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戏剧活动被迫中断了一年多时间，直到1594年春才开始复苏。市府宣布禁令解除之后，演员们回到了伦敦，剧场上空再度升起了预告演戏的旗帜，城市好像又复活了。
经过了一年多的折腾，一些剧团解散了，一些剧团缩编了，股东抽股，演员走失，已经很难适应伦敦的舞台。在这种情况下，返回伦敦的剧团不得不进行重新组合。组合的结果，形成了两大演员集团：一个是阿列因剧团，一个是勃贝琪剧团。勃贝琪剧团得到女王的侍从汉斯顿的庇护，因而定名为“内务大臣供奉”。这个勃贝琪就是当年在城北自由区兴建名为“剧院”的第一座剧场的那个勃贝琪的儿子，是莎士比亚的老相识和老搭档。勃贝琪父子都是伦敦的名演员，而且拥有“剧院”和帷幕剧场的股份，因此当父子俩共同出面邀请莎士比亚参加他们的剧团时，莎士比亚表示欣然从命。
然而，莎士比亚在“内务大臣供奉”内的身份已经与在“海军大臣供奉”内有所不同了。从前他只是一个普通演员，现在兼任了股东。多亏出版诗集得了一批钱，多亏扫桑普顿伯爵慷慨解囊，不然，恐怕他很难拿出入股的股金。入股以后，他的经济状况才大为改观，因为可以凭股权承收十分之一的股息。以前他只是靠演戏和写剧本挣钱，收入是十分微薄的。除了股东取息、演员工资和编剧酬金之外，莎士比亚有时还能得到一些额外收入。例如1594年冬天，剧团奉女王之名在格林威治宫演出，他还得到一笔赏金，领赏人的名单今天还可以看到。
离开家乡到这时七八年过去了，莎士比亚还没有来得及给他留在家乡的亲人以多大的援助。每想起破产的老父和嗷嗷待哺的儿女他就感到负疚。1596年，他的11岁的独子不幸夭折，又使全家陷入极端的悲痛之中。为了安慰年老的父亲，他在扫桑普顿伯爵的帮助下，用约翰·莎士比亚的名义向纹章院申请并获取了贵族的家徽，这样，父子二人就成了世袭的绅士。当时规定，任何不靠劳动生活而能买到贵族称号和徽章的人都可以取得绅士头衔，因此，办成这件大事，莎士比亚一定也花了不少钱。当了绅士之后的第二年5月，莎士比亚回乡探亲又花了60英镑购置下了当地最大的一所房产。它拥有一座大石屋和两个花园，名曰“新地”。这所宅第一直保留到今天，供人们瞻仰。
从1592年到1594年的三年时间里，“大学才子派”剧作家格林、马洛和基德相继去世，使英国戏剧事业遭到很大损失，为开禁后的伦敦舞台带来不少困难。尤其是剧本荒，直接影响了剧团的连续演出。为此，莎士比亚更加勤奋地致力于戏剧创作，不仅供应本剧团以新剧目，而且兼顾其他剧团对于剧本的需求。
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莎士比亚主要致力于喜剧创作，与此同时，还写成了第二组民族历史剧，以实现他编年史般地再现英国历史的宿愿。
莎士比亚的喜剧描写的主要对象是爱情，它们的基本主题是：爱情征服一切。
伊丽莎白盛世具有过渡性的特征，一方面近代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婚姻生活中个人性爱普遍觉醒；另一方面，婚姻上的传统观念依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传统势力依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在这种情况下，新思想和新风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打击，但是，无论传统思想和传统势力如何蹈常袭故，新生活毕竟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阵地。莎士比亚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在他的喜剧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新观念对于旧观念的胜利，新生活对于旧生活的胜利，新女性对于旧势力的胜利。
《仲夏夜之梦》一开始就展开了一场反对包办婚姻的斗争。雅典少女赫米娅同雅典青年拉山德痴情相爱，但她的父亲却要强迫她嫁给绅士狄米特律斯。这个少女无限感慨地说：“倒霉啊，选择爱人要依赖他人的眼光！”在爱情的鼓舞下，赫米娅由少女的顺从变成了倔强的反抗。父亲将她控告于雅典公爵忒修斯面前，要求“雅典自古相传的权利”。按照雅典法律，父母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子女；如果女儿拒绝父亲的意志，就要立即处死或者终生幽闭。在这威严的法律面前，赫米亚毫不示弱，她理直气壮地对执法的公爵说：
“我不愿意把我的贞操奉献给我心里并不敬服的人。”“我真希望我的父亲和我们有同样的看法。”拉山德也据理抗争，质问公爵：“美丽的赫米娅爱的是我，那么为什么我不能享有我的权利呢？”看来，公爵是讲不出什么道理来的，只好以“没有法子变更这条法律”为名来压制这对情侣。当只剩下赫米娅和拉山德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互相鼓舞着为自己的命运进行斗争。赫米娅说：“既然真心的恋人们永远要受折磨似乎是一条命运的定律，那么让我们练习着忍耐吧。”
忍耐就是不屈服。他们决定私奔，到雅典律条的利爪不能追及的地方去结婚。最后，终于战胜了父母的意志和封建的法律。“心灵永远享受着没有阴翳的爱情的日子。”
在《威尼斯商人》中，作者通过一个象征性的故事来表现当时的少女受制于包办婚姻的内心苦闷。女主人公鲍西娅的父亲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包办权依旧起着作用。临终时他安排了一种“抽签取决的方法”，用以剥夺女儿的“任意取舍的权力”，使她只能委身于按照他所规定的方法侥幸赢得她的男子。鲍西娅虽然继承了富甲天下的财产，但由于婚姻不能自主，终日愁绪满怀。她痛苦而忿懑地说：“都是这些无聊的世俗礼法，使人们不能享受他们的合法权利。”“一个活着的女儿的意志，却要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钳制。”
她鼓励自己向世俗礼法抗争：“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束缚感情，可是热情激动起来，就会把冷酷的法令蔑弃不顾；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藩篱。”她曾设法诱使自己所不爱的人选错匣子；她还产生过把选择的秘密教给自己的意中人的所谓“有罪的愿望”。当意中人巴萨尼奥终于在铅匣中取出她的肖像从而成了她的夫君的时候，她的狂喜心情溢于言表。她从一个厌世的少女变成一个幸福的妻子，聪明才智也迸涌而出。观众可以看到，她女扮男装，断案公堂，制服了凶残的高利贷者夏洛克。还可以看到，她利用戒指戏谑檀郎，对生活充满了情趣和希望。这个故事表明，包办婚姻戕杀生机，压抑人性，确实是一种“无聊的世俗礼法”。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包办婚姻，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包办婚姻，它具有资产阶级买卖婚姻的性质。绅士培琪的独养女儿安·培琪是一个颇有身价的姑娘。“她的爷爷临死的时候保留给她700镑钱，还有金子银子，等她满了17岁，这笔财产就可以到她手里。”此外，“还有她父亲给她的钱”。这笔嫁妆招引得求婚人踢断了门槛。求婚人斯兰德的叔叔夏禄厚颜而直率地开导他的侄儿：“你结婚之后可以借你妻家的光。”然而这个老于世故的家长也颇懂得交易市场上的规矩，如果不付出相当的价钱，这桩婚姻买卖也恐难成交。于是，他代表侄儿给了女方一个价格：“他愿意在他的财产里划出150镑来归在您的名下。”正是这150镑，还有求婚人一年300镑的收入打动了做父亲的心。培琪一心一意要把女儿嫁给斯兰德。然而被这位父亲相中的求婚人的人品究竟如何呢？可悲的是，斯兰德少爷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人品可言，因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傻瓜。安小姐的意中人是范顿。她爱他，不只是由于“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青春”，“身上有春天的香味”，主要地，是由于他对她真诚相爱。他对她说：“我觉得你的价值远超过一切的金银财富”，“除了你美好的本身之外，再没有别的希求。”对于这样一个好人儿，安的父亲却坚决拒之门外，理由是：“这位绅士没有财产。”
这里，作者深刻地指出，情侣们还没有完全挣脱门第的枷锁，却又碰上了金钱的铜网；财产的计较取代了门第的考虑，成了缔结婚姻的天秤；少女的贞操从家族的礼品变成了家庭的商品。当然，社会毕竟前进了一步，按照法律，家长对子女已经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不过，资产阶级的绅士另有一套新的逼婚办法，那就是以剥夺继承权相要挟。培琪对于女儿要嫁给范顿，就采取了这个办法进行威胁。对于满脑子铜锈的父亲的威胁，这对情侣是不甘屈服的。范顿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