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保卫局，实际上就是川陕省苏维埃总保卫局。里面有一个独立营的武装力量，营长姓牛。除正规建制外，另辖一个小兵连。小兵连都是小娃娃，一般战士十三、四岁。班、排长要大一点，也不过十四、五岁。用的都是马刀，没枪。就连独立营都有用梭标的。
保卫局里还有一个妇女队，是专门看守女犯人的。
犯人中成份复杂，有红军将士，也有真的地主土匪。
花天狗关在5号监舍，同监的有原保卫局的秘书长，和一个叫“小地主”的二秘书，他们是作风问题，与妇女队的女战士睡觉。秘书长一天到晚蹲在土墙角落不吭声，而“小地主”不同，知道死期将近，哽咽着不能自己。
花天狗看不惯男人哭天抹地，骂“小地主”道：
“管不住自己的鸡巴，该！你以为红军是原先的有钱老爷呀？可以乱困婆娘呀？
呸！杀你一百次都不会错！”
“小地主”揩着眼泪说：
“那你呢，你忠心吧？你赤色吧？还是要杀你……你怎么、不知道伤、心呢……”
花天狗无言以对，他确实想不通，审他时他向上申诉，宁愿到前线去战死，也比让自己人砍脑袋强。但审他的人脸色冷硬，还以冷笑。
这年的十一月，独立营调去执行任务，就换小兵连看守犯人。一见守监的尽是小兵，1号、2号、3号监舍的死刑犯就开始暴动。当时的监狱设在赤江县旧衙门内，共有十多个监舍。暴动的犯人打开监牢，出来就跑，外面哨位上两个独立营的战士见了，提着两挺手提式便打。犯人冲不出大门，转身就上了房，揭瓦抛物，与守卫对抗。
花天狗没跟着折腾，他脸上冒汗，心里混乱，理不出个头绪。而“小地主”跑出去，加入了暴动的队伍。
上房的有三十多人。保卫局立即摇动“摇把子”电话，调一个连的战士回来包围了县衙门。先喊房上的犯人下来，而回答喊话者的是一阵暴雨般的瓦片袭击。
就在这时，花天狗一下跃上房，先扑住那个铁塔一样的领头人，两个人在房上左翻右滚，房上立时阵脚大乱。
趁此机会，有半个连的战士带着短枪刺刀上了房，抓一个就随手在犯人的脚肚子上划一刀，再抹把盐，犯人们痛得嚎陶大哭，一脚踢下去，当晚就弄去枪毙了。
花天狗因为有立功表现，减罪，释放，回老部队当一般战士。
他的农民式的狡黠救了他，而不是什么主义。他凭直觉选择了当时的行动。
一营那个年青的河南营长已在反川军围剿的战斗中牺牲，新营长是本地人，名叫杨品荣。
赵小娃成了花天狗的班长，眼见周围没人，赵小娃向花天狗发誓：
“天狗，这条命是你给我的，你是我的再生父母。”
“哎哎，班长你咋敢这样说？”
“我就这样说。今后，我若不报答你，我就是冯寡妇搞出来的私儿子！”
他们憧憬未来，只要革命成功，两人就在一起，种田种地，娶老婆生儿子，老了就叫两家的儿孙给他们端茶打扇，看猪牛满坡乱跑，然后一起去见阎王，走得无牵无挂，心安神定。
可是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两个月后，赵小娃战斗负伤住进王坪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花天狗代理班长，接着。天地翻了个儿，命运再次给花天狗开起了残酷的玩笑。
营长杨品荣皮肤黧黑，说话鼻音颇重，办事有斩有杀，但对弟兄们不错。秋天，率部到杀牛坪一带驻防，正好是花天狗和赵小娃的家乡。营部号了寡妇冯氏的房子，七弄人弄，营长弄到了姿色犹存的冯氏床上。
一天深夜，正值杨品荣与冯氏苟合之际，王三春手下的“二元帅”带了三个精悍的惯匪从磨儿垭到杀牛坪，要接冯氏去一座山间野庙，那是王三春无数窝点中的一个，王三春在那里等他的相好。
二元帅几人翻墙人屋时无声无息，冷不丁就将赤裸的杨品荣抓起来，五花大绑，声言要杀。
杨品荣下跪求饶，冯氏也一旁垂泪，佯作担保。二元帅提出两个条件：一，要给土匪王三春提供红军的机密情报；二，要保护王家的各路亲戚朋友。
杨品荣无法，一一答应。二元帅做事有心眼，立刻叫冯氏拿出纸笔，杨品荣签字画押，让土匪捏住了尾巴。
杨品荣与冯氏睡觉没了后顾之忧，但副营长张百年看出了蛛丝马迹，告诉了下来巡视征粮的团长向守云，向团长立即写信让通讯员将情况报告师部。师部不敢怠慢，为严肃军纪，命令向团长将杨品荣扣押绑回。通讯员回来时向团长正好去天门一带征粮，信被杨品荣接收。
杨品荣明白他的红色道路走到了尽头，一股杀机就弥漫了双眼。他命令全营排长以上干部马上到营部开会，他说据可靠情报，向团长和张副营长与大臣首王三春早有勾结，今日夜半，将接应土匪来剿灭一营。师部命令，捕杀两个通敌头目，肃清红军内部的反革命。
连排干部返回各自部队，马上紧急部署。花天狗力争自己的六班成为尖刀班，连长终于批准。花天狗热血沸腾，立功除奸的机会到了，他要用行动证明，自己是当之无愧的红军勇士。
当日深夜，乘向团长、张副营长和他们的警卫员熟睡之机，杨品荣率全营叛乱，纯结的花天狗和他的战土冲锋在前，他们打死了张副营长和两个警卫，而向团长却身负重伤侥幸逃脱。杨品荣率部连夜朝川军防区移动，但在上门一带被接到上级命令的红三十师一个团伏击，连天炮火和喊杀声中，花天狗才明白自己运交华盖，黑云封了自己的头。
花天狗化妆逃进大巴山深处，一个星期后秘密出现在总医院赵小娃的泥巴病房外。赵小娃看见他就浑身发抖。花天狗想叫赵小娃帮忙证明自己对红军的忠心，但赵小娃除了一迭声催他快逃外，苍白的嘴皮之中吐不出第二句关切的话。
“我们是一个山沟儿的，”花天狗衣服褴褛，嘴唇爆裂，“你能够向上级担保我。”
“不、不……”赵小娃双手乱摇，两眼恐惧地四处逡巡，“我不知道、我……你是反革命，到处要枪毙你……我、我不了解你……”
“你了解！”花天狗绝望地大喊。
“不！”赵小娃也嘶哑地叫起来，“你再不走，我就要报告了！”
从不流泪的花天狗感到被整个世界抛弃的恐惧，眼泪溢出眼眶，在他肮脏的脸上犁出一道道深深的沟壑。
月光惨淡地涂抹着巴山，沉默包容着古往今来胜者及败者的欢歌和眼泪。四周依山而挂的条条田土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嘹亮蛙鸣。路边杂草丛中的小虫，唧唧唧唧地唱着不眠的夜歌。
花冲身后母亲的坟头上，仿佛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这个陪伴丈夫蒙受了一辈子屈辱的女人，终于听到丈夫向他的后代掏出一颗赤色的红心。她九泉下有知，灵魂一定可以安息了。
花冲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以前，在教科书里读到的，都是中国工农红军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故事。父亲的切身经历，让这不满二十岁的年青人，一夜之间超常长大，深刻地理解了人类发展的艰难曲折。历史的风云，时代的变迁，在他空洞的思想里，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实体。
“你为啥不再去找红军呢？”他向父亲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父亲不答，象黑夜一样沉默。
“你为啥不为自己申辩呢？”花冲的声音微微抖索。
过了好久，父亲的声音才响起来：
“有时候，是不允许一个人申辩的，你说清了自己，就证明了人家整个儿错了……”
父亲又沉默了一阵，“冲儿，今晚我告诉你这些真正的往事，不是要你象教书先生一样出些愚蠢的问题来考我，我是要你明白一个理儿：我们披了一张人皮，就必然经过九磨十难，不管我们到了哪架山哪条河，都要沉得住气。不然，就要栽岩，就要翻船……”
父亲突然停住了。
花冲没有再追问。父亲不是人们鄙夷的叛徒，这是肯定的了。但花冲凭他聪明而且早熟的大脑，在这一时刻，却从另一个角度审视父亲。是的，父亲从杀了红军张副营长到逃亡深山重新过上草民生活开始，就进入了堕落！在不该消隐逃避的青春年龄，却过早地看透了人生，再没有进取的心思。
这才是业已苍老的父亲最大的悲剧啊！
然而，父亲对学习成绩最为优秀的花冲的挚爱，父亲深埋在眼神中的鹰隼般刺人的光芒，让花冲有理由相信：父亲的心并没完全死去。在苍桑岁月的淘洗之下，父亲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反省了，后悔了，想把自己少年的豪气，嫁接在儿子身上。
这层隐密的意思，父亲自然是无法表达清楚的。
花冲觉得坐在身旁的父亲多么可怜：他希望儿子去奋进，去拼博，去象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踏山蹈水，冲波戏浪，却没有资格说出口来。是的，花天狗只把这持久的愿望埋藏在三儿子的名字里面，“冲”，是他血脉的跳动，灵魂的不死。花冲觉得自己比平时更加亲近父亲，更加尊敬父亲。
父亲是真实的！
远远近近的村舍里，传来了喔喔的鸡啼。
“回吧，冲儿。”父亲说。
花冲却没动，他还有疑问。
“爸，你还没讲赵叔叔呢，他怎么样了呢？你可以找他为你作证呀。”
“你赵叔叔……后来成了大首长，他，唉……”
花冲楞着，似乎要接近什么秘密了，他的心跳在加速，等待着父亲继续往下说。
但那次，父亲回避了这个话题。
花冲决定立刻请假回去看望父亲。
辅导员李老师对花冲一向友好，听花冲说明情况，很爽快就答应了。花冲又去团委办公室向谢书记告假，并对自己离开的几天中，由谁来负责广播站工作，征求书记的意见。
“下周的‘文学之窗’和‘社会广角’的稿子，”谢书记问，“你编出来没有？”
“还没有？”
“那抓紧把这两个栏目编好。这两个栏目，时效性不强，加上缺乏经验和水平，交给新手就弄不伸展。至于‘校园新闻’，由责编和播音员处理就行了。”说完，谢书记把广播站的备用钥匙交给花冲，让他安排人临时负责。
花冲用了三个小时，把书记交待的事情处理妥当，又把备用钥匙交给“校园新闻”栏目的责编，并作了一些必要的叮嘱。然后，跑到页子寝室，将筹备了很久但一直未办起来的“文学三叶窗”事宜托咐给他，匆匆忙忙地奔向重庆北站，踏上了归程。
一路还算顺利，火车从重庆到达地区行署所在地达川市用了五个半小时，紧接着搭上回宣汉县城的汽车。一出家乡汽车站，牛车是随时都有的，赶车的把式，大多是当年川陕栈道上“背二哥”的后裔。放弃了父辈光滑沉实的青杠木背架，放弃了铺满青苔的斜阳古道，换成了在大山里颇具现代化气息的牛车，车上装的，也不再是父辈们背架上的盐巴，而是比盐巴金贵得多的男女活人。坐上一辆这样的车，在窄窄的机耕道上一路颠簸，花冲的心也象车子一样，忐忑不安。
为花冲驾车的，是一个脸膛黝黑虎背熊腰的年青小伙，在县城汽车站外成排候客的牛车阵中，花冲一眼就选中了他。年青人十分高兴，帮助花冲坐上了高高的木辕，黄荆条做的软软的鞭子一挥，黄牛便“嗒嗒嗒”地前行。
车行山道，花冲和车夫不停地说着话，不是花冲想攀谈，而是车夫有一句没一句地询问外面世界的精彩情景，花冲不得不应付。
“你们安逸哟，”车夫说，“书读毕业，就契国家粮了。”
“契国家粮有啥不得了，反正都是活。”
花冲开始时本打算把“契”说成“吃”，刚一出口，马上就改成了土话，他不想因为语言的原因，让车夫与他产生心理距离。
“话虽这么说，到底是不一样。”车夫抽了一鞭牛，否定花冲的回答，“农村娃儿整破脑壳读书，为了啥？还不是为了把那块土地甩了！”
花冲没言声，一下感到隐隐的悲哀。土地，这神圣的东西，是甩得了的么，当年父亲参加红军，不就是为了想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么？他的思想走得更远，他想起了数千年的历史，想起了历史上为争夺土地所有权而展开的上万次的血雨腥风的惨烈斗争，想起每一次重大革命后所颁布的土地政策，想起匈奴头目冒顿单于一生豪爽，宝马可予人，美女可予人，可一当有人欲求他国家的一块废地，他却大动干戈、并一举将其消灭的传奇故事。
群山连绵，思绪悠悠，一时间，更多的感慨洪波一样涌来。他又想起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在台湾颔主送他一包黄金和一包泥土时，毅然取泥土而台黄金。想起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在生命走向终点时所说的话：“我请求我的继承人，等我死后把我的土地分给农民……”可现在，手中已拥有土地的中国农民，却要主动地把土地放弃？！
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以花冲的经验和理论储备，根本无法解答。农民是没有过错的，那么过错又在谁呢？
似乎谁都没有错。所有的错误，都在那些生长五谷杂粮的土地本身。
花冲的脑袋里乱乱轰轰，仿佛掉进一口五颜六色的大锅，只见里面浑汤翻滚，蒸汽迷眼，他想看清一条出路，以脱离憋气的所在，但是眼前瘴气阻拦，不惟找不到新岸，连自己是谁都弄不清楚了。
啊啊，是哪位先哲圣贤说的，人世间每一部历史，都是围绕土地来写的……车夫又在问问题了，懵懵懂懂中，花冲只是随口哼一两声，没有心思作详细的回答。
车夫甚觉没趣，也就沉默下来，认认真真赶他的车。
逼近一个峡长的谷口，往右边的山梁上一望，可以隐约看见古老的川陕栈道。
年轻的车夫不耐寂寞，忽然一昂脑袋，长声吆吆地唱了起来：
也！背二哥也奴的
十冬腊月穿一层
我心想与郎脱一件
连起皮肉才两层！
也！背二哥也背二哥
哪个叫你背那么多
我心想与郎背一肩
奴家脚小难上难！
也！你那打杵二尺八
上坡下山离不开它
过河过坎探深浅
那亲生儿子不及它！
车夫的嗓子野性十足，调子却唱得凄凉婉啭。在他的血液里，依然波动着祖先的苦难，以及在艰难挣扎之中自得浪漫的山野情怀。
花冲无端觉得喉头发堵，看啊，这就是生活赋予山村草民的悲壮人生。
于是，他对年青车夫弃土从商的选择，多了一层“同是天涯贱民”的理解。
花冲再一次望着车夫肮脏的脖子和乱蓬蓬的头发，心里涌起一股巨大的同情。
然而，他又能帮助他们什么呢？方圆说他悲天悯人，他也就只有这点秉赋和本领了。
牛车细摇慢摆地抵达小镇，天光差不多已经收尽。花冲给车夫多付了一元钱，车夫左一个兄弟，右一个兄弟地连声道谢。花冲眼眶湿润润的，什么也没说，挥挥手，急急忙忙地走上回村的小道。
站在山坡上回望小镇，暮霭中，自是比以前繁盛多了，虽还是狭隘的街巷，却添盖了不少的瓦房，这些瓦房沿小河蜿蜒排开，在它们嘎然休止的地方，耸立着一座新修的大砖窑，此时灯火通明，一、二十个人正在那里忙碌着，是一害新砖烧好了，正在出窑。
这是谁的产业呢？花冲思忖，要知道，在这个苦寒的山区，谁有这么一孔大砖窑，就相当于大都市里谁有一个上万工人的大企业那么气派。
他羡慕地瞪了那个大砖窑两眼，转身赶他的路。
这孔砖窑要是我家的就好了。呸，他象煽蚊子一样挥手使劲煽，为不切实际的一瞬间的白日梦感到好笑。
回到家，已是夜里十点钟。
堂屋里亮着一盏跳荡的煤油灯，火塘里燃着钢蓝色的青杠炭火，却不见一个人。
人都集中到里屋去了。传出来叽叽喳喳的声音。
花冲喊了一声“爸”，几步就跨了进去。
里屋除了家里的人，还有村里其他几个人，让花冲吃惊的是，雪儿也在里面。
“三弟。”雪儿首先怯怯地招呼。
“呵，你好。”花冲说，他不知道该把她称呼什么，她早已不是他的嫂子。
别的人都转脸与花冲问好，花冲礼貌地点点头，走到父亲床前。
父亲俯卧着，亮出枯瘦的背部。一个草药先生正在给他“拔火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