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六世》上演后不久，随着夏季的到来，伦敦鼠疫开始流行，每周有千人丧生，已经危及全城居民的生命安全。市府当局认为剧场乃瘟疫传播的场所，因而下令封闭所有剧场，停止演戏。从这年（1592）的3月至9月，整个伦敦都听不到琴声和喇叭声，看不到白旗和黑旗，戏迷们寂寞得难以忍耐。秋天到来之后，气候转凉，瘟疫有所减退，在贵族和市民的要求下，禁令暂时解除。但是，剧场开禁后瘟疫又逐渐开始抬头，因而次年一开春，市政府便重又下令封闭剧场，直至1594年4月瘟疫过去了方才开禁。在剧场封闭期间，伦敦的剧团不得不到外地去作巡回演出，许多达官贵人、名人学者也纷纷避居乡间。莎士比亚没有跟随剧团外出，而是继续留在伦敦从事创作。
在当时的英国，剧本创作的目的纯然是为了演出，在没有剧团和剧场的情况下，写剧本就显得不是那么迫切了。莎士比亚虽然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剧本创作，但是为了适应新情况，他把文学活动的重点转向了写诗。
早在莎士比亚的少年时代，英国诗歌创作就出现了繁荣局面。发展到80年代，以诗人兼理论家锡德尼（1554—1586）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壮大的诗人集团。著名的诗人如斯宾基（1552—1599）和瑞雷（1552—1618）等均在其列。
到了90年代，英国写诗和读诗之风更是盛况空前。据统计，300万人口的英格兰，就有诗人300个。因此，莎士比亚暂时从戏剧创作转向诗歌创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1592年到1594年，莎士比亚写了两首长篇叙事诗、一些十四行抒情诗和一些杂诗。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和《鲁克丽丝受辱记》分别于1593年和1594年出版发行。在这之前，他的剧本尽管获得演出成功，但并未付诸刊印。因此，在《维纳斯与阿都尼》一书的献词中他有权说这是他“初次问世的篇章”。
两首长诗能够及时得到辑集出版，是同两个人的赞助分不开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斯特拉福人、印刷商理查·菲尔德。出于同乡之谊，也由于莎士比亚当时已经小有名气，这位印刷所老板不仅慷慨地答应出书，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予作者以优惠条件。另一个赞助者是扫桑普顿伯爵亨利·娄塞斯雷。此人当时才19岁，是一个颇有权势的新贵族。其祖父于亨利八世朝获得爵位，40年代曾出任过御前大臣之职。小伯爵8岁继承爵位，年少有为，较早地显示出政治和军事才干，颇得女王喜爱。他自幼在锡德尼、斯宾塞等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下，胸襟豁达，喜欢结交学者和作家。这就为莎士比亚寻求庇护开辟了门径。在那个时代，平民作家的社会地位很低，且往往因文学获罪，身遭惨祸。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为了确保人身安全，他们不得不忍辱含垢去投靠“恩主”，把自己置于朝中权贵的荫覆之下。
当然，莎士比亚拜倒在扫桑普顿伯爵的足下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他对于这位年轻贵族的由衷的倾慕。后者的丰采、才气、思想和教养被时人视为雅范，莎士比亚想必是早有所闻。以后在剧团进宫演戏时或者在年轻伯爵屈驾赴剧场看戏时，莎士比亚文同他多次谋面，逐渐得以结识，感到此人的言谈举止的确不凡。于是他就决定投靠在扫桑普顿门下，把后者当作自己的庇护人。伯爵对诗人也颇有好感，欣然接纳了这个特殊的仆人。有了伯爵这块招牌，就等于获得了出书的通行证。出版商之所以敢于出版莎士比亚的诗作，恐怕也与伯爵这块王牌有关。无怪乎作者在两首长诗的卷首都书上“献与扫桑普顿伯爵”的字样，并且还写了颇多阿谀奉承之言的献词。献词中对于伯爵“不惜纡尊，笑而纳此芹献，，表示感恩戴德；对于自己“以此荏弱之柔条纤梗，竟谬欲缘附桢干栋梁以自固”表示诚惶诚恐，并表示愿做“完全忠顺”的“犬马仆”。在这些阿谀之词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诗人的可怜处境，其中是藏着屈辱和眼泪的。
不过，这位有着新思想的伯爵倒没有辜负莎士比亚的攀附之情，对他颇为器重，不仅常常邀其为座上客，而且据说还以重金相赠，作为献诗的酬报。
尽管莎士比亚自以为受惠匪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实际上两个赞助人得利于他的要比给予他的多得多。两首长诗出版之后，一下子就轰动了伦敦，声势之大远远超过了《亨利六世》的演出。人们抢着购买，竞相传阅，形成了一个热潮。据说，英国年轻的学者都把它们置诸枕下与之相伴而眠；而没有一个美貌纤弱的伦敦女子不在自己的桌上放着一本《维纳斯与阿都尼》。在这种情况下，出版商自然会因销路畅通而大赚其钱；同时，按照当时的风俗，那位接受了芹献的贵族保护人所取得的荣誉，比作者本人的还要大。
当时有一位名叫弗兰西斯·米尔斯的评论家，在他的著作《智慧宝库》（1598）中对莎士比亚的诗作倍加赞扬。书中说：“正如传说艾弗布斯的灵魂活在皮沙哥拉斯身上一样，奥维德的充满风雅和机智的灵魂活在语言甜蜜的莎士比亚身上。他的《维纳斯与阿都尼》，他的《鲁克丽丝受辱记》以及流传于他的知心朋友间的甜蜜的十四行诗，就证明了这一点。”又说：“正如埃庇依·斯托劳说的，如果缪斯会讲拉丁语，她们会拿普劳图斯的语言讲话，同样我可以讲，如果九位文艺女神懂英语，她们便要用优雅的莎士比亚语言来讲话了。”这本传至今天的历史文献，进一步证明了莎士比亚的诗作在当时的确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为什么当时的青年男子和妙龄女郎对莎士比亚的诗歌这般入迷呢？为什么当时的评论家把如此崇高的荣誉给予这位诗人呢？主要是由于诗人用自己的竖琴奏出了人文主义的强音。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思想，是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他们用来向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开战的锐利武器。
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宗教和神学。神学强调神是凌驾一切之上的绝对权威，世界是上帝意志的产物，人类应受上帝意志的支配。而由于教皇和教会垄断了阐释神学教条的权利，因此，所谓上帝的意志实际上就是它的尘世代表的意志。神学宣扬“原罪论”，说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犯了罪，因而后代人类都有罪，人生就是罪恶和苦难的场所，人们应当轻视物质享受，鄙弃世俗生活，以赎清原罪，求得来世幸福。神学宣场“目的论”，说世界万物都是上帝按照一定的目的创造的，人间的秩序也是上帝安排好的，作为上帝的羔羊的人只能无条件地信仰上帝，不必要也不可能探求什么真理。在这种意识形态统治下，整个社会生活都罩上了神秘主义、愚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黑衣。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突破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于是，从14世纪中叶开始，一场席卷全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依次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兴起。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一些学者从古希腊、罗马的先哲的著作中得到启示，在神学的帷幕外面发现了人。他们利用古代的思想材料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人们把这学说称作人文主义，把这些学者称作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把人的价值提到神的价值之上，声言：“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但丁语）“我不想变成上帝……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彼特拉克语）他们提倡人的意志自由，提出“顺从你的意欲而行”（拉伯雷语）和“追随自然的意向”（托马斯·莫尔语）的口号。他们主张追求尘世的享乐，向世人呼吁：
“尽情寻欢！”（爱拉斯谟语），甚至断言“不道德的享乐是不存在的”（瓦拉语）。总之，他们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以理性和科学反对愚昧主义和神秘主义。人文主义将人们的思想从中世纪神学教条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使人们在中世纪的漫漫长夜里看到了近代文明的曙光。
《维纳斯与阿都尼》一诗就是在人文主义思想指导下写出来的。长诗的题材来源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写的是爱神维纳斯追求美少年阿都尼的故事。女主人公维纳斯被描写为不可抗拒的爱情的象征。她听凭自然意向，去追求爱情的幸福，“爱焰给了她一股力量，弄得她如痴如狂”，“强烈的情欲”使她“放胆妄为”，“把所有的一切都付诸流水，把理性击退；／忘了什么是害羞脸红，什么是名誉尽毁。”她用言语劝诱阿都尼同她做爱，说什么“只要有一女一男，‘爱’就能取乐追欢”，“行乐须及时”，“丽质应该传代”，否则就“辜负天地乐生的本怀”。她用行动“把他来撩拨勾引”，凭神力将她紧抱，同她热吻，连在高空值勤的日神看了也春情欲焚。在文艺复兴时代，许多画家都以维纳斯为题材作画，著名的有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乔尔乔尼的《睡眠的维纳斯》和提香的《乌尔宾美神》等。然而，正如19世纪法国批评家泰纳所指出的，没有一幅画比莎士比亚的“画”更为“辉煌绚烂”和“温柔美好”，“他笔下的维纳斯是举世无双的。”这个维纳斯的爱不仅是炽热的、大胆的，而且是真挚的、忠诚的。尽管她始终没有得到阿都尼的爱，但是，当这位美少年惨遭野猪伤害之后，她仍一如既往地爱着，而且爱得更深沉更执著了。她“哭得如痴似疯”，大地也为之感动，在阿都尼死去的地方，从血泊中长出一棵红白相间的花。她把这花儿收起，让它永远栖息在自己的香怀里面。
也许莎士比亚觉得自己对情欲的合理性写得超越了限度，因此他的第二首长诗又给它加上了域界。《鲁克丽丝受辱记》谴责了塔昆滥施淫欲奸污朋友之妻的不义行为。作者告诉世人，情欲如果有损于善，那就是罪恶的情欲。
尽管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早已在他的朋友之间广为流传，但是在1609年才得到辑集出版。诗集共收入154首十四行诗，其中大部分是抒写友谊和爱情的，无不洋溢着人文主义的激情。因而，人们称道这些诗是“甜蜜的十四行诗”，称道诗人是“艾汶河畔甜蜜的天鹅”。
任何一部文艺作品，只有当它表达了人们的普遍要求和普遍情绪时才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莎士比亚的诗篇中的人文主义思想能够引起同时代人的普遍的共鸣，这正说明，人文主义思潮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了。
英国14世纪末就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是在人文主义指导下创作的。但是，15世纪的长期封建内讧阻碍了人文主义在英国的发展，直到都铎王朝建立之后人文主义才又重新抬头。16世纪前半叶，欧洲的人文主义活动中心逐渐转移到英国，在牛津大学聚集着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例如《愚人颂》的作者爱拉斯谟和《乌托邦》的作者托玛斯·莫尔就生活在这里。尤其是在人文主义教育家科列特的倡导下，人文主义的世俗学校遍地开花，使人文主义在英国得到普及。不仅平民在接受人文主义教育，就连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在少女时代也曾受过完美的人文主义教育。历史发展到世纪末叶，起码有两三代人在人文主义思想教育和影响下相继成长起来。以锡德尼为中心的诗人们、大学才子们以及莎士比亚本人，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
既然人文主义在英国已经如此普及和如此深入，那么，思想已经从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伦敦少男少女们，把莎士比亚的长诗放在床头书案，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