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的雕琢本身就有雕版的意味，其画像的现代拓片俨然石印作品。汉画像石的题材极为丰富，凡天上、人间、冥界无所不包，其中的神话形象、巫术场景、神异鸟兽、天体幻想、传说英雄等，不仅与后世的民间信仰一脉相承，而且为纸马的创作提供了表现的范型和审美的经验。纸马的木版雕刻与画像石的石板雕琢同为有限空间的平面艺术，但借助视觉象征和艺术联想，都能联系版外的有形世界和无形精神。汉画像石中的神话人物和传说英雄，如东王公、西王母、方相氏、土伯、伏羲、女娲、蹶张图、盘古、后羿、雷公、电母、雨师、河伯、牛郎、织女、黄帝、炎帝、蚩尤、仓颉、大禹、孔子、老子等，都突出了人物的信仰色彩，其角色系列与形象主题的选择与表现亦为后世纸马所效仿。
此外，汉画像砖石中的“金乌载日”、“蟾蜍伏月”、“玉兔捣药”等天体动物神话的构图，在“日宫天尊”、“广寒月宫”等纸马中也有相类的刻绘。
在印于唐代咸通年间的佛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出现了木刻卷首图《释迦牟尼说法图》，学界认定此图为中国最早的纸本版印作品，这无疑为唐宋间起始的版印纸马提供了艺术背景和制作经验。此外，与佛教、道教活动相关的版印符经也在民间长期流传，其中既有以文字为主的经文片断和疏文之类，又有印上神佛图像的符画，它们往往与民间信仰活动相互联结，因事而用，使宗教民俗更加符号化、艺术化，同时它们又多与纸马交杂并用，互有借鉴。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十二曰：
黄布袋安插纸马、文疏，挂于项上，步到陈州娘娘殿前。
此说纸马与疏文同用，其实它们之间亦有混同合一的形式，诸如，为小孩度过人生关卡的“度关符”，让亡魂用作通行证平安抵达阴曹地府的“西方公据路引”，以及道教的“端午符”和“镇宅灵符”等，不论是出于版印或手绘，都与纸马的制作与应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佛教石窟的开凿也为纸马木版的刻制在基本构图及细部刻绘上提供了摹本。江苏南通纸马形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主神图像的上方加有“龙楼”，当地乡民们称之为“帽子头”，就仿佛石窟的外框。带“龙楼”的纸马是拼版刷印的，其上有飞龙两条以作点题之用。在陕西药王山石窟造像中，石窟佛像的上边框正是刻作两条相互交缠的飞龙，成为纸马“龙楼”的先型。
所谓“龙楼”，原指太子之所居处或帝王宫阙。《汉书·成帝纪》有“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之载；宋欧阳修《鹎鵊词》中则有：“龙楼凤阙郁峥嵘，深宫不闻更漏声”之句。“龙楼”还与太庙的祭祀活动相联系，唐中宗《享太庙乐章》曰：“龙楼正启，鹤驾斯举。”龙楼的尊贵与神圣，使其进入了纸马的构图，从而营造出一个类似佛教石窟神龛的庄严而神圣的艺术气氛。
经咒绢画也为纸马的产生奠定了艺术基础。在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缯书上就有辟凶护魂的文字，以及长角的与三头的神与兽的图像。到唐代的手写经咒绢画，文图内容已从神话、巫术向人为宗教转移，并主要以佛教经文和佛像为表现对象。在西安出土的唐代手写经咒绢画上，中央绘作佛的坐像，四面写有梵文的佛经文句并夹杂部分汉字的注释。它同唐至德-大中年间成都县龙池坊印制的纸本梵文“陀罗尼经咒”一样，对纸马的创用亦当有一定的影响。
宗教壁画，尤其是演绎佛经故事的石窟壁画和寺庙殿壁上表现佛陀、菩萨、金刚力士等佛教人物或道教神仙的图画，为纸马表现神祇的构图积累了经验。不仅敦煌壁画可视作中国神像画的经典，具有典范的性质，就是其他古代庙宇中的宗教壁画，也能对民间审美、乡野画工和纸马铺的刻印制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艺术在类型之间本是互通的，纸马等神像画题材的创作与表现也不可能没有借鉴的因素，我们从山西省后沟村道教庙宇的壁画上，从山西省稷县青龙寺元代壁画上，可看到神像与神名文字同在，表现出与纸马构图相类的艺术手法。
染印木版至少在汉代已经出现，中国古代的绞缬、蜡缬、夹缬称之为“三缬”，其中的“夹缬”印染工艺可上溯到东汉时期。所谓“夹缬”，就是用刻花木版夹绢布的印染术，其木版上雕刻同样花样，绢布对折夹于二版，在雕空处染色，使所印花纹对称。夹缬在唐代十分盛行，在元稹所编《长庆集》中《玩半开花赠皇甫郎中》
诗中就有“成都新夹缬，梁汉碎胭脂”之句。在制作夹缬的木版上既雕有花草、建筑、文字、花纹，又常见人物形象，作为以雕版为基础的染印艺术，夹缬无疑也为纸马的木版雕刻和印制积累了经验，成为纸马艺术的又一个源头。
此外，金属雕刻、戳印制作、砖雕、竹刻、牙雕等，也都可能对纸马的版刻产生潜在的影响，并与其他艺术类型一起合成纸马生成、发展的客观基础和艺术背景。
4.研究现状
纸马这一民俗艺术品类产生于唐代，到北宋时期就已十分繁盛，出现了专营性的纸马铺，并作为与纸钱、香烛相提并论的祭祀物品，持久传承，至今犹见。然而，对纸马的学术研究，不论是艺术学的研究，还是民俗学的研究，或者说宗教学的研究，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起才刚刚开始。
及至今日，其研究与纸马长期的历史传承和广阔的地域流布相比，仍然显得很不充分。
张道一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在民间木版画的研究中涉及纸马的研讨，并对纸马的概念作了如下的表述：
所谓“纸马”，是旧时为了祈福、除灾用来焚烧的一种神像，它与古代“以纸寓钱”的迷信有关。
尽管这不是严格的学术定义，况且纸马在当代依然存在，也并非完全就是“旧时”之物，同时对纸钱作出的“迷信”判断也值得商榷，但作为现代人对纸马的最初表述，它指出了纸马的主要功能是祈福、除灾，它的品类归属是神像画，其使用手段是焚烧，与其相类的信仰联系是纸钱等基本要素。
20世纪80年代末期，李伟卿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发表了《大理甲马与白族的民间诸神》一文；《民族艺术研究》1988年第4期发表了高金龙的《简论云南纸马》和张友乾的《“甲马纸”与“小刀山”》
两篇文章；1989年5月徐艺乙在《民俗论丛》文集中发表了《纸马话旧》
一文。
高金龙的《简论云南纸马》对云南纸马的名称、分布、族属等作了研讨，并对称纸马为“迷信品”的提法作出了批评，同时在“附录”中对云南纸马的“名目”进行了广泛的收录，使文章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资料性。徐艺乙的《纸马话旧》则着重对江苏南通纸马进行了类型与俗用的列举，指出纸马的内容主要分成“神祇类”、“神像类”、“祖师类”三种类型，同时对纸马的名称、概念、制作、形制等也作出了简要的论述，其特点在于让纸马的民俗学研究带上了部分的艺术归纳，其不足在于对纸马概念的表述和性质的判断略嫌片面。文章称：“纸马，是旧时供人们祭祀后焚烧的神像。它是过去民间迷信的产物”，“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美术品”。上述有关“迷信”之论未能分清“迷信”与“俗信”的关系，其结论对纸马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显然是不利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树村、陶思炎等学者也发表了有关纸马研究的论作。王树村在《美术研究》1990年第2期发表了《纸马艺术的发展及其价值》一文；陶思炎则在《东方文化》、《中国民间工艺》、日本印度学宗教学《论集》、《民族艺术》等中外书刊发表了《中国纸马与佛教艺术》、《纸马探论》、《论中国纸马》、《中国纸马与日本绘马略论》等文章。王树村的《纸马艺术的发展及其价值》一文着重论述了纸马的发展历史和纸马艺术的民族特色、陶思炎《中国纸马与佛教艺术》，载《东方文化》第二集，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略论中国纸马》，载《秦汉文化与华夏传统》，学林出版社1993年9月；《纸马探论》，载《中国民间工艺》第15期，1995年5月；《论中国纸马》，载日本印度学宗教学《论集》第24号，1997年；《中国纸马与日本绘马略论》，载《民族艺术》2002年第4期；《中国纸马及其保护方略》，载《民族艺术》2009年第2期。
地方风格对版画创作与研究的借鉴作用与资料价值。此文对纸马的研究选取了艺术史的视角，从而拓展了纸马的研究领域，但文章中的一些判断有误，例如，说甲马“在内地纸马中早已绝迹”，说北京纸马“之多，刻绘之精，高于其他各地”等，反映了作者在资料把握方面的不足。陶思炎的纸马研究选取了民俗学、艺术学和宗教学的交叉视野，同时对日本的绘马、版印神像开展了比较研究，指出其异同之处和源流关系，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场提出了相关的方略，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层面上为拓展、深化中国纸马的研究作出了努力。
有关纸马研究的著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陆续出版了近10种，它们是：《中国灶君神祃》，薄松年著，（台北）渤海出版公司1993年10月版；《中国纸马》，陶思炎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7月版；《云南纸马》，高金龙编著，（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9年2月版；《云南甲马》，杨郁生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内丘神码》，韩秋长、和莲芬主编，（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中国民间纸马艺术史话》，王树村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8月版；《民间纸马》，王树村著，（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1月版；《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内丘神码卷》，冯骥才主编，中华书局2009年7月版；等等。
薄松年的《中国灶君神祃》，是一部有关灶神纸马的图录，全书共收各地黑白和彩色纸马图片60余幅，每幅图片附有简要的说明文字。作为专题性图册，该书虽不是纸马的系统研究，也不是什么理论著作，更没有使用“纸马”的名称，但仍可视作纸马著作专题编纂的起始。不过，其书名写作“神祃”，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祃”的读音为去声，音同“骂”，“祃”是古代军中的祭礼。《宋史·礼二十四》曰：
“师出必祭，谓之祃。”另，《礼记·王制》有“祃于所征之地”之载，郑玄注曰：“祃，师祭也，为兵祷。”现在时见有将纸马写作“神祃”者，反映了对古代军祭与民祭区别的茫然，同时也是对纸马别称“神马”的误录错写。
第一部致力于纸马理论研究的专著，全书包括“纸马溯源”、“神祇体系”、“民俗仪礼”、“形制演化”、“文化价值”五个部分，除正文配图27幅外，另附有210幅彩色和黑白图版，图版中的纸马作品大多从著者所收藏的千余幅各地纸马中选出，并按“天神”、“地祇”、“家神”、“物神”、“自然神”、“人杰神”、“道系神”、“佛系神”、“众神图”、“替神纸”、“符经、冥币”等类别编排。该书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沧海美术·艺术特辑”
之四，大16开本，全书共216页，它以艺术学、民俗学、宗教学的交叉研究为其显著特色。《中国纸马》在开篇中就明确概括了纸马与巫术宗教、民俗风物、民间艺术的有机联系和其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