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尽头传来了一阵烘焙咖啡的香味一是真正的咖啡，不是胜利牌咖啡一一直飘到街上。温斯顿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有差不多两秒钟，他回到了几乎淡忘了的童年世界。这时，门砰地关上了，香味突然中断了，好像一段声音戛然而止。
他在人行道上走了好几公里，溃疡处的静脉又开始跳了起来。三个星期以来，这是他第二次缺席社区中心的活动：这是个鲁莽的举动，因为肯定会有人认真记录你的出席次数。原则上，党员是没有空余时间的，而且除了睡觉，从来不独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除了工作、吃饭或睡觉，其余的时间都应该参加某种形式的集体娱乐：任何显示出有独处的爱好的事，甚至独自散步，都总是被认为有点危险。关于这种情况，新话中有一个词，叫做“自我生活”，意思是个人主义和怪癖。可是今晚，当他走出真理部的时候，四月温和的空气吸引着他。天空是一种温暖的蓝色，比今年的任何时候都温暖，突然，社区中心里漫长嘈杂的夜晚，空洞无聊、让人筋疲力尽的游戏、讲座、用杜松子酒调剂的勉强的同志之情，这一切都显得那么难以忍受。冲动之下，他离开了车站，走进了伦敦迷宫似的街道，先向南，再向东，然后向北，迷失在不知名的街道中，也懒得辨别方向。
“如果有希望，”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他总是想起这句话，这既是一个神秘的真理，又是一个明显的谬误。他在一片模糊的棕色的贫民区里，在原来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东北。他走在一条大卵石铺成的街道上，两边都是低矮的两层楼的房子，大门歪歪斜斜的，直接开在人行道上，不知为什么让人想起老鼠洞。卵石之间到处都是肮脏的积水。在黑漆漆的门洞内外，在两侧狭窄的小巷里，挤满了许许多多的人一青春妙龄的姑娘涂着邋遢的口红，小伙子追逐着姑娘，臃肿蹒跚的妇女似乎在告诉你这些姑娘十年以后的样子，驼背的老人拖着八字脚走着，衣衫褴褛的孩子光着脚丫在水坑里玩，一听见母亲生气的呵斥就四散逃开。街上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窗户没有玻璃，用纸板挡着。大多数人没有注意温斯顿：只有几双眼睛警觉而又好奇地看着他。两个丑陋的女人戴着围裙，砖红色的双臂交叉在胸前，在门口聊天。温斯顿走近时听见了她们的一段谈话。
“‘是的，’我对她说，‘那样好是好，’我说。‘可如果你是我，你也会像我这么做的。教训人还不容易，’我说，‘可你没有我这种麻烦。’”
“啊，”另一个说，“说得对。就是这么回事。”
剌耳的话音突然停了。两个女人一言不发，充满敌意地看着走过的温斯顿。确切地说，并不是敌意，只是一种警惕，一种暂时的僵硬，好像有一个陌生的动物经过一样。在这种街道上，党员的蓝色工装裤很少见。事实上，到这种地方来不是明智之举，除非你真的有公事在身。万一被巡逻队碰见，他们会拦住你。“请出示你的证件，同志。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你平时回家的路吗？”一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没有任何规定禁止走另一条路回家，但是如果让思想警察知道了，这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整条街骚动了起来。四处传来提醒人们躲避的叫喊声。人们像兔子一样蹿进了门洞里。一个年轻女人在温斯顿前面跳出来，一把抱住一个在水坑里玩的小孩，用围裙裹住他，又跳了回去，这一切好像只用一个动作就完成了。同时，一个穿着皱巴巴的黑色西服的男人从小巷里朝温斯顿跑来，激动地指着天空。
“蒸汽机！”他喊道，“小心，长官！会在头上爆炸的！快倒下！”
“蒸汽机”是他们对火箭弹的戏称，不知道为什么。温斯顿立即扑倒在地。无产者的这种警告几乎总是对的。他们好像有一种本能，能够提前几秒钟知道火箭弹要来了，虽然火箭据说跑得比声音还快。温斯顿双手抱住头。一声巨响好像把路面都掀了起来，一些分量很轻的东西像雨点一样砸在他身上。他站起来时，发现满身都是附近的窗户上落下来的碎玻璃。
他继续往前走。爆炸摧毁了前方两百米处的一群房子。空中悬浮着一团黑烟，黑烟下方是一团石灰粉尘，一群人巳经站在灰尘中把废墟围了起来。在他前面的路面上有一小堆石灰，一道鲜红的血迹从中流了出来。他走到跟前，看见那是一只从手腕处断掉的人手。由于失血过多，那只手巳经完全变白了，像石膏做的一样。
他把那东西踢到了水沟里，然后，为了避开人群，转身走进了右边的一条小路。不出三四分钟，他就走出了爆炸影响的地区，肮脏拥挤的街道又恢复了原状，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将近二十点了，无产者们常去喝酒的小店里（他们叫那些小店“酒吧”)巳经挤满了人。脏兮兮的弹簧门不停地一开一关，传出一股尿味儿锯木屑味儿、和酸啤酒味儿。在一栋房子的角上，有三个人紧挨着站在一起，中间那个拿着一张折起来的报纸，另外两个正趴在他的肩头研究着。没等温斯顿走到近处观察他们的表情，从他们身体的每一道线条里巳经看出了他们有多么专注。他们显然在读一条重要新闻。温斯顿离他们还有几步远的时候，那几个人突然分开了，其中两个激烈地争吵了起来。一时几乎像是要动手。
“你能不能好好听我说？我告诉你，十四个月以来没有一个尾数是七的数字中过奖。”
“不对，有过！”
“不，没有！我在家里把两年以来所有的中奖数字都记在了一张纸上。一个也没有落下。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尾数是七的数字一”
“有，有一个尾数是七的数字中过！我可以把这个数告诉你。它的尾数是407。那是二月份一二月的第二个星期。”
“胡说八道！我白纸黑字地都记下了。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一”
“好了，别争了！”第三个人说。
他们在说彩票。温斯顿走出三十米后又回头看了一眼。他们还在争吵，那几张脸活生生的，充满了激情。每周都开出大奖的彩票是无产者们非常关注的公共事务。可能有数百万的无产者把彩票当作他们活下去的主要理由，如果不是唯一理由的话。那是他们的快乐、他们的愚蠢、他们排解苦闷的良药、他们的精神兴奋剂。一说到彩票，连识字不多的人都会精于复杂的运算，拥有惊人的记忆力。有一大帮人靠卖下注方法、预测和幸运护身符为生。温斯顿和经营彩票没有任何关系，那是富足部的事，但他知道（其实，党内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些奖基本上是虚构的。只有小额奖金才会支付，中大奖的都是不存在的人。由于大洋国的各个地区之间没有任何实际的来往，这一点很容易办到。
可是如果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你必须坚信这一点。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当你看见人行道上与你擦肩而过的人的时候，这就成了一个信仰问题。他转弯走上了一段下坡路。他感到曾经来过这儿，前面不远就有一条大路。从前面的某个地方传来了一阵喧嚣。这条路突然转了一个弯，变成了一段台阶，下到一条小巷里，几个小贩正在卖蔫巴巴的蔬菜。这时，温斯顿想起了这个地方。这条小巷通向大街，在下一个转弯处，不到五分钟的路程，就是他买那本用来写日记的空白笔记本的旧货店。在离那里不远的一个小文具店里，他买了一只笔杆和一瓶墨水。
他在台阶顶端停了一会儿。小巷的另一头有一家肮脏的小酒吧，窗户好像用磨砂玻璃做的，其实是蒙上了一层灰尘。一个很老的老头推开弹簧门走了进去，他的背虽然驼了，行动还很麻利，雪白的胡子往前麦着好像虾的胡须。温斯顿看见他突然想到，这个至少八十岁的老人在革命发生时巳经人到中年了。他这样的人是现存的与消失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联系。在党内，革命之前就巳形成自己思想的人巳经没有多少了。老一辈大多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消灭，幸存的几个也早巳被吓得在思想上完全屈服了。如果还有任何活着的人能告诉你这个世纪上半叶的真实情况，就只有无产者了。突然，他从历史书上抄下来写在日记里的那段话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一个疯狂的冲动一下子抓住了他。他要走进酒吧，强行与那个老头搭讪，并且问个究竟。他要问他：“告诉我你小时候的事。那时的生活怎么样？比现在好还是比现在坏？”
他迅速走下台阶，穿过狭窄的街道，恐怕自己一耽搁就会害怕。当然了，这样做简直是发疯。照例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禁止和无产者说话或者光顾他们的酒吧，但这样做太不寻常了，很容易招人注意。如果被巡逻队发现，他就说自己快要晕倒了，要找个地方歇一歇，不过他们不可能相信。他推开门，一股恶心的酸啤酒味儿迎面扑来。他一进门，室内聒噪的音量就降低了一半。他感到背后每一双眼睛都在盯着他的蓝色工装裤。酒吧另一头掷飞镖的人也停了足足三十秒。在他前面进来的那个老头站在吧台前，与一个大块头、鹰钩鼻、手臂粗壮的年轻招待争吵。一群人正拿着酒杯围观。
“我问得够客气的了，不是吗？”那个老头好斗地挺起肩膀说，“你竟然说这个该死的老酒馆里没有一品脱的杯子·”
“品脱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招待用手指按着柜台，身体前倾着说。
“看看他！自己是招待竟然还不知道一品脱是什么！告诉你，一品脱就是半夸脱，四夸脱等于一加仑。看来我得从头教你。”
“没听说过，”招待不耐烦地说，“要么一升，要么半升一我们就这么卖。杯子在你面前的架子上。”
“我要一品脱，”老头坚持着，“你给我倒一品脱还不容易？我年轻的时候，从来不论升卖。”
“你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还住在树上呢。”招待看了一眼其他顾客说。
酒吧里一阵哄笑，温斯顿进来造成的不安似乎也消失了。老头长满白胡子的脸涨红了。他转身喃喃咕咕地想走，却一头撞在温斯顿身上。温斯顿轻轻地抓住了他的胳膊。
“我能请你喝一杯吗？”他说。
“你是个绅士，”老头又一次挺起肩膀说。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温斯顿的蓝色工装裤。“一品脱！”他挑衅似的对招待说，“一品脱啤酒。”
招待把两个厚玻璃杯在柜台下的桶里涮了涮，倒上了两杯半升的深棕色啤酒。啤酒是无产者的酒吧里唯一的饮料。无产者不允许喝杜松子酒，虽然，实际上他们很容易搞到。掷飞镖的人又玩了起来，吧台旁的一群人开始谈起彩票。温斯顿的存在一时被忘记了。窗前有一张松木桌子，他和老头在那里谈话不会被人听见。这非常危险，但无论如何屋里没有电幕，这一点他一进来就确定了。
“他满可以给我倒一品脱，”老头坐下后嘟嘟囔囔地说，“半升不够。不过瘾。一升又太多了。
那会让我的膀胱憋得难受。再说价钱也贵。”
“从年轻的时候起，你一定经历了很多事情吧？”温斯顿试探地说。
老头的灰蓝色眼睛从飞镖板移到吧台，又从吧台移到厕所的门上，好像所有的变化都发生在这间酒吧里似的。
“过去的啤酒更好喝，”他终于说，“也更便宜！我年轻的时候，淡啤酒卖四便士一品脱，我们叫它‘瓦洛普爷。当然，那是在战前了。”
“哪一次战争·”温斯顿说。
“一直都有战争，”老头含糊地说。他拿起酒杯，再次挺直了肩膀，“祝你健康！”
他瘦瘦的喉咙里那尖尖的喉结迅速地上下动了一动，啤酒便消失了。温斯顿走到吧台前又拿来了两杯半升的啤酒。老头看来忘记了对于喝一升啤酒的偏见。
“你比我年纪大得多，”温斯顿说，“在我出生以前你巳经成年了。你记得过去的日子，革命以前的日子。我这个年纪的人对那时候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只在书上读到过，而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我想知道你怎么看。历史书上说，革命以前的生活和今天完全不同。那时有极为恐怖的压迫、不公和贫穷一恐怖得超出我们的想象。在伦敦，大批人一生从来吃不饱肚子。其中有一半的人没有鞋穿。他们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九岁就不再上学，十个人住一间房间。同时，有极少数有钱有势的人，大约几千人，叫做资本主义者。他们拥有一切可以拥有的东西。他们住在漂亮的大房子里，用着三十个仆人，坐小汽车或者四匹马拉的马车，喝香槟酒，戴大礼帽……”
老头的脸色突然一亮。
“大礼帽！”他说，“真有意思，你竟然提到了这个。昨天我还想到它呢，不知为什么。我在想，我有好多年没有看见过一顶大礼帽了。它们全都消失了。我最后一次戴它是在我嫂子的葬礼上，不过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当然，那是为了参加葬礼特意租的，你知道吗？”
“大礼帽并不重要，”温斯顿耐心地说，“关键是这些资本主义者一还有一帮律师和教士等靠他们生存的人一是世界的主宰。一切都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存在。而你们一老百姓、工人一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可以对你们为所欲为。他们可以把你们像牛一样卖到加拿大去。他们只要愿意，就可以跟你们的女儿睡觉。他们可以用一种叫九尾鞭的东西打你们。你们经过他们面前一定要脱帽。每个资本主义者都带着一帮走狗……”
老头的脸色又一·亮。
“走狗！”他说，“这个词我很久没听到过了。走狗！这个词总是让我想起过去，真的。我想起来一哦，很多年以前一有时候，我星期天下午去海德公园听演讲。救世军，罗马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一各种各样的人。有一个家伙一哦，我说不出他的名字，但他的口才真好。他也没说自己的名字！‘走狗！’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级的奴仆！’另一个称呼是寄生虫。还有鬣狗一他确实叫他们鬣狗。当然了，他指的是工党，你明白吗？”
温斯顿觉得他们说的不是一码事。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他说，“你有没有感到比过去更自由？更有尊严？在旧社会，那些富人，那些掌权的人……”
“上议院。”老头怀旧地插了一句。
“上议院，随你怎么说。我问的是，那些人是不是把你们当作下等人对待，因为他们有钱而你们没钱？比如，你们要称呼他们‘先生’，经过的时候要脱帽，这是真的吗？”
老头似乎沉思了一会儿。他喝掉了四分之一杯啤酒，然后才回答。
“是的，”他说，“他们叫你见到他们时碰一碰帽檐。这表示尊敬。我本人并不同意，但我也经常这么做。没办法，就像你说的。”
“这些人和他们的仆人是不是经常把你们推到路边的水沟里去？一这是历史书上说的。”
“有一个人曾经推过我，”老头说，“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昨天的事一样。那天晚上有划船比赛一划船比赛的晚上总是很热闹一我在沙夫茨伯里大街撞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是个绅士一穿着礼服衬衫，戴着大礼帽，外面套着黑外套。他在街上歪歪扭扭地走着，我不小心撞了他一下。他说：‘你走路怎么不长眼睛？’我说：‘这条路又不是你买下的！’他说：‘你敢顶嘴，我就把你的头拧下来。’我说：‘你喝多了。我马上就把你交给警察。’你信吗，他用手在我胸前推了一把，差点把我送到车轮底下去。那时我还年轻，我也想给他一下子，只不过……”
一种无奈的感觉袭上了温斯顿心头。这个老头的记忆不过是一个存满了琐事的垃圾桶。就是问他一整天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党的历史也许在某种形式上是真的院甚至可能完全是真的。他又做了最后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