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之一字，无价！曾国藩把这个字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般来讲，“忍”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克制自我，不贪财、不贪权、不贪色，即能理智控制自己无限膨胀的欲望。这种“忍”需要坚强的意志与毅力，它能避免人陷入灾祸的泥潭。这一点,曾国藩做到了。另一种则是为了国家、民族、组织的长远利益，忍受暂时的苦难和屈辱。忍一时是为了兴一国，忍一事是为了和一家。寒冷的冬天过后必定是温暖的春天，暂时的委屈和痛苦在冰雪消融后必定会给你带来无限收获。这一点,曾国藩也做到了。这两种忍达到了同一个目的，它们就像东风一样，让人的事业扶摇直上。
历史上很多人士的成功都证明了一个真理：经历过失败的人一定会获得成功。通常而言，经历过艰苦的磨练或挫折，才更易使人具备成功的品质。因而，有许多追求成功的人不是先企求成功，而是对苦难“情有独钟”。这里最主要的奥妙就在于失败和逆境的土壤会创造出更多的成功品质。而具备了成功的品质，就会离成功更近一步。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按常规进行的，形势随时都有可能变化。“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告诉人们，获得成功时，不可四处张扬，目中无人；处于逆境时，也不要一蹶不振，心灰意冷。得意时居安思危，失意时看到希望，才能拥有圆满人生。
在困难面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表现。“打掉牙和血吞”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它代表着卧薪尝胆的忍耐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忍耐不是懦弱，更不是自甘堕落，而是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多一些努力，多一些思考，在努力中等待时机，在时机降临时不忘牢牢抓住，这也正是“打掉牙和血吞”的真实内涵。如果常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定可成就一番大业。
6.审时度势，育兵有方
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中外形势下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及秀美的三湘四水、衡岳烟云，都为湘军的产生和曾国藩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了“时势”，可以说，是时势造就了曾国藩这样一个英雄。曾国藩是因太平天国而起事，是因湘军而成功的，他的英名及毁誉也都因此而来。
善抓机遇
咸丰二年年底，曾国藩遇到了一个机遇，完全能够改变他的命运，这个机遇即咸丰一年起义的太平军冲出广西，进军江南。当时，东南各省都陷入了战乱中，朝廷为配合正规部队的作战，便在江南各省任命了四十三位团练大臣。最终，这四十三位大臣，死的死，走的走，除了曾国藩，其他没有一个办成大事。其实，决定成败的因素有很多，怎样把握并充分利用这个机遇，便是其中之一。曾国藩也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才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他的成就有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曾国藩一到长沙做团练大臣，就奏请朝廷在省城建一大团，调湘乡1000人马到省城，将其分为三个营，并将三个营分别派遣到各地，以镇压匪乱，维持秩序。虽说这个大团并不是正规军，但一天到晚也都在练兵打仗，其实已经是军队，湘军正是这样组建出来的。
第二，当湘军与绿营军发生冲突的话，曾国藩便到衡阳去训练，将团练扩大到十营5000人，同时，他也训练水师，水陆军共有10000人，再加上挑夫和一些辅助人员，总共有18000人。水陆军从衡阳出师时，浩浩荡荡，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支力量强大的劲旅。
第三，攻下武汉之后，曾国藩又提出了沿长江东下的计划，分别由南北中三路出发，除了北路是湖北都督统领的绿营之外，其他两路都是湘军，曾国藩则是三路人马的总指挥。很快，朝廷批准了曾国藩这个计划，湘军也就成为了太平军的一大对手，就这样，一个省的团练突然之间成了国家军队中的第一号种子选手，成了国家武装力量中的一支王牌部队。由此，曾国藩也很好地实现了他做大做强的设想。
机遇是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对于每个人来说，机遇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有机遇，关键是看你能否抓住它。谁若抓住了绝好的机遇，也就抓住了成功的有利条件。曾国藩正是如此，具有远见卓识的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几次关键的机遇，勇于开拓，锲而不舍，最终获取了成功。
治军有方
曾国藩与湘军的其他统帅共同将在战争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儒家学说作为建军、治军之本的军事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影响了晚清以及此后的军事活动。曾国藩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的说教。他将封建礼教推崇得至高至深，始终将忠君勤王和扞卫封建礼教作为建军宗旨。
在治军上，曾国藩一直都贯穿着他所坚持的封建伦理纲常。当初组建湘军时，他在出师衡州时发布的《讨粤匪檄》一文中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其扞卫的封建礼教的建军宗旨。对于中国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的特殊文化心态，曾国藩都特别了解，因此，他还针对太平天国独尊上帝的宗教大作了一番文章，提出要维护名教。他说：“自唐虞三代以来，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而太平军之所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吾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同时，他也以此来号召那些受封建礼教熏染的士大夫们从军，或是参战，或出钱出力，支助湘军，“以卫吾道”。事实证明，曾国藩的这一动员令，也确实起到了很明显的效果。一时间，那些深受封建传统观念熏陶的学人士子、农夫山民，都自觉不自觉地汇集在了曾国藩的旗帜下，成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领头军。
除此之外，曾国藩提倡忠君卫道和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体现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和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
一直以来，曾国藩都将选将作为治军的第一要务，他曾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所遵循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并且将德放在第一位，将其含义概括为“忠义血性”。曾国藩认为，选择“忠义血性”的将领应主要从那些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选择。罗尔纲曾在《湘军兵制》中作了一个统计，结果发现，在179个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中，仅儒生出身的就有104人，占总人数的58%。选择这么多的儒生作为将领，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很少见的。
同时，曾国藩也将清朝的士兵制改革为募兵制，这也是他建立湘军的一招。当初在组建湘军时，曾国藩就主张在乡农中招募兵员，而不选择市民。他还强调：“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其实就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可谓是大费心机，他将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服从自己的私家军队。他曾说：“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曾国藩还提出了“勤恕廉明”四字，即“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从，明以应务”。由于湘军中普遍存在骄矜之气，因而他对诸位将帅劝以“谨慎”二字相勉，以此来避免打败仗，招灾祸。
此外，曾国藩也强调了传统的“爱民”说，既告诫将帅要对兵勇以“仁礼”相待，也要求军队对百姓以“仁礼”相待。他认为，“官不爱民，余所痛恨”，“爱民以治病为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从实际情况来看，曾国藩在湘军中实施的这些准则都收到了预期效果。
7.整饬吏治，严惩贪劣
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恶名远扬。但其实，在曾国藩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除了治军之外，在政事、文事、治吏选贤、浚河盐务等方面，也的确有很大的成效。曾国藩非常重视吏治、选贤任能，在清末满汉官僚中是尤为突出的。
“十六条劝诫”，改良吏治
曾国藩中举及治事时，内外忧患纷纷到来，曾国藩大受震惊，于是他就涉猎了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以及徐继畲介绍西方各国的《瀛环志略》等与儒家经典大相径庭的现代着述，自然而然地将对西方的了解和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欲悟到中国需要一个大的变革，所谓“物穷则变”自古然也。因此，曾国藩想要从整饬吏治入手，转变全国官场风气，以应时变。从1850年到1851年，曾国藩先后上呈了《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以吐露对地主阶级统治危机的忧虑，痛陈吏治弊病的严重，并尖锐指出：现在官场“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属”。退缩者，即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琐屑者，斤斤计较，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预”。敷衍者，装头改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天；颟顸者，外面完全，内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语无归宿。“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国家“一旦有事，则满廷皆疲茶沓泄，相与袖手。”
在湘、赣、苏、皖、直隶等省临政时，曾国藩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吏治腐败所带来的恶果，深以吏治腐败和民心不满为忧。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军事活动基本上告一段落后，曾国藩开始对吏治进行整饬。
首先，曾国藩提出吏治要有一定的制度和法规，作为考察和制约官吏的准则。他说：“窃以为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后求人。”他以州县作为整饬吏治的基本单位，并亲手制定了约束州县官吏的《劝诫规则》十六条，作为官吏们廉洁尽职的标准。十六条包括劝诫州县、劝诫委员、劝诫绅士、劝诫营官等各四条。
劝诫州县内容包括：1.治署内以端本。为官先治其身，凡银钱不取分毫，凡文书案牍躬亲检点，以身作则，杜绝行私舞弊。2.明刑法以清讼。清讼订刑时，要剖辨是非，谳结迅速，以除莠爱苗，惩恶安良。3.重农事以厚生。州县应以重农事为第一要务，薄敛以纾其力，减役以安其身，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4.崇俭朴以养廉。衣物饮食厉行节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有节，取之于民有制。
劝诫委员内容包括：1.习勤劳以尽职。勤历艰苦的环境、勤亲察人员、勤亲阅文件、勤亲训下属等。2.崇俭约以养廉。毋贪保举，毋好虚荣，事事知足，人人守约。3.勤学问以广才。文职武官须讲究“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读书，学于今则多看榜样，才自广而智亦开。4.戒骄惰以正俗。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不避，有功不矜，以正风端俗。
劝诫绅士内容包括：禁大言以务实，扩才识以济世等内容。劝勉地方绅士要象州县官一样，勤明廉洁，奉公爱民。
曾国藩认为，吏事与兵事互为枢纽，故特定劝诫营官四条，强调为营官者不阿上司，不侵公款，不好洋烟淫赌，不掳民夫，不占民房，以禁骚扰为第一义。违者，以军法严惩不贷。
以上十六条劝诫全都刻印成册，州县官吏人手一份，以此作为不贪财、不沽名、做“好官”的座右铭。诚然，在当时那么腐败的封建官制下，要想做到上述劝诫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对于改良吏治和缓和阶级矛盾来说，终归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整饬吏治，严惩贪劣
1869年3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上任前，他就听说直隶风气很坏。因此，刚一上任，他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手整顿吏治，清理讼案。
第一，曾国藩认为，官吏要勤以学术，增长才识，这样有助于洗除吏治习弊。他认为，官吏不应该不学无术，而应潜心学习，虚心求治。在直隶时，曾国藩曾手撰《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劝通省仕宦进行学习。
第二，力除官僚作风，办事讲求实效。一直以来，官府大小衙门办事都爱拖延推诿，不问实际，不讲实效，对此，曾国藩指出：“凡公事迟延，通弊有二，曰支曰展。支者，推诿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州县……但求推出门外，不求了结其事……展者，迟延时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愈宕则愈松……上下相容，疲玩已甚。”如直隶省，公牍、讼案积压了许多，为力挽积习，澄清吏治，曾国藩特令臬司张树声撰限期功过章程。最后，仅保定首府自同治八年四月至十一月，八个月时间内，清理新旧文牍案件三万多起，多年淹滞的尘案得到了清洁。
第三，力主“戒私”，“为官择人而不为人择官”，为事择人而不为人择事。曾国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