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冶长识鸟音的故事，流传到了后来，又演变为大同小异的各种故事，其中一个，还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挂起钩来，使故事内容更显得生气蓬勃。明代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卷三一说，公冶长贫穷赋闲在家，有雀来告诉他说，南山有只老虎扔弃的死羊，叫他快去取来分而享之。公冶长如雀所言去取得了那只羊，自己吃了肉，将羊肠给雀吃了。后来羊主寻亡羊，踪迹到公冶长家，看见壁上挂的羊角，以为是他偷的。羊主告到官府，于是公冶长被关进了监狱。虽有孔子去向鲁君申诉他的冤屈，只因嫌疑重大，还是未能释放。后来有一天，“子长在狱舍，雀复鸣其上，呼之曰：“公冶长，公冶长，齐人出师侵我疆；沂水上，峄山旁，当亟御之勿彷徨。”子长介狱吏，白之鲁君，鲁君亦勿信也。姑如其言，往迹之，则齐师果将及也。急发兵应敌，遂获大胜。因释冶长，厚赐之。”
《论语·公冶长》说：“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这几句话写的是历史上的公冶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是齐人，《孔子家语》说他是鲁人，他和孔子的关系，是师生而兼岳婿，他曾身陷缧绁，然而孔子说他“非其罪”。朱熹《论语集注》说：“长之为人无所考。”可考者只是上面的一点而已。然而他的传说却是很丰富的，解鸟语的故事，直到近代民间，还流传未绝，乃至于流传到了少数民族（如布依族）中。有些同志一定要拘于神话非有原始性不可，可是到了公冶长他们又看不见了。公冶长解鸟语，物我相通，原始性很浓，他们却说这只是民间传说或民间故事，不是神话。是的，公冶长时代的社会背景变了，不是原始时代的社会背景而是封建时代的社会背景了，但原始性还是共通的，怎么能说“伯益知禽兽”（《汉书·地理志》）算是神话，公冶长解鸟语就不算神话了呢？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其实，只要认识到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当中，则神话的流传发展演变也就可以类推而知了。神话不是僵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会随着历史的长河而发生变化，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神话。说它具有原始性也好，说它只是原始性的残余也好，凡是具有包括原始性在内的神话的某些要素的，它就是神话。其实连原始性也不必拘泥，如果承认文明社会也能产生神话（大量的事实会使你不得不承认），则产生于文明社会的神话自然含原始性较少，甚至不含原始性，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秦始皇与徐福最后我们要论述的一个历史人物而兼神话人物的，便是秦始皇。秦始皇的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他结束了战祸频仍、群雄兼并的战国时代，使中国走向大一统，这种局面一直被历代统治者维持了两千多年，直到如今。偶尔也出现分裂的局面，但为时不久，又归统一，统一的局面毕竟占绝对优势。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局面。这种局面的造成，秦始皇有首创之功，这就是他为我们所作的最大贡献，对于我们这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的事业说来，当然是最有利的。所以他的席卷六合的雄强英姿，在历代人民的幻想中，竟使他成了半神性的英雄。而他的大兴土木、修造宫殿陵寝，筑万里长城，遣徐福入海求仙，焚书坑儒等等举动，又充分暴露了他的贪婪、自私、残酷、愚妄。当时他就使人民受到很大的伤害，他所统治的国家也在他死后不久，在揭竿而起的被压迫群众的呼啸声中遭到了覆亡，而他也成了几乎和桀、纣一样的暴君的典型。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兼有二重性的复杂人物：神性英雄和暴君同具一身，暴君的身影经常投被在神性英雄的身上。
传说中的“赶山鞭”是使他成为神性英雄的一件最具体的宝物，然而这件宝物是直到近代才由民间口头将它完成的。传说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有一条赶山神鞭，能将天下石头都驱赶到长城下面，以供筑城之用。赶山鞭的影子虽然可以远溯到魏晋六朝时代无名氏的《三齐略记》，但直到五代范资的《玉堂闲话》里，才开始有了和赶山鞭近似的“驱山铎”这一名称。说宜春钟山有渔人垂钓，得一金锁链，引之数百尺，获一如铎形的钟。正想举起它，忽有声如霹雳，天骤转暗，山川震动，钟山一面摧崩五百多丈，渔人登时沉舟落山。后有知其事的人说，这就是秦始皇驱山铎造成的影响。董若雨《西游补》第五回也提到驱山铎，不过是把它拿来作为文章谐噱的点缀，以后就似乎未再有人提起了。而它的溯源，乃在于千数百年前传达的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出处。于时有神人，能驱石下海。城阳一山，石尽起立，嶷嶷东倾，状似相随而行。云石去不速，神人辄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犹尔。（《太平御览》卷八八二引《三齐略记》）神人以鞭驱石下海，是为了给秦始皇造石桥，供他“过海观日”。以鞭驱石的神人，并非秦始皇，后来为什么又和秦始皇联系起来了呢？原来当时又另有一种说法，说“秦始皇作石桥欲渡海观日出处；旧说始皇以术召石，石自行”（同上书卷九一三引《齐地记》）。既然秦始皇自己也有“术”能“召石”、令“石自行”，那么将神人的鞭子移到秦始皇的手中又有何不可呢？这就是传说秦始皇有赶山鞭的来由。至于拿了这鞭子作何用途，那就任随他的心意了。作石桥是一说，修长城又是一说，还有说是驱山填海的。驱山填海说近代民间传说中仍有之；古代则有宋代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九所说“秦望山秦始皇驱之以塞东海”。又有明代黄宗羲《四明山志》卷五引《丹山图志》说：“秦皇神将有王鄞，驱山塞海溺其身；葬于水底不填筑，号作鄞江今见存。”这只是把他本人的神力又移之于他的“神将”王鄞身上罢了。
与鞭石神话紧密相连，又有海神竖柱神话，都是关于秦始皇造石桥的。
秦皇于海中作石桥，或云，非人工所建，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感其惠，乃敬通于神，求与相见。神云：“我形丑，约莫图我形，当与帝会。”始皇乃从石桥入海三十里，与神人相见。左右巧者潜以足画神形。神怒曰：“速去！”即转马，前脚犹立，后脚随崩，仅得登岸。（《古小说钩沈》辑《小说》）这里神性英雄的身上就投下了暴君的影子。然而这段记叙谁能否定它不是神话——不是神和人同台演出的惊险雄奇的富有戏剧性的神话呢？和这类相似的，还有汉代末年人所作的《辛氏三秦记》的一段记载：始皇时作阁道至骊山八十里，人行桥上，车行桥下，金柱见存。西有温水。俗云，始皇与神女戏，不以礼，女唾之则生疮。始皇怖谢，神女为出温泉洗除，后人因洗浴。（《太平御览》卷七一引）海神为始皇竖柱和神女唾始皇面生疮的事，大约都是属于地方风物神话而附会到秦始皇身上去的。秦始皇雄才大略，又迷信神仙，为了巡狩和求仙，他的游踪广远，履迹所及——乃至未及之地，都常有神话传说伴随，表示后人对他的崇仰。如像《水经注·河水》说：“（齐）鬲城东南有蒲台，秦始皇东游海上，于台下蟠蒲系马。至今每岁蒲生，萦委有若系状。”《酉阳杂俎·物异》说：“莱子国海上有石人，长一丈五尺，大十围。昔秦始皇遣此石人追劳山不得，遂立于此。”《太平寰宇记》卷二二说：“孔望山，在（朐山）县南一百六十里。山前石上有二盆。故老传云，秦始皇洗头盆，盆边发隐隐，并山上马迹犹存。”《汉唐地理书钞》辑《吴地记》说：“秦始皇东巡，至虎丘，求吴王宝剑。其虎当坟而踞，始皇以剑击之，不中，悮（误）中于石。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剑无复获，乃陷成池，古号剑池。”等等。在这些神话传说里，作为神性英雄的秦始皇的神性鲜明可见：蟠蒲系马而蒲萦委若系，石盆洗发而盆边隐隐见发，遣石人追劳山不得而遗下石人，剑击丘上虎未中而成剑池还有什么能说明这个举世闻名的历史人物不同时又是神话人物呢？
反映秦始皇时代面貌的神话，不管是属于他本人的，还是属于同时代其他人物的，真是所在多有，如果把它们通通搜集起来，不难成为一本不算顶单薄的册子。这可算是比较奇特的现象，为其他时代所无。秦始皇求神仙，又牵涉到一些仙话，这些仙话，也应该放到神话的范围内去给予考察。那时最著名的两段仙话是关于安期生和王次仲这两个传说人物的：安期先生者，琅琊阜乡人也，卖药于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翁。秦始皇东游，请见，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度数千万，皆置去。留书以赤玉舄一量为报，曰：“后数年，候我于蓬莱山。”（《列仙传》卷上）大翮山、小翮山在妫州。昔有王次仲，年少入学而家远，常先到。其师怪之，谓其不归，使人候之，又实归在其家。同学者，常见仲提一小木，长三尺余，至则著屋间，欲共取之，辄寻不见。及年弱冠，变仓颉旧书为今隶书。秦始皇遣使征之不至。始皇怒，槛车囚之赴国。路次化为大鸟，出车而飞去。至西山，乃落二翮，一大一小，遂名其山曰大、小翮山。（《述异记》卷下）安期生这个仙人见诸记载最早的，是在《史记·封禅书》。《封禅书》载方士李少君向汉武帝说：“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列仙传》所说的安期生嘱秦始皇“候我于蓬莱山”，大约就是本此而来。李白曾有“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亲见安期生，食枣大如瓜”（《寄王屋山人孟大融》）这样的诗句；《琅嬛记》卷上引《贾子说林》又有“昔有人得安期大枣，在大河之南，煮三日始熟，香闻十里，死者生，病者起，其人食之，白日上升，因名其地曰煮枣”这样的神话：见得这个仙人并非无名之辈，是早对我们文化生活有相当影响的人物。王次仲神话，《水经注·漯水》也有记叙，文较简。《太平御览》卷五引《仙传拾遗》记此神话的后半段说：“次仲化为大鸟，振翼而飞，使者惊拜，曰：‘无以复命，亦恐见杀，惟神人悯之。’鸟徘徊空中，故堕三翮，使者得之以进。始皇素好神仙之道，闻其变化，颇有悔恨。今谓之落翮山，在幽州界。”描写次仲化鸟时情景更细致。果如所说，那么秦始皇真可算是“有眼不识泰山”了。但“三翮”似乎仍当作“二翮”才对，因为大翮山、小翮山是实有的地名，在今北京市延庆县西北。
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徐福也是一个实有的历史人物。徐福带领童男女“五百人”（《十洲记》）、或说“千人”（《顾野王舆地志》），入海寻蓬莱仙山，从此一去不返。他的形象似乎只是一个骗子，再也没有什么神话因素可说了，然而却也不然。徐福求仙之前，《广博物志》卷七引《楚地记》有这样的记叙：“秦始皇入湘观衡山，道此渴甚，徐福以如意击地，清水涌出；后人就此凿井，名秦皇井。”求仙不返之后，《太平广记》卷四引《仙传拾遗》又有这样的记叙：“唐开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求仙方。至登洲大海侧，挂帆随风，可行十余日，近一孤岛。岛上有数百人，如朝谒状。岸侧有妇人洗药，指中心床坐须鬓白者曰：‘（此）秦始皇时徐福也。’遂登岸，求其医理。徐君以黑药数丸令食，食讫，痢黑汁数升，其疾乃愈。”徐福既身有神术，又从秦朝一直活到唐朝，比陶渊明所记桃花源里的人寿命还久长，岂不就是一位活着的神仙吗？故说徐福和秦始皇一样，也是兼具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二重身份的。
但是从汉代以后，这种历史人物兼神话人物的情况就明显地衰竭了。汉代的汉高祖、汉武帝、文翁、汉光武帝，六朝时宋刘裕，唐代的魏徵、唐玄宗，宋代的赵匡胤，明代的朱元璋等等，他们身上也或多或少地附会了一些神话因素，但要说这些人是兼具着神话人物的身份，那就未免言过其实。因此关于他们的一些神话故事的片断（有些还是涉及封建迷信的)，就略而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