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1月中旬，李泰国开始着手筹建舰队。他推翻了所需经费65万两的原议，提出再加20万两，经过一番“杀价”后，中国被迫追加15万两。同年6月左右，阿思本率舰队到达中国。他详细向清政府汇报了舰队的组建情况以及与英国政府签订合同“十三条”的情况。李泰国的陈述犹如一声惊雷，在朝廷上下迅速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中英原来的计划是，英舰驶到中国后，由中国总兵官为舰队统帅，水兵从湖南、山东和东北等地招聘，同时聘请7名洋人作为舵手和炮手，洋人并非局限于英国人。而李泰国却提出水手只用洋人，且4年内不得更换。顿时，朝廷上下，一片哗然。
对于李泰国的这一行为，曾国藩感到十分震惊切愤怒，在答复朝廷的密函中，他这样说：
“购船云者，购之以为己物，令中国之主也。”他认为，必须由中国人来指挥这支舰队，这支舰队的主权应该由中国政府掌握。
总理衙门大臣弈等人也极为反对李泰国的行为，认为李泰国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控制中国的军事大权，进而控制中国的内政。随后，李泰国先跑到上海，向李鸿章索要12万两支付船炮欠款和官兵川资，遭到了李鸿章的拒绝。李泰国又赶到北京，要求总理衙门承认他擅自签订的合同，奕与李泰国争论长达1个多月，最后坚决废除了十三条合同，重新拟定了《轮船章程》，内容规定：第一，由中国人担任舰队指挥，阿思本为副手，并由中国方面主持舰队事宜；第二，舰队中的洋人官兵由阿思本管理，对其中骚扰百姓及做出不法事情者，应给予严厉惩罚；第三，随时挑选中国人上船学习行船放炮等技术等。可以看出，章程的核心内容是确定中国政府为舰队指挥权的所有者。
虽然章程已经将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但曾国藩仍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章程规定舰队“悉由中国主持，窃恐万办不到，其势使之然也。”听地方督抚“节制之说，亦恐徒托虚名”。
事情的发展果然在曾国藩的预料之中，阿思本对这些新的规定并不赞同。1863年10月18日，李泰国和阿思本一起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申呈，坚持要履行其私下订立的《合同十三条》。
清政府一时束手无策，最后采取了曾国藩的建议，痛下决心了断了这个争议。曾国藩向总理衙门写信建议“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这样做的损失“不过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四万用款而已”，“以中国之大，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曾国藩的建议虽然听起来有些荒谬，但他的本意是要坚定朝廷防止洋人参与中国军事大权的信心，亦足使李泰国失其所恃，而折其骄气，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果然，曾国藩的信坚定了朝廷解散阿思本舰队的信心。恭亲王回信曾国藩，对他的建议表示非常赞赏。朝廷遂赏阿思本白银一万两，令其将舰队开回英国变卖，舰队成员就地遣散。同时还要求英国归还中国预付的船款，对于已经发派的薪酬、差旅等费用，则由中国支付。此外，解除李泰国在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就这样，阿斯本舰队这一事件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最终得以圆满落幕。
对于清政府委托赫德购买阿思本舰队一事，曾国藩认为，一支由外国人指挥和操纵的舰队长期在停留在中国，将会成尾大不掉之势，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构成不小的威胁。可见，曾国藩极力主张要解散阿斯本舰队这一行为是完全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4.师夷长技以自强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1861年，对于上述看法，曾国藩加以发挥，他认为，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用不了一两年，火轮船必定会成为官民通行之物，到那时，就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奏稿。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外国侵略者帮助其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
从洋务运动看曾国藩的进步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有一项最大的实践活动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能够很清楚地透露出曾国藩的人格特征。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也是热情的实践者，他被誉为领袖人物。1861年，曾国藩在攻克安庆后，开办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内军械所。1865年6月，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商的一座铁厂，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
其实，曾国藩早在1863年便有此意，于是，他全力支持李鸿章，通过两人的苦心经营，江南制造总局规模越来越大，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难得的是，曾国藩具有独特的眼光。当他看到洋人造机器是根据数字推算而来，一切照着图纸的标准。同时，他意识到，要精通此道，唯有靠翻译。因此，他于1867年设立了“翻译馆”，聘请洋人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堪称中国由政府创办的历史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译着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启迪和培养中国近代科技人才以及许多科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近代思想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正是这样的影响日积月累，积小成大，积少成多，逐渐孕育出了思想界的启蒙与文学界的改良与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所倡导的洋务运动，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要“自强、求富”，都有着不可低估的进步意义。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个第一：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兴办起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因此，他被誉为“洋务运动之父”的美誉，并被载入史册。
洋务运动的客观效果
曾国藩举办洋务运动，目的主要是为了抵抗外来侵略。事实上，其中所发挥出的客观作用，对于中国的强大和进步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客观地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曾国藩举办洋务运动，目的是为了把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大胆设想变为现实。虽然他口口声声强调要“中学为体”，但其实已承认了有着数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世界进步的洪流中，已落后了一大截。这种承认，对于一个效命于历来夜郎自大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的重臣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由承认落后到以实际行动来图强，使中国迈出了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第一步。正是有了这一大胆而艰难的起步，以及向西方学习经济、科技、军事的“启蒙”，才有了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旨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也才有了孙中山以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致力实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伟大社会变革。
洋务运动通过将官办军工业转为官办民用企业，使企业获取了巨大利润，同时也直接刺激了一些有眼光的官僚、地主投资办厂的热情。他们开始投资于近代企业，招集民间资本，发展资本主义。后来，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逐步增长，生产力也变得异常活跃起来，于是又提出了“改革旧有的生产关系，建立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这就表明，封建制度已逃脱不了最终灭亡的结局。可以说，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巨大社会变革的开端，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进程标志之一。
其次，洋务运动在抵抗外来军事、经济侵略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洋务运动中，创办了军工、民用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以用来装备军队和投向国内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例如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时，沈葆桢奉命加强台湾防务，当时“护送兵勇，转运军装，接济粮食，均由轮船自达重洋，克期而集。”
而这些轮船都是由福州船政局制造的。1876年~1878年，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甘肃制造局发挥了重要作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天津机械局各厂“添做夜工”，枪弹日产增加一倍。在此期间，金陵制造局“蓐食展兴，篝灯夜作。”除供应北洋军需外，还接受广东、云南、台湾等省订制的大炮175尊。甲午战争前夕，为适应战备需要，山东机器局专门扩大了生产，“以前日造枪子弹五万粒，今则日造十余万粒，铅丸、铜帽、白药等皆十倍于平日”。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的展开，使中国的武器装备能力乃至国防力量大为加强，这对于中国避免全盘殖民化和被支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忍辱负重，渐图自强
古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的，在千变万化的人世间，难免会发生磕磕碰碰，尤其是在深似海的官场中，争斗更是难免。置身在矛盾的环境中，人只有忍辱负重，方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曾国藩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他奉行“打脱牙和血吞，有苦从不说出，徐图自强”的立世准则，纵观他在官场上的打拼，莫不是在此准则下进行的。
“打掉牙和血吞”的忍辱负重
古人有云：“忍常人所不能忍，方能为常人所不能为。”自古以来，人们都把忍辱负重称为担当大任的美德。纵观古今成功人士，无一不是因为忍而成就事业的。曾国藩在自己的成功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忍受莫大耻辱，但他每一次都能坚决挺住。
对于忍辱负重之术，曾国藩有着这样的见解：“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话是我生平咬牙立志的秘诀，自出道以来，无不遭求屈辱。我在庚戌、辛亥年间被京城的权贵们所唾骂，癸丑、甲寅年间被长沙的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年间又被江西人所唾骂，以后又有岳州、靖江、湖口三次打败仗，都是打脱牙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和着鲜血往肚里咽。”也正是靠着这种忍让的精神，曾国藩才得以成为官场上的“不倒翁”。
当曾国藩开始组建湘军，推行勤兵政策之时，才真正体会到了那种寸步难行之苦。此时的曾国藩虽然肩负着筹建湘军、对抗太平军的重任，但咸丰帝没有给予曾国藩一个合理统领军队的职衔，仅仅是帮办湖南团练。礼部侍郎的文职在军队里并没什么份量，虽然是署理兵部侍郎，却没有实授，如此一来就使得曾国藩的身份有些不清不楚，有些非文非武了。当他命令绿营兵与湘军一同训练的时候，切实地感受到了令不能行、禁不能止的懊恼和无奈。绿营兵不仅不参加训练，而且总与地方团练发生冲突，斗殴事件也时有发生。曾国藩亲自告知巡抚，巡抚却不予理会。这使得曾国藩不得不忍辱负重，将刚刚有些起色的湘军从长沙迁至衡州。远离了是非争斗，曾国藩的处境得到了大大的改观，湘军的训练也得以正常进行下去。
与此同时，曾国藩更加清楚地知道，光靠绿营的力量，是对付不了太平军的，现实中还有许多困难要面对。想来眼下的局面应该是这样的：咸丰帝虽然下旨筹建湘军对抗太平军，可仍有所顾虑，故而没有授予自己以实际的武职。这既表现出了咸丰帝对自己或者说对湘军的不信任，同时也说明咸丰帝明白八旗和绿营的状况。皇帝总是处在权衡各个利益集团的思虑中，既要击败太平军又难以改变八旗与绿营的现状，这才想出了组建是地方团练的主意。
既然是地方团练，则其待遇与地位自然比不上正规军，可当实际的战斗都主要依靠地方团练的时候，矛盾似乎越发明显了。巨额的粮饷完全靠湘军统帅自行解决，由于咸丰朝国库空虚，没有能力支持正规军全年的饷银，因此八旗与绿营的粮饷甚至比不上湘军。长年的缺饷与其靡散的军风使得这些提标兵变得类似于土匪，如此一来，双方就出现了大大的冲突。而咸丰帝除了从中平衡之外，是不可能挺身而出扶助湘军的。曾国藩怀着护国安民的重任而忍气吞声，这其中的痛苦是常人很难想象的。加上太平军攻势凌厉，威猛异常，这些内忧与外患的交织，常常使曾国藩感到力不从心却又不能退让。曾国藩似乎将走入绝境，但他除了步履维艰地向前走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湘军经历了艰难的磨练，终于逐渐走向了强大，在这个过程中，苦多乐少、败多胜少。
从出师衡阳到打下武汉，在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过兵而败投水自杀、湘军溃逃四散、湖南军政两界的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等羞辱，直到打下武汉，才一洗满面羞惭，湘军的声名也一下子抬了起来。短暂的胜利后，曾国藩来到江西，很快又处于战事胶着状态。
从咸丰五年（1855年）到咸丰十年（1860年）的五六年里，曾国藩一直处于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局面。这期间，曾国藩遭遇到江西官场的排斥、湖南官场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他再一次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从朝廷到地方都容不得的“异类”，以至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他的右眼在58岁时失明，左眼只有一线之光，身心上承受着巨大的折磨。
然而，面对这些艰辛，曾国藩全都忍了下来，他时常都会用湖南乡间的一句俗语来安慰并激励自己：“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或许正是这样一种苦痛境地才磨砺了曾国藩的韧性，从而成就了他后来的成功。诚然，一次或数次的失力往往不能决定一生的成败，若能不断进取，终究会有所建树。
梁启超曾说：“凡古能成大事者，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强。”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战胜挫折，走向成功，就在于“打脱牙和血吞”、“一味忍耐，徐求自强”。更令人敬佩的是，他曾经幕僚奏折上所写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可以说，一个“忍”字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
忍辱负重，成就事业
回望历史，曾国藩的“制胜法宝”与其一生推崇的“忍”字有关。曾国藩在给他儿子纪鸿的信上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曾国藩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历史上因骄傲而不能忍辱负重所导致失败的事例举不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