、更新、发展，心中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一种崇高的责任感使他更加认真地向弟子们传授知识和人生经验，同时也从生气勃勃的弟子身上、从他们卓然不凡的见识中受到启发和鼓舞，愈发体会到教学相长是不可移易的真理。
有一次，子夏问孔子，《诗》中讲“甜蜜的笑容清俊可爱，美丽的双目透彻明亮，白皙的面庞再打扮一番更衬出华丽姿色（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指什么呢？”孔子想了想说：“这说明作画要在打好白底以后。”子夏由此联想到仁与礼的关系，又问：“那么礼也在仁之后吗？”因为子夏理解了外表的礼仪与内在的仁德的统一，孔子听了十分高兴地说：“能启发我的思想的人就是商（子夏）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了。”
看到年轻人的进步，孔子的心也变得年轻了。他相信年轻人可以超过老年人，相信将来胜过现在，期望年轻人在壮年时期就创造出令人佩服的业绩。他感叹道：“年轻人是值得敬畏的，怎么能断定他们将来不如现在的人呢！如果到了四五十岁仍未成名，也就不足畏惧了。”孔子一方面看到年轻人生气勃勃、勇于进取的优点，及时给予鼓励和表彰，另一方面也不忽视他们幼稚、欠成熟，想问题、办事情简单草率等缺点，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时给予劝戒、指导。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颛孙师（子张）和卜商（子夏），哪一个强一些？”孔子说：“颛孙师有些过分，卜商却有些不够。”子贡又问：“那么是不是颛孙师强一些呢？”孔子说：“过分了就像做不到一样。”孔子显然认为二者都不够成熟，做事情还不能掌握恰到好处的火候。子夏做了莒父地方的行政长官后，向孔子请教管理行政的方法，孔子针对子夏急功近利的偏颇，告诫他说：“不要企图很快成功，不要贪求小利。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利则更难成大事。”循循善诱的孔子，总是像春风化雨那样，用他慈母般的情怀，滋润着弟子们的心田，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增长知识，提高素养，增强才干，很快成长起来。
孔子的政治理想由于与时代潮流不尽合拍，更由于陈义高远，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因而不为当时的当权者所接受，留下的是失败的记录。但是，在教育上，因为孔子顺应了当时文化下移的时代潮流，掌握了教学的规律，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更因为他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感情，因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犹如艳丽的桃李，向孔子绽开迷人的笑容，作为对他的拳拳之心的最好的回报。
四、“小子鸣鼓而攻之”
孔子回到鲁国后，首先碰到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季康子要实行新的赋税制度，正做着季氏总管的冉有一再请孔子表态，由是引发了孔子与季康子、孔子与冉有之间的冲突。
孔子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是“强公室，抑私门”，所以他在当上大司寇并代理执政后，就毅然冒险平毁三家大夫的城堡，结果得罪了这些权势之家，落得丢官去职，在鲁国没有存身之地，只得周游列国十四年，尝遍了人间的辛酸。只是在得到了执政的季康子的允许后，他才结束了流浪生涯，返回故国。按理，孔子应该千方百计处理好与季氏的关系，尽量不要拂逆三家大夫的意志。然而，孔子是个宁要原则不要官位的人，他虽然对季康子盛情邀他回国不无感激之情，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不改初衷，这就使他与三家大夫特别是与季氏难以建立融洽的关系，因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鲁国的税制改革开始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初税亩”，办法是废除以前“使民以藉”的助耕法，即劳役地租的形式，改为一律按田亩征税，税率大约为收获物的十分之一。鲁成公元年（公元前509年）又实行“作丘甲”，即以丘（方4里）为单位征收军赋。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季康子在前两次改革的基础上，准备实行新的赋税制度，史称“用田赋”，征收收获物的十分之二，比原来差不多增加一倍的剥削量。
因为孔子刚刚从国外返回鲁国，享受国老的待遇，具有很高的威信，季康子就让冉求征求他的意见，目的是利用孔子对他的感激之情求得孔子对这个税收方案的赞同。只要孔子表示同意，季康子就可以上对哀公有个交代，下对其他臣民陈述充分理由。季康子满以为，有了在鲁国从政失败和周游列国十四年经验的孔子，一定会圆滑地处理这个问题，投他的赞成票。
然而，季康子的算盘打错了。孔子还是孔子，他在原则面前丝毫不让步的秉性没有一点改变。他决不违心地同意自己反对的举措，何况这种加重剥削的办法是孔子历来深恶痛绝的呢！所以，当冉有兴冲冲地就这项政策征求孔子的意见时，孔子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拒绝表态。冉有连问三遍，一再恳求说：“先生身为国老，德高望重，大家都等着您老表态，您为什么不说话呢？”孔子仍然不表态。其实，孔子的不表态已经是最好的表态了。鉴于以前同季氏家族不愉快的关系，刚刚回国的孔子不便以激烈的言论正面反对季康子的决策，不表态本身也就是最明确的反对意见了。
后来，孔子私下对冉有不客气地说：“君子办事应该以礼作为标准，施舍要丰厚，办事要中正，赋敛要微薄，如果根据礼法办事，过去以丘为单位征收赋税也就可以了。如果不根据礼法办事，就是按田亩征税也难以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事情明摆着，季孙氏想按礼法办事的话，从前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具在，何必问我？如果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就更没有必要来问我了！”显然，孔子根本不同意季康子的增税措施。因为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充分，实际上是增加百姓的负担，这与孔子坚持的德治原则是相背悖的。孔子并不反对一切剥削，但反对危及百姓生存和社会安定的过量剥削，这种缓和矛盾、调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关系的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对冉有讲上面这番话的目的，自然是让他传话给季康子，希望季康子考虑自己的意见，不要实行新的税制。应该承认，在孔子的弟子中，冉有具有卓越的行政才干，他讲求实际，善于独立思考，有很强的随机应变能力，在感情上也比较接近季氏等新兴的势力，因而他能在季氏那里得到信任并做出显著成绩。也正因为如此，他必然与孔子的理想主义发生矛盾，冲突也就是必然的了。孔子对冉有在季孙氏推行新田赋政策时的表现非常恼火，所以才号召弟子们大张旗鼓地声讨他。一向待弟子和蔼可亲、温暖如春的孔子只有对冉有发了如此大的火，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分歧实在是不同寻常的。
冉有对孔子的态度也感到困惑和委屈。自己费了很大力气在季康子面前为老师疏通、申辩、说项，才使孔子昼思夜想的返国愿望得以实现，不意老师归来不久，就将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冉有满腹委屈地对孔子说：“先生，不是学生不喜欢您的学说，而是我的能力实在不够呀！”孔子余怒未消地反驳说：“能力不足的人是走到中途才停止，而你现在却是自动停止前进。”
不久，季康子又要去举行祭祀泰山的典礼，孔子知道后很不高兴。季氏家族仗着自己富过鲁国国君，又长期把持国政，不时干出一些违礼之事。以前，季平子祭祀祖先时，居然使用天子的礼乐，让八个行列的舞蹈队翩翩起舞。今天，季康子居然又要去祭祀泰山，泰山可是只有周天子和诸侯们才有资格祭祀啊！不久前，孔子虽然对冉有的行为不以为然，愤激时甚至宣布他不是自己的弟子，但气消以后冷静下来，他还是同冉有来往，保持着师生之间的情谊。
孔子希望阻止季康子的非礼行为，于是找来冉有，问他：“你不能劝阻此事么？”冉有回答得十分干脆：“不能。”孔子沉默了一会儿，失望地慨叹说：“呜呼！难道泰山神还不如凡夫俗子林放知礼吗？”孔子对季康子的违礼实在是无可奈何了，只能想象知礼的泰山神不会接受季康子非礼的祭祀而已。
孔子晚年，一直处于矛盾遑遽状态。一方面，他的理想、修养和性格，使他绝不能忘情于政治，对列国间发生的重大事情，特别是鲁国发生的一切，不能不表明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另一方面，孔子也明白，他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弱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代的航船向着他不愿看到的方向驶去。他愤怒，迷惘，忧愁，悲叹，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只得埋头于学问，徜徉于春风，沐浴于沂水，流连于舞雩台，与大自然对话，听杨柳与秋阳絮语，希望在昏乱的政治之外找到心灵的寄托。然而，他又无法像老子或以后的庄子那样使自己在心灵上最大限度地超然物外，把自己置于历史的进程之外，因而只能在矛盾痛苦中走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