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甜蜜！多么美妙！”莎士比亚借亨利六世之口表明了反战的态度和立场，同时也突出了亨利的个人悲剧：他徒有美好愿望，却无力去实现。亨利六世本人很快也沦为战争的牺牲品，约克公爵的长子理查·葛罗斯特刺杀了他，于是王位落到了白玫瑰党一方，理查作了爱德华四世。但由于他好色偷娶了葛雷夫人，却不跟法国郡主成婚，又遭到红玫瑰党的颠覆。不过王权斗争反复无常，到剧本终场，爱德华四世重新登上王位，兰开斯特家族被赶尽杀绝，发了疯的玛格丽特王后被放逐到法国。
尽管莎士比亚的处女作《亨利六世》三部曲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仍然使当时的观众为之激动不已。这是一幅描绘英国人民因凶残狂暴的封建主的专横而遭到深重灾难的那个年代的巨型油画。虽然莎士比亚在三部曲中没有对剧中提出的历史和政治问题作出正面的解答，但他对战争的态度却十分明确：封建主的血腥内讧应受到坚决的谴责。
贯穿始终的政治倾向性、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无限忧心，是莎士比亚取得的最大成就，也是《亨利六世》比同时代的历史剧显得特别突出的原因。莎士比亚处女作的创作倾向表明，他与前辈们有所不同，有所超越。如果说马洛醉心于幻想统治世界的悲剧性英雄的话，青年莎士比亚关注的则是国家的命运。与同时代的戏剧先驱相比，初出茅庐的莎士比亚更配被称作是关心国家命运的民族文学家。
红白玫瑰战争最后以红玫瑰党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但获取了王权的约克家族并没有使英国进入一个和平安定的时期。这个家族内部又续演了一出争夺王权的流血悲剧，又将全国推入一片恐怖和战乱之中，所以战争给予莎士比亚的创作灵感还远未终止。
紧接着《亨利六世》，他又创作了另一部历史剧《理查三世》，此剧演出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并成为剧团的保留剧目。
《理查三世》大约创作于1592年，剧情紧承《亨利六世》第三部的终场向下发展，它所再现的是从1471年到1485年之间的这段历史，即声名狼藉的“驼子”理查如何通过血腥手段登上王位，继而又走向毁灭的历程。实际上，在《亨利六世》第三部的后半部分，理查已多次露面，人们对他已经有了印象。他外貌奇丑，体态畸形，一只胳膊萎缩得像枯枝，脊背高高隆起，两条腿一长一短，身上没有一部分是长得协调的。也许正因为身体的异形，造成了他残忍凶悍的野心家性格。为了阴谋篡位，他把自己的二哥送进塔狱，再派人将其刺伤后丢入酒桶溺死。在他的长兄爱德华四世死后，理查相继除掉了所有阻碍他道路的王党贵族，最终踏着众多尸体登上了宝座。为了利用亨利六世的儿媳安夫人达到与兰开斯特家族攀亲以巩固个人统治地位的目的，理查假意向她求爱，在诱娶了安夫人之后不久便将她毒死。他的恶贯满盈终于招致民心所背和正义讨伐，理查三世最后被里士满伯爵铲除。里士满是红玫瑰家族幸存下来的惟一后嗣，伊丽莎白公主是白玫瑰家族幸存下来的孤女，他们二人互联姻缘，从此红白玫瑰合为一家，结束了长达30年的内战，实现了和平，开创了都锋王朝。里士满即后来的亨利七世，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
在这部戏剧中，莎士比亚塑造了理查三世这样一个封建暴君的形象。他将残暴凶恶的封建君王与专横跋扈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特点集于一身，堪称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黑色巨人”。莎士比亚运用了多种方法刻画这个人物，对他出生的描写便极为夸张。理查三世出生之时，“夜鸟悲鸣，恶狗嗥叫，狂飙吹折树木”，他“一生下时就两腿先着地，满嘴生牙”，预示着此人的暴戾血腥的本性。莎士比亚还使用通过语言描写反映人物心理的方法。比如，理查在与里士满决战之前对士兵们说的几句名言：
“莫让喋喋的梦呓使我们丧胆，良心无非是懦夫们所用的一个名词，他们害怕强有力者，借它来做搪塞；铜筋铁骨才是我们的良心，刀枪才是我们的法令。”（第五幕第三场）这些暴露了他凶残恣睢、一心作恶的狠毒心肠。在这部戏中，作为现实主义者的莎士比亚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的最大成就是，有机地将政治评述和心理描写融合在一起。正是在《理查三世》中，我们发现了莎士比亚现实主义有个最大的特点，别林斯基将其定义为：对“心灵和内心全部弯曲的”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理查三世关于“良心是个懦夫”的著名独白是这一特点的最佳佐证：
“呵，良心是个懦夫，你惊扰得我好苦！……寒冷的汗珠挂在我皮肉上发抖。怎么！我难道会怕我自己吗？旁边并无别人哪：理查爱理查；那就是说，我就是我。这儿有凶手在吗？没有。有，我就是；那就逃命吧。怎么！逃避我自己的手吗？大有道理，否则我要对自己报复。怎么！自己报复自己吗？呀！我爱我自己。有什么可爱的？为了我自己我曾做过什么好事吗？呵！
没有。呀！我其实恨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干下了可恨的罪行。我是个罪犯。不对，我在乱说了；我不是个罪犯。蠢东西，你自己还该讲自己好呀；蠢才，不要自以为是啦。我这颗良心伸出了千万条舌头，每条舌头提出了不同的申诉，每一申诉都指控我是个罪犯……”（第五幕第三场）
《理查三世》虽然描写了一个从外表到内心都十分丑恶、凶残的篡位者和暴君以及他灭亡的故事，但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莎士比亚并没有简单地把他写成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而是同时赋予了他一种君主应有的威严。正是这种品质使得他在自己的统治面临崩溃之际表现出一种决一死战的英勇气概，并喊出“一匹马，一匹马！我的王位换一匹马”这样的名句。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这样一种困兽犹斗、宁死不降的精神，使《理查三世》一剧带有了明显的悲剧色彩。通过理查三世那种敢于冒险、大胆妄为和超出凡人的意志，人们又可看出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野心家的特有品性，这一人物生动地表现出了文艺复兴时期垂死的封建主义和新兴的资本主义交替时代的社会风貌。
莎士比亚在《理查三世》中第一次以一个人物为中心来组织情节，这个人物虽然是个崇尚“厚黑学”的大恶人，但他仍能深深地吸引观众，仍放散出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其中原因也许德国文艺理论家莱辛的评析最为中肯：“理查是个可恶的坏蛋，但是他在引起我们厌恶的同时，也不是没有给我们带来娱乐，特别是当富于表现力的艺术创造激发起我们这种感受的时候。……理查所做的一切都是惨无人道的，而所有这些惨无人道的事情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做的；理查是有计划的，凡是我们觉察出这种计划的地方，我们便产生好奇心；我们很想看一看他的计划能否实现，怎样实现；我们非常喜爱有目的的活动，即使它跟惩恶扬善的目的无关，也能为我们带来娱乐……”或许莎士比亚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巧妙地掌握了读者阅读过程中会产生“期待视野”这一文学接受规律，从而将理查三世这个充满邪恶的人物塑造得同英雄塔尔博一样吸引人，以致后人不得不感叹莎士比亚的鬼斧神工。
莎士比亚历史剧评论的权威蒂里亚德曾将《亨利六世》三部曲和《理查三世》称为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第一个四部曲”。这四个剧本无论在创作时间还是在剧情发展上都紧密相联，共同完整地再现了英国的近代史。作为一个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家，莎士比亚在这四个剧本中向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强调了许多重要的、有争议的观念，包括内战的残酷恐怖和国家统一的必要性，真正的君主应有的品德和责任，一个时代的政治风气对个人性格的影响，合法的无疑义的王位继承权的重要性，以及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社会理想。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四部曲表明了他是一个有敏锐的政治头脑、有民族良心的、以唤醒和启发民众为己任的卓越作家。在这四个剧本中，还深刻地反映出了莎士比亚主张世界和谐秩序、坚持历史进程中的因果关系的创作原则，就这一点来说，当时最开明的历史剧也是望尘莫及的。
总之，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历史剧四部曲成功地对英国史上多灾多难的兰开斯特王朝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在思想和艺术上均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后面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人们不难发现，这四个剧本都充斥着流血的恐怖，这并不是说莎士比亚对血腥事件格外感兴趣，快意于描写那些混乱流血的场面，而是为了与当时流行剧目的精神和主题保持一致。作为1588年对西班牙战争胜利所激起的爱国主义情绪的一种表现，在英国出现了一股大演历史剧的热潮。莎士比亚正是在这股热潮中登上文坛，并且成为最有成就的历史剧作家。在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历史剧四部曲完成之后，人们开始对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人刮目相看了。
正如莎士比亚借哈姆莱特之口所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默忍受暴虐命运的箭矢，还是挺身反抗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结束一切，这两种行为，究竟哪一种更为勇敢？”看来，现实中的莎士比亚选择了后者，他不甘忍受平庸无为的生活，而是大胆接受了命运的挑战，让自己的整个一生都在奋斗和追求中度过。他忠于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与渴望，坚守“我创作，所以我生存”的信念，所以最终才能像一只雄鹰高翔于文学殿堂之上，达到几乎不可企及的顶点。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作为一个年仅28岁的平民青年，能够以自己的处女之作震惊文坛，这也不能不归功于他那超人的智慧与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