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至清，各部皆沿置郎中，分掌各司事务，为尚书、侍郎，丞以下之高级部员。称医生为郎中，乃南方人的方言，始于宋代，从此沿用至今。
相传，南宋有位郎中（官名）叫陈亚，为人诙谐，又爱好文字游戏，曾以中药名写诗百首。有一年大旱，陈亚和友人蔡襄在路上看到一个和尚求雨，赤膊自晒，殊为可笑，陈亚随口念道：“不雨若令过半夏，应定晒作葫芦巴。”半夏、葫芦巴都是药名。
蔡襄见他讽刺过分，便道：“陈亚有心终归恶。”
陈亚应声道：“蔡君除口便成衰（‘便成衰’为中医学‘泄泻’的别名）。”
此事传到民间后，陈亚名声大振，人们认为他不但熟谙药名，也通医术。后来，常有学医者以读陈亚“药诗”为乐事，郎中也渐渐成为中医师的代称了。
不过，在我国古人的习惯上，大夫和郎中也略有区别。一般设馆医人的医生，都称为大夫；至于草药店或上街高喊包医奇难杂症的医生，却称他为郎中。
坐堂医和游方医
古代，由于医生的应诊方式不同，将医生分为两种，一种叫坐堂医，另一种叫游方医。坐堂医是有固定坐诊地点的医生，人们可以在固定的地方找到他。
游方医是没有固定坐诊地点的医生，他们云游四方，走街串巷，往往会有一个铃铛或者一面布幌作为标志，因此也有人把他们称为摇铃郎中。
坐堂医的来历，同医圣张仲景有关。张仲景是东汉末年的名医，因学识渊博，人品高尚，举孝廉，成为长沙太守。当时，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
为了能为百姓治病，他干罢公事，常借公堂摆开案桌，坐在堂中为当地百姓治医。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坐堂郎中。
游方医这一名称的由来没有特殊的传说，却是历史悠久。先秦时期，扁鹊就是一位着名的游方医，他周游列国，为各国百姓治病。
游方医有三字诀：一曰贱，药物不取贵也；二曰验，下咽即能去病；三曰便，能够就地取材。尽管游方医多为国医所不称道，但其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深入整理和研究。
有时游方医也受到世人的浅薄鄙视，有人认为他们游食江湖，买卖假药。这些或许是世人对游方医的偏见，为正游医之声，清代医药杂家赵学敏章纂了《串雅》一书。《串雅》对游方医给以高度评价，认为游方医的治疗方法是“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同时还记载了许多民间医方，这些医方目前在临床上仍在使用，并有很高的治疗价值。《串雅》还介绍了民间防病的经验，书中集录了除蚤、灭虱、驱蝇、禁蚊、除臭虫等驱除害虫的措施，实际上是起了消灭疾病传染媒介的作用。
同时，还记载了民间的许多有效的急救法，例如：溺水用骑牛法，解药毒用防风，昏厥症用放血法等，这都是简便而又经济的方法。此外，它还重点介绍了民间外治法的经验，这些方法都具有简便、经济、有效、用药安全等特点。
我国历代名医大部分是坐堂医，很多都有自己的诊所和药堂，少了漂泊之苦，有更多的机会精研医术。但是，游方医虽然周游四方，颇为劳顿，却可以见到很多其他的病种，因此各有长短。无论是坐堂医还是游方医，只要医术高明、医德高尚，都会受到老百姓的尊重。
不过，后来随着社会发展，游方医越来越少了，现在的医生可以说都有自己的固定工作场所，也就是说都是坐堂医，而坐堂医和游方医这样的称呼也基本上没人再提了。
悬壶济世的来历
悬壶济世是人们对中医的一种称谓，一般把医生开业称作“悬壶”，把医生的事业称为“悬壶济世”。医生也把“悬壶济世救苍生”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那么，“悬壶”的说法有何来历呢？其实，这个“壶”应该是“葫”，即“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的果实，外面是坚硬的壳，把中间的瓤掏空后，就成了个绝佳的容器。
古时候，很多医生，特别是那些“摇铃郎中”，总是把药装在葫芦里，走街串巷为人们治病。慢慢地，“药葫芦”就成了医生的象征。
那么，医生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使用葫芦呢？《后汉书·费长房传》中就记载有这么一个故事。相传，汉朝时集市上有位行医卖药的老翁，他店铺前悬挂着一个葫芦，等到集市过午散去时，老翁便化作一道烟，钻进了葫芦内。集市上的人都没有看见过，只有管理市场的一个小官员费长房在楼上看到过，他心里感到十分惊奇，自此便更加留心观察。
费长房发现老翁给人看病十分灵验，药无二价，知道他决不是等闲之辈，便备好了一桌酒肉饭菜，恭候老翁。当老翁便从葫芦内跳了出来，费长房立即磕头跪拜，拜师求教。
老翁见费长房诚心求学，就告诉他说：“你明天再来，咱们到葫芦中去看看。”第二天，费长房赴约去拜见老翁，老翁领他一同进入葫芦中，只见葫芦内华丽堂皇，侍从多人，备美酒佳肴盛满桌上，两人对酒畅饮，尽兴而出。
后来，老翁收费长房为徒，带着费长房隐居于幽静闲适的山林之中，将自己的医术传授予他。当费长房学成医术后，老翁就云游四方去了。
费长房为了纪念老翁，行医时总是将一个葫芦挂在身上。自此以后，行医之人纷纷模仿，都用葫芦当招牌，以表示医术高超，后世就把中医开业称为“悬壶”。
古代的行医招牌
我国古代也曾出现过行医招牌、招贴一类的医疗广告。最早的行医招牌，大多数是以模型实物作为行医的“招幌”，如葫芦、串铃、鱼符等。葫芦自从汉代壶公在市井悬壶卖药，便不仅作为装药的器具，而且也成为中医的代名词。店堂门口只需挂个葫芦，人们便自然会进去就医抓药。
串铃又名虎撑，相传唐代医家孙思邈为虎取喉中之刺，以之支撑虎口，后演变成为走方医的标志和象征。而鱼符是用石片或木头雕成的鱼形幌子，门挂双鱼含有太极阴阳鱼之意，鱼又谐“愈”之意；鱼不分昼夜总是睁着双眼，悬挂鱼符也意味着不分昼夜的为人服务。
也有人将皇帝的赐物作为招牌，予以炫耀。如建炎年间，宋高宗太子有疳疾，经太医院御监张元圭治愈，赐金蛤蟆一个。后嗣以医着名，悬金蛤蟆于门上，俗称“张蛤蟆”。
医家陈沂，字素庵，精妇科，曾疗宋高宗妃吴氏危疾，得赐宫扇。其后人刻木为扇以为荣，上书“宋赐宫扇南渡世医”八字列门前，以为招牌，人称“陈木扇”。
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不仅描绘了北宋开封城的繁华景象，而且还绘有与医药招贴有关的画面。如有两个儿科诊所，一处门前挂了一个章织的挑子，上书“专治小儿科”，另一处门前竖有“小儿科”的招牌；而“赵太丞家”门前竖起高出屋檐的布制大路牌书有“治病兼售生熟药”；再有一处药铺，招牌上“本堂兼制应症煎剂”八字依稀可辨。
《清明上河图》所绘制的景况，皆有生活原型，真实可信。我们可以从同时期孟元老着的《东京梦华录》中得到佐证。该书记载，汴京的马行街北有金紫医官药铺、李家口齿咽喉药铺、柏郎中家医小儿、任家产科及香药铺，抱慈寺街有百草园药铺等。
清代医家傅山，字青主，学识渊博，工时文书画，尤精医学。其于太原古晋阳城中立牌“卫生堂药铺”，写有“行医招贴”最为完备，招贴中曰：
世传儒医，西村傅氏，善疗男女杂症，兼理外感内伤；专去眼疾头风，能止心痛寒嗽；除年深坚固之沉积，破日久闭结之滞淤；不妊者亦胎，难生者易产；顿起沉疴，永消烦苦；滋补元气，益寿延年；诸疮内脱，尤愚所长，不发空言，见诸实效；令人三十年安稳无恙，所谓无病第一利益也。凡欲诊脉调治者，向省南门铁匠巷元通观阁东问之。
招贴中论及了傅氏医学渊源、诊所地址、诊治范围，内容详尽，效验显着，这为当时的黎民百姓诊病问疾提供了方便。
药葫芦的来历
许多人不明白一些正宗的中药店门前都挂着一个药葫芦是何意思？其实这也有一段来历。
《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里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相传汉代的某年夏天，河南一带闹瘟疫，死了许多人，无法医治。有一天，一个神奇的老人来到长安，他在一条巷子里开了一个小小中药店，门前挂了一个药葫芦，里面盛了药丸，专治这种瘟疫。
凡是来求医者，老人就从药葫芦里摸出一粒药丸，让患者用温开水冲服，就这样，喝了他的药的人，一个一个都好了起来。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便在许多地方传开了，后来一些行医者就以药葫芦作为中药店的标志，这一习俗一直传了下来。
中药店为何供獐狮
相传，神农采药时都得亲自品尝其药性，经常会因尝药而中毒。有一次，神农在一座山里得到獐狮这一奇兽。它周身像水晶般透明，能吃百草和百虫，各种药性均可通过观察它的脏腑、经络而一目了然。自从有了獐狮，神农识药再也不用发愁了。
一天，神农采药时发现一条黑虫，它遇动静就蜷成团，像颗圆溜溜的黑珠子，然后咕碌碌地滚下山去。神农从未见过这种怪虫，十分好奇，便拣起来看了看，然后递给獐狮试服。
獐狮闻了闻这颗圆溜溜的黑珠子，然后龇了龇牙，不愿吞食。神农便把它塞进了獐狮的嘴里，獐狮只好小心翼翼地嚼了嚼，就赶快吐了出来。
可是，怪虫的毒汁仍迅速进入了獐狮的肠胃，片刻即令獐狮遍体发黑，口吐白沫。神农急忙让獐狮服解药，可无济于事。獐狮望着神农，落泪而亡。神农悲痛万分，懊恼不已。
原来这种虫名叫滚珠虫，又称滚坡虫、千脚虫，身有剧毒，入药后可以毒攻毒，治各种肿毒和恶瘤。后来，中药店均供獐狮引以为戒：千万不可滥用错用药物！
军医溯源
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中已有巫医和方技，当与敌人作战时，便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凡重伤士兵都安顿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由士大夫家派人照料，每日以酒肉补养伤员，并经常派遣官吏巡视。痊愈后即造册上报，以便重新归队。
古籍《太平御览》载晋朝刘德“官至太医校尉”，《资治通鉴·晋纪》中记有武帝时程据为太医司马，又《晋书·刘曜传》所载刘曜被擒，石勒“使金疮医李永疗之”之事。可见5~6世纪时，朝廷已有专职治疗战伤的医生——金疮医。
北魏延昌元年（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世宗下诏说：“亡者不可复追，主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救治”（《魏书·世宗纪》）。以上太医校尉、太医司马、金疮医和折伤医,可能都是当时的军医。
两晋南北朝时，帝王及将帅出征，也多派遣太医，或有侍医跟随。
历史上明文记载由医生对征募入伍士兵进行体检，首推齐东昏侯萧宝卷在位之时（499～501年）。史载，当时检查人丁是否可服兵役，不仅是医生，且有巫师在内。一方面，豪绅地主包庇应征募者逃役；一方面，巫医又借工作之便，勒索百姓钱财，放走合格的兵丁，而将有病、孱弱、贫穷的丁口充数。
仵作与古代的法医
中国古代曾出现了一支类似现代法医专业的吏役，这些吏役本源于卖棺屠宰之家，后来逐步受用于官衙，但没有官位、官品，平时仍以为丧家殓尸送葬为生。
随着刑案的不断增加，他们的身份逐步演变成官衙法定检验吏役，即仵作。隋唐时期，仵作一词就已经出现，但当时的仵作泛指帮助丧家埋葬的人。
到了宋代，朝廷建立了专门的检验制度，制定专用的表格《验尸格目》和验尸图《检验正背人形图》，以规范尸体检验。这一时期官府衙门里的仵作，已参与具体办案，并且有了明确的分工，就是负责处理尸体，并在检验官指挥下喝报伤痕。
当时的仵作，还被老百姓称为团头。他们的同行有坐婆、稳婆，在遇有妇女下体检验时，坐婆方才参加办案。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宋慈总结经验，着成《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我国（第一部）法医专着
《洗冤集录》是我国（第一部）法医专着，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着，它比欧洲（第一部）系统法医学着作《医生的报告》要早350多年。
《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是南宋人，出生于福建建阳，走上仕途后长期担任提刑官，积累了丰富的断案经验。在他为官的20余年间，始终以民命为重，采取“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的严谨态度，深入查访，不畏权势，积累了丰富的检验经验。在《洗冤集录》中，宋慈提出：“事莫重于人命，罪莫大于死刑。”指出检验正确与否对司法公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洗冤集录》记载有许多具体的检验经验，尤其是辨别自杀或他杀很有心得。例如他根据“缢沟”正确区分勒死与缢死。如死者是自缢，缢沟的特点是在“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若是被勒死者则绳索多缠绕数周，那么脖子上的绳索痕迹是相交的。
《洗冤集录》记录了一种蒸骨验伤的方法：把尸骨洗净，用细麻绳串好，按次序摆放到竹席之上。挖出一个长5尺、宽3尺、深2尺的地窑，里面堆放柴炭，将地窑四壁烧红，除去炭火，泼入好酒二升、酸醋五升，趁着地窑里升起的热气，把尸骨抬放到地窑中，盖上草垫，大约一个时辰以后，取出尸骨，放在明亮处，迎着太阳撑开一把红油伞，进行尸骨的检验。
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微荫，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则分明是生前被打。骨上若无血荫，踪有损折乃死后痕，亡者的死因就在红油伞下展现。现代科学证明，红油伞吸收了阳光的部分射线，使当时的检官看到了他想看的事实。
《洗冤集录》还记载有一些急症的救治方法。如救治砒毒，用鸡蛋一二十个，搅匀，和入明矾末三钱，灌进服毒者口中，吐后再灌。如果中毒不深，抢救及时，是可以起到效果的。
宋慈在《洗冤集录》中提出的检验四原则，即实事求是原则；不轻信口供原则；调查研究原则；验官应亲自填写“尸格”原则，即使在今日，法医检验仍须遵守。
通过对尸体现象、现场检查、尸体检查情况的归纳，宋慈在《洗冤集录》中整理出一整套符合科学原理并与现代医学相吻合的法医检验方法，实为集宋朝以前法医学尸体检验之大成。
《洗冤集录》问世后，立即被颁行全国，成为宋朝以及历代刑狱官办案必备的参考书。从事司法检验工作的官吏、仵作，大多会随身携带一部线装《洗冤集录》。
因为宋慈的努力，仵作被逐步提升为案件侦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后来，《洗冤集录》的内容流传到国外，近代以来又引起西方法医界的高度重视，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望闻问切：中医的四诊法
望、闻、问、切是中医传统诊断疾病的基本方法，又称为“四诊”。《素问·脉要精微论》说：“诊法何如？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可见诊法就是对人体进行全面诊察的方法，借以判断人的健康与疾病状态。
“望”就是医生运用视觉，看面色舌苔；“闻”就是听声音呼吸；“问”就是问病人的病情；“切”就是把脉搏。
我国最早全面运用中医四诊法的人是春秋战国时的扁鹊。扁鹊是中医脉学创导者，他把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同疾病斗争的许多方法加以总结，归纳为“四诊法”。从《史记·扁鹊传》中记载的病例看，扁鹊诊断齐桓公的病，运用的就是中医的“望”诊：初时疾在腠理，继而逐渐移入血脉，移入肠胃，最后深入骨髓，直至不治为止。扁鹊的望诊技能和由表入里，由浅入深，不断发展的病理观念是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