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之一：企业历史不同
美国工业化有200余年的历史，大型企业大多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比如，IBM成立于1911年，已是“百岁老人”，摩托罗拉成立于1928年，也有82年的历史。老一辈创业者都以稳健立身，他们会把这种精神代代相传下来。
同样是稳健，但它具有两面性。持续性地成功了，就是“稳健”，不能够持续性地成功，企业就衰败了，那就是“保守”。IBM就是吃了这保守精神的亏。在前期，眼里只有“大型商用计算机”，视个人计算机为“玩意儿”；摩托罗拉也是吃了这个亏，保守在原有机型上，不思进取。
而东方的企业，尤其是中国民企，只有区区20-30年历史，这段历史又恰恰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社会浮躁心理盛行，如“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开张”。
这个时期的创业者没有父辈稳健持业的精神可以承袭，有的只是一种特殊的经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人文精神洗礼，以及“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切身体会，还有“文化大革命”熏陶出来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这些足够让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们疯狂一百次！
好友冯仑曾经给我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在去海南之前曾在牟其中的兰德公司一个战略研究所就职。牟其中要他们论证打通喜马拉雅山，把尼泊尔的季风引进来，以改善藏区的气候和土壤。你看，中国的企业家疯狂到何等程度！
原因之二：企业规模不同
IBM拥有全球雇员30多万人，业务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6年，IBM公司的全球营业收入高达914亿美元。摩托罗拉年营业额428亿美元，2011年8月谷歌对它的收购价为125亿美元。而中国的民企虽然强大，但跟那些“瘦死的骆驼”却也没法相比。
规模庞大的企业容易滋生“保守”心理。他们“尾大”而“不掉”，船大不好调头，这成为他们滋生保守心理的温床。而中国的企业规模小，“船小好调头”，灵活性强，这无形中成了他们滋生冒进心理的土壤。此外，西方大企业的诱惑，“样板作用”也会对中国民企心理产生躁动：“我要多元化”“要扩大规模”“要国际化”，等等。于是中国企业就冒进了。
原因之三：企业地位不同
武汉是湖北的省会，你的企业在武汉，就容易覆盖湖北全省，省内的三四线城市也能有较好的认同。如果你在武汉做企业，却要号召全国市场，难度就会相对大一些。那你就会想到要搬迁到首都北京。
同样的道理，美国作为世界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科学技术中心，它对全世界有着号召的地位。因此，美国大型企业的多元化、国际化扩张，肯定要比刚起步市场经济的中国以及日本、韩国要顺利得多。
此外，关键一点，美国还是世界信息中心。通信技术以及科技的、商业的信息流，美国比世界各国或地区都占据优势。所以，他们不容易犯冒进的错误。
反过来看，我们国家处于第三世界，又像一个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的市场经济婴儿，你要搞国际化，就跟一个乡镇企业要占领全国市场一样。
我在某省当时的轻工业厅任职出国考察时，就发现我国上好的醴陵瓷器，在美国只是被摆放在很不起眼的三类货架上，而英国的瓷器质量远不如我国的醴陵瓷器，却被摆放在货架最显眼的位置。
所以，中国民企的国际多元化道路、国际并购道路都会因为企业地位的问题，产生阻力，为失败增添筹码。比如，TCL的海外并购就是这样。
原因之四：企业环境不同
我们不难发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年代和地区，不容易发生大型企业的崩溃。比如说，在我国的大西北地区就很难见到大型企业倒闭的现象，在美国也是这样。
纵观美国大企业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为什么大型企业的倒闭都集中在1990年往后？这就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以及信息化革命时代的到来。它们的到来意味着产品周期缩短，机会和危机并存，机会稍纵即逝，而一旦心存侥幸危机就会来。所以，美国的企业容易犯保守的错误，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的变化赶不上形势的变化”。蓝色巨人IBM、摩托罗拉、宝丽来、柯达、阿迪达斯、克莱斯勒、通用电气等，无不是犯了这种“保守”的错，节奏总是慢一拍。
就在美国1960-1970年新技术革命如火如荼、信息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我国还沉浸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所以，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不存在慢一拍的问题，而是“慢全拍”——一切从零开始。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要从零开始学习、争取赶超美国已有的先进技术，要实现由0至10的飞跃，“冒进”就当然是我国民企衰败的主打歌了。
§§第十一章 惶者生存：成功后必需的危机意识Ⅰ——大家观点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