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阻碍、谴责和世俗的礼法，都不能使我灰心后退。”安姑娘也像莎翁笔下的其她少女一样，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骗过了父母，终于同自己的爱人成其好合。在戏剧即将闭幕的时候，作者借男主人公的口慷慨陈词，对于强迫婚姻痛加声讨：
你们用可耻的手段，想叫她嫁给她所不爱的人；可是她跟我两个人久已心心相许，到了现在，更觉得什么都不能把我们两人拆开。她所犯的过失是神圣的，我们虽然欺骗了你们，却不能说是不正当的诡计，更不能说是忤逆不孝，因为她要避免强迫婚姻所造成的无数不幸的日子，只有用这个办法。
作为现实主义的大师，莎士比亚不会看不到，在现实生活中，情侣们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并不是都能取得圆满成功的。因此，他在创作喜剧的间隙，还写了一部悲剧，就是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它可以说是标志着作者的创作趋于成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这个戏一开始不是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而是从人物赖以活动的环境写起。在维洛那的两个家庭——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之间，仇恨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常常使他们成为“目无法纪的臣民，扰乱治安的罪人”。虽然上有公爵的严厉的法律，下有民众的愤怒的声讨，但是，仇恨仍然随时都会爆发为武器的争吵。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就是在这个环境中发生的。
当蒙太古家的独生子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他的情欲已经在心中觉醒了。恋爱的必要性使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单相思的对象，这就是罗瑟琳。这时的爱情还不是靠近心房的爱情，而纯粹是他的幻想的产物。当他在凯普莱特家的舞会上结识了朱丽叶之后，就像阳光照彻了黑暗，使他突然发现，仇家的美丽的女儿才真正是他钟爱的对象。而朱丽叶呢，也是一见钟情。罗密欧的出现突然间催醒了这个南欧少女心中的爱情的花苞，一见之下她已经以身相许了。一旦爱情睁开了眼睛，无忧无虑的童稚时代便宣告结束，对于现实的智慧的沉思也跟着出现了：
姓不姓蒙太古有什么关系呢？它又不是手，又不是脚，又不是手臂，又不是脸，又不是身体上任何其他的部分。
家族之间的陈年老账，不合时宜的党派斗争，在新一代的心目中是无足轻重的。朱丽叶的思绪很快地划过这历史的遗迹，向着婚姻的岸边轻快地划去。她对罗密欧说：
要是你的爱情的确是光明正大，你的目的是在于婚姻，那么明天我会叫一个人到你的地方来，请你叫他带一个信给我，告诉我愿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举行婚礼；我就会把我的整个命运交托给你，把你当作我的主人，跟随你到天涯海角。
于是，他们不仅私订终身，而且偷偷结了婚，双双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然而，等待着他们的却是不幸。
恋爱中的人往往把世界想得过于美好。罗密欧认为既然同朱丽叶成了夫妻，两家的仇恨自然应冰化雪消，凡是朱丽叶的亲属，自己都应该相亲相爱。但是，他的姻表兄提伯尔特却用剑来对待他；而当他被迫自卫时，又误杀了这位好勇斗狠的亲戚。这样，他便遭到终生放逐的厄运，要同他的新婚爱人永世分离！命运对于朱丽叶的打击是双重的。她刚刚经受了同爱人生离死别的痛苦，一场逼婚的打击又接踵而至。在封建观念的支配下，朱丽叶的父母成了迫害自己亲生女儿的直接凶手，他们要强迫她嫁给她所不爱的人。当父母的偶像在朱丽叶的心目中消失之后，她也变得冰冷无情了。
“你们不能勉强我喜欢一个我对他没有好感的人”，“要是一切办法都已用尽，我还有死这条路。”她向父母发出了绝诀的抗议。
爱情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勇气，给人以力量。朱丽叶突然由一个柔弱的少女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性、一个坚贞的妻子和一个坚强的战士。她镇定自若地在奶妈面前说谎，在帕里斯面前斡旋，在父母面前做戏。她勇敢地接受神父的缓兵之计，吞下了假死之药。而当她在坟墓中醒来，发现自己的爱人出于误会已经死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她便平静地、视死如归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两具美丽的尸体双双躺在凯普莱特和蒙太古的面前，他们这时才悔悟到自己对儿女犯下了什么样的过失。爱以死为代价战胜了恨，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成了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们的金像矗立在维洛那的海岸，标志着爱的胜利。
莎士比亚的第二组民族历史剧包括《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四个戏。在《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中塑造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形象：这就是亨利五世的形象。
亨利五世被描写成一个开明君主。作者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这个形象身上，并给他以热情的赞美。然而，作者并没有赋予他的理想人物以神圣的光轮。在《亨利四世》上篇里，未来的英王被描写为胡作非为的哈尔亲王。他自贬身价，混迹于一伙地痞流氓之中，整日制造恶作剧，扰乱社会治安，不仅辱没了高贵的王族血统，而且践踏了国家的法律。由于他位在王储而又不知检点，不仅举国上下无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心，而且老王亨利四世也不能不对身后忧虑。但是，在潘西家族起兵作乱，社稷安危系于一发，国家统一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这位浪荡王子却出人意料地转变了。他决定痛改前非，为国分忧。在战争中他屡建奇功，手刃贼酋，平复了叛乱，也为自己赎回了失去的名誉。亨利五世登极以后，成为一代英主。他远小人，近贤臣，开疆扩土，大震国威。在对法战争中，他夙兴夜昧，不辞辛苦，赏罚得当，纪律严明。对于法国人民施以人道，晓喻全军不许强取豪夺，不准妄动秋毫。正是在人道思想指导下，不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妥帖地改善了英法两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敌对关系。对自己的士卒，亨利五世则宽厚多恩，待以平等，缓和了君主同民众之间的矛盾。
为什么亨利五世能够成为一个开明君主呢？作者认为根本在于他有人文主义思想。亨利五世在微服私访时对一些士兵讲述了这种思想：
我认为皇上就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人罢了。一朵紫罗兰花儿他闻起来，跟我闻起来还不是一样；他头上和我头上合顶着一方天；他也不过用眼睛来看、耳朵来听啊。把一切荣衔丢开，还他一个赤裸裸的本相，那么他只是一个人罢了；虽说他的心思寄托在比我们高出一层的事物上，可是好比一头在云霄里飞翔的老鹰，他有时不免降落下来，栖息在枝头和地面上。
这种人类平等思想作为人文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同封建的君权神授思想相敌对的。这种思想的抬头，反映了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对王权实行限制的迫切要求。
都铎王朝的政治基础是王权同新兴资产阶级（包括新贵族）的联盟。这个联盟在反对国内外反动的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迎来了伊丽莎白盛世。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盟毕竟是暂时的历史现象。对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胜利使资产阶级发现了自己的力量，而一旦有了这种觉悟，他们与王权之间的联盟便开始动摇了。王权也许还需要他们的支持，但是他们一旦有了自己的力量，渐渐地就不再需要王权的保护了。王权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摧毁世袭反动贵族的历史使命，从而开始丧失它的历史进步性。与此同时，它的封建劣根性却越来越不见容于资产阶级。在伊丽莎白王朝晚期，资产阶级同王权的矛盾正在急剧地上升。这矛盾在经济上集中表现于专卖权问题上，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于国会的权力问题上。
历代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靠皇家的地租和全国的赋税。由于英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旧式的财源对于伊丽莎白王朝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了。女王必须另辟蹊径谋取金钱。她把商品生产的垄断权赐予她的宠臣，然后从他们那里分取专利。当时许多日用必需品，例如玻璃、皮革、盐、铁、染料、纸张等的制造和销售权都被宠臣们独占。这样就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便通过国会提出抗议。女王虽然表面上也发布一些禁令，但根本无意把禁令付诸实行。当资产阶级意识到经济利益的矛盾很难调和时，他们就认为有谋取最高权力的必要。而在以革命手段夺取最高权力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之前，他们的办法是通过国会来限制王权。他们征引过去曾为王权认可的法律条文来进行合法斗争，迫使王权作一些让步。
亨利五世的形象是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心目中的理想君主的形象，作者希望现实生活中的君主们不要刻薄专断，而要宽宏仁厚，不要胡作非为，而要自我检点，从而缓和日趋激化的国内矛盾，维护国家的太平。然而，形势并没有朝着作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英国在危机四伏中迎来了17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