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脑子里只有繁重的体力劳动、照顾家人和孩子、与邻居拌嘴、电影、足球、啤酒、还有最重要的一赌博。控制他们并不难。他们之中总有一些思想警察的密探在散布谣言，发现并除掉其中的危险分子；但从来没有试图向他们灌输党的思想。无产者有强烈的政治感情不是件好事。他们只需要具有朴实的爱国之情，每当需要他们加班加点或者减少物资定量时，这种感情就会发挥作用。即使当他们心中不满的时候一他们有时也会不满一这种不满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没有高屋建瓴的观点，只能就小事发发牢骚而巳。更大的弊端他们从来注意不到。绝大多数无产者的家里没有电幕。连民警都很少干涉他们。伦敦城里犯罪猖獗，形形色色的小偷、歹徒、娼妓、毒贩和骗子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小社会。但是，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无产者之间，所以无关紧要。在一切道德问题上，他们都可以按老规矩办事。党的禁欲主义没有应用在他们身上。滥交不会受到惩罚，离婚也是允许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甚至宗教信仰都可以许可，如果无产者表现出这种需要的话。他们不值得怀疑。正如党的一句口号：野无产者和动物是自由的。”
温斯顿伸手小心地挠了挠他的静脉曲张性溃疡。又痒起来了。人们总是回到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根本不可能了解革命以前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儿童历史课本，把其中的一段抄在了自己的日记里：
在旧社会，在光荣的革命发生之前，伦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这个美丽的城市。那时伦敦是一个黑暗、肮脏、悲惨的地方，几乎人人食不果腹，成百上千的穷人没有靴子穿，甚至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年纪比你们还小的孩子要为残忍的老板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手脚慢了就要挨鞭子，他们吃的是陈面包屑和水。但是，在这一片可怕的贫穷之中，却有几座富人住的高大漂亮的房子，伺候他们的仆人甚至多达三十个。这些富人叫资本主义者。他们肥胖、丑陋、长相奸诈，就像下一页上的那张画一样。你们可以看见他穿着黑色长外套，叫做礼服大衣，戴着一顶奇怪的、亮闪闪的、像烟囱似的帽子，叫做大礼帽。这就是资本主义者的制服，别人不许穿。资本主义者拥有世上的一切，其余每个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拥有所有的土地、房屋、工厂和钱财。如果有人不听他们的话，就会被送进监狱，或者被解雇饿死。任何普通人在和资本主义者讲话的时候都要卑躬屈膝，脱帽鞠躬，称呼他们‘先生爷。所有资本主义者的领袖叫做国王--他知道记载中的其他内容。有穿着法衣的主教，穿着皮袍的法官，颈手枷，足枷，踏车，九尾鞭，市长大人的就职宴会，和亲吻教皇脚指头的惯例。还有一种叫“初夜权”的东西，儿童课本里也许不会提到。那是一种允许每个资本主义者和他工厂里的任何女工睡觉的法律。
你怎么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撒谎的成分？也许，总的来说，现在的人们确实比革命以前生活得更好。唯一的反面证据就是你骨子里无声的抗议，你本能地感到眼下的生活难以忍受，在其他某个时候，日子一定与此不同。令他吃惊的是，现代生活的真正特点不是它的残酷和不安全，而只是它的贫瘠、暗淡，和百无聊赖。你只要看看周围就会发现，生活不仅与电幕里流出的谎言没有相似之处，而且与党试图达到的理想也没有相似之处。即使对党员来说，生活的大多数领域都是中性的、非政治的，无非是完成沉闷的工作，挤上拥挤的地铁，织补穿破的袜子，讨来一片糖精，省下一支烟头。党的理想是某种巨大的、可怕的、闪闪发亮的东西一一个钢筋混凝土构成的世界，一个庞大的机器和可怕的武器构成的世界一这是一个好战分子和狂热分子构成的国家，人们整齐划一地前进着，想着同样的念头，喊着同样的口号，永远工作着、战斗着、胜利着、迫害着一三亿人长着同样的脸。而现实却是破败肮脏的城市，饥饿的人们穿着漏水的鞋匆忙来去，住在草草修缮过的十九世纪的房子里，闻起来总是有白菜和厕所的味道。他似乎看见了伦敦的图景，像一个庞大的废墟，一个上百万个垃圾桶组成的城市，其中还能看见帕森斯太太的脸，她满脸皱纹，头发稀疏，正在无奈地摆弄着一个堵塞的下水管。
他又伸手挠了挠脚踝。电幕日日夜夜用数据轰炸着你的耳朵，证明人们今天拥有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衣服、更好的住房、更好的娱乐一人的寿命长了，工作时间短了，比五十年前的人更高大、更健康、更强壮、更幸福、更聪明、更有文化。这一切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例如，党声称，如今百分之四十的成年无产者都有读写能力：而革命前，据说这个数字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声称如今的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是千分之三百一诸如此类。这像一个有两个未知数的等式。历史书上的每一个字，甚至人们深信不疑地接受的一切，很可能纯粹是胡说八道。就他所知，可能从未有过“初夜权”这种法律，从未有过资本主义者这种生物，也从未有过大礼帽这种服饰。
一切都化为了一片迷雾。过去被抹杀了，抹杀的行为被遗忘了，谎言变成了真相。在他一生中只有一次一在事情发生后院这一点很重要一他得到了实实在在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历史被篡改了。他将它捏在手指之间足足三十秒。那一定是1973年一无论如何，那大约是在他和凯瑟琳分手的时候。但真正有关的日子还要往前推七八年。
故事实际上发生在六十年代中期大清洗的时候，原先的革命领导人被彻底铲除了。到了1970年，除了老大哥之外，一个也没有剩下。那时，其他所有人都被揭露为叛徒或反革命。哥德斯坦逃跑了，藏匿在不知什么地方，其余的人中，有几个消失了，大多数在经过壮观的公审，并且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之后，被处决了。最终的幸存者有三个，琼斯、阿龙森和卢瑟福。他们三人一定是在1965年被逮捕的。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消失了一年多，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死是活，然后又突然出现，像往常那样检举自己。他们承认为敌人收集情报（当时的敌人也是欧亚国冤、挪用公款、谋杀数名可靠的党员、阴谋推翻老大哥的领导一在革命以前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一而且搞破坏，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亡。供认了这些罪行之后，他们被赦免了，在党内重新任职，担任的是一些听起来很重要的闲职。三人都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长长的声泪俱下的文章，分析自己变节的原因，发誓改过自新。
他们获释后，温斯顿真的在栗子树咖啡馆见过他们三人。他记得当他从眼角看见他们时，心里又害怕又激动。他们的年纪比他大得多，是经历过旧社会的老人，几乎是党的早期英雄岁月遗留下来的最后几个伟大人物。经过地下斗争和内战的历练而产生的个人魅力仍然淡淡地笼罩着他们。他有一种感觉，虽然在当时事实和时间巳经变得模糊了，他还是记得，早在听说老大哥之前他就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同时，他们也是叛逆者、敌人、不可接触的人，不出一两年肯定会被消灭。落人思想警察手里的人从来没有最终逃脱过。他们不过是行尸走肉，等着被送回坟墓去。
没有人坐在他们旁边的桌上。在这样的人附近出现是不明智的。他们沉默地坐着，桌上放着几杯丁香味的杜松子酒，那是这家咖啡馆的特色。三人中，外表给温斯顿印象最深的是卢瑟福。卢瑟福曾经是一位着名的漫画家，在革命前和革命期间，他所画的辛辣的漫画点燃了人们的激情。即使现在，这么久以后，他的漫画仍然在叶泰晤士报》上登载。那些只是模仿他的早期风格的作品，奇怪的是毫无生命力，也不可信。这些作品画的都是老题材一贫民区的房子、饥饿的儿童、街头巷战、戴大礼帽的资本主义者一即使在战斗中，资本主义者还戴着他们的大礼帽一这些漫画不断地、无望地试图回到过去。他个头魁梧，长着一头又长又密的油腻腻的灰发，他的脸肌肉松垂、满是皱纹，嘴唇像黑人一样厚。他过去肯定非常强壮；而现在，强健的身体松弛了、倾斜了、膨大了、彻底垮了。他似乎眼看着垮下去，好像一座崩塌的大山一样。
那时刚好十五点，客人不多。温斯顿不记得他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去咖啡馆。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尖细的音乐从电幕里轻轻传来。那三个人坐在角落里几乎一动不动，也不说话。不用招呼，服务员就给他们续上了杜松子酒。在他们旁边的桌上有一张棋盘，棋子摆好了，却还没有开局。接下来的事大约只发生了半分钟，电幕出了点问题。音乐的调子变了，音质也变了。从里面传来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声音。那是一种奇怪的、嘶哑的、粗声粗气的、嘲弄的声音院温斯顿在心里叫它黄色声音。这时，电幕里的一个声音唱着：
在浓荫广袤的栗子树下，你出卖我，我出卖你，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在浓荫广袤的栗子树下。
三人一动也没动。可是，当温斯顿再次看见卢瑟福被摧残过的脸时，只见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他第一次注意到，阿龙森和卢瑟福的鼻子都被打断过，这个发现使他的内心一阵战栗，虽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久，三人再次被捕了。看来，他们从获释那一刻开始，就参与了一些新的阴谋。在第二次审讯中，他们再次承认了过去所犯的所有罪行，并且新增了一大串新的罪行。他们被处决了，他们的一生被记录在党史中，以警示后人。大约五年之后，在1973年，温斯顿打开一团刚从通风管里掉到他桌上的文件时，看见了一张碎报纸，显然是混在其他报纸中被遗忘了。他一展平这张纸就看出了它的意义。这是从大约十年前的《《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半张纸一是报纸的上半张，所以包括日期一上面有一张代表们参加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党员大会的照片。人群中最为显眼的就是琼斯、阿龙森和卢瑟福。不会认错，不管怎样，照片下面写着他们的名字。
关键是在两次审讯中三人都承认当时他们在欧亚国。他们从加拿大的一个秘密机场起飞，到达了西伯利亚的约会地点，与欧亚国的参谋部成员进行了会晤，向他们泄露了重要的军事机密。这个日子刻在了温斯顿的记忆中，因为那一天刚好是夏至。但整件事一定在无数其他的地方也留下了记录。结论只有一个可能：他们的供词是假的。
当然，这本身不是一个发现。即使在当时，温斯顿也并不认为在大清洗中被除掉的那些人真的犯过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但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是被废弃的过去的碎片，好像一块骨化石出现在了一个不该出现的地层里，因而推翻了一个地质学理论。如果能以某种方式将它公之于众，使人们了解它的意义，足以将党炸得粉碎。
他没有耽搁，继续工作。一看清照片的内容和意义，他就用另一张纸把它盖了起来。幸好，当他打开照片的时候，从电幕的角度看是颠倒的。
他把草稿本放在膝盖上，将椅子往后退，尽量离电幕远一点。保持面无表情并不难，连呼吸也可以控制，只要稍微努力一下。但你控制不了自己的心跳，电幕非常灵敏，能够获取心跳的声音。他这样保持了大约十分钟，一直被恐惧折磨着，担心会发生什么事一例如，突然一阵风吹过桌面一使他暴露。然后，他没有再次打开那张照片，就将它与其他废纸一起扔进了记忆洞。也许，不出一分钟它就化为灰烬了。
那是十年或者十一年以前的事。要是今天，他也许会把那张照片保留下来。奇怪的是，即使现在来说，亲手拿过那张照片这个事实对他也很有意义，而照片本身，以及它所记录的事件，都只是记忆。他想，党对过去的控制是不是不那么强了，因为一个巳经不存在的证据一度存在过？
可是今天，假设能将它从灰烬中复活，那张照片也不会成为证据。当他发现那张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巳经不再与欧亚国作战了，那三个死去的人出卖情报的对象一定是东亚国的密探。从那以后，对他们还有其他的指控一两条、三条、他记不清有多少。证词很可能被一遍遍地重写过，直到原来的事实和日期不再有任何意义。过去不仅在变化，而且在不断变化。这种噩梦般的感觉最让他痛苦的是，他从来不清楚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欺骗。篡改历史的直接好处显而易见，但最终动机却神秘莫测。他再次拿起笔写道：
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我不明白为什么。
他在想一他曾经想过很多次一自己是不是疯了。也许，疯子只是由一个人构成的少数派。曾经，相信地球围着太阳转是疯子的表现，而今，相信过去是不可更改的也一样。他可能是唯一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因为唯一，所以是疯子。但是，发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也许是错的。
他拿起那本儿童历史书，看着扉页上的老大哥画像。那双有催眠作用的眼睛一直看到人心里去。仿佛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压着你一它渗进你的头盖骨，敲打你的脑子，恐吓你抛弃信念，说服你几乎否定自己感官的证据。最终，党会宣布二加二等与五，而你只能相信。他们迟早会这么说：他们的逻辑要求这样。不仅经验的真实性，而且任何外部现实的存在，都被他们的哲学心照不宣地否定了。常识是异端中的异端。可怕的倒不是他们会因为你的想法不同而杀了你，而是他们可能是对的。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与四？或者重力的作用？或者过去无法更改？如果过去和外部世界都只存在于思想中，如果思想本身可以控制一那会怎样呢？
可是，不！他的勇气似乎突然自动地增强了。奥伯良的脸没有任何明显关联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比以前更加清楚地知道，奥伯良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他的日记是为奥伯良写的一是献给奥伯良的：就像一封永远没有人读到的没完没了的信，但它是写给一个具体的人的，而且因此而具有了色彩。
党叫你拒绝你耳闻目睹的证据。这是他们最终、最重要的命令。想到与他为敌的巨大力量，想到任何党员知识分子都能毫不费力地在辩论中驳倒他，想到那些他理解不了、更加答不上来的深奥观点，他的心就沉了下去。可他是对的！他们错了，而他是对的。明显、愚蠢、真实的东西应该得到扞卫。真理就是真理，应当坚持！真实世界是存在的，它的法则没有改变。石头是硬的，水是湿的，失去支撑的物体会向地心方向坠落。他感到正在与奥伯良说话，又感到正在写下一条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
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与四的自由。如果能够获此自由，其余一切自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