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虽然以武力起家，但他更重视用道德教化来稳固统治，他主张恩威并施，使人心服口服，从而获得大胜局面。明太祖治理南方地区，虽有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远人和四海一定，以德化为本的思想，做了许多文治的工作，但晚年失之于急躁，如在鄂西急于废除土司制，留下了不少问题。成祖即位后，在首重北边的前提下，也解决了一些南方的治理问题。
沐氏镇云南，开始于洪武时沐英、沐春父子。沐春死后，其弟沐晟继续镇守云南。沐晟与封在昆明的岷王不和，成祖了解此矛盾后，徙封了岷王。沐晟请加兵讨车里（云南南部以景洪为中心的大片地方），成祖多次下敕文责沐晟政事烦扰，号令纷更，要求沐晟怀柔车里，不可轻易兴兵，注意云南民族地区的安定。洪武时期，由于贵州的水西女土官奢香向往中原文化和太祖对贵州的招抚政策得当，奢香“开赤水之道，通龙场之驿”，贵州与外界的联系加强。成祖即位后，命熟悉贵州情况的大将镇远侯顾成守贵州。因顾成是一介武夫，成祖一再告诫他不可穷兵黩武，喜功好事，而应该老成持重，顺情而治。后因贵州思州、思南二田姓土司互相仇杀，禁之不止，成祖乃密令顾成携精干将校潜入，将二田姓土司擒拿，贵州改土归流的条件成熟。于是在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置了贵州布政司，从此贵州作为一个省区成为明朝的组成部分。
镇守广西的韩观是行伍出身，因军功出任广西都指挥使多年。靖难期间，建文帝调韩观练兵德州，用以对付燕师。成祖即位后，丝毫不计较韩观的这段经历，仍任用韩观镇守广西，佩征南将军印节制广东、广西两个都司。韩观性凶狠、嗜杀，成祖赐玺书告诫韩观，强调以德抚广西，“杀之愈多愈不治”，“宜务德为本，毋专杀戮”。韩观却自恃老于桂事，陈兵耀威，号称“威震南中”。由于韩观抚兵乏术，务德无方，杀戮太过，颇违成祖德化之意。但也应看到，在韩观镇守广西期间，广西境内较为安定，这客观上有利于广西经济的发展。至于被太祖晚年因急躁处理而遗留的若干南方交通不便地区的民族问题，成祖均给以补救，在那些地方恢复土司设置，使之与朝廷关系正常化。如设置贵州西部的普安安抚司，恢复因吴面儿反抗而废去的古州、五开为中心湘黔交界处的湖耳等14个蛮夷长官司和鄂西、思州、九溪等土司。
上述事为明成祖之攻守转换之一，再看一例：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社会经济恢复发展，造船工业规模扩大，分工细密，技术高超，传统的航海知识和物资大量积累，这些都为郑和远航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国的丝绸、瓷器受到海外诸国青睐，海外的染料、香料、珠宝等又为中国所需求，这给了郑和下西洋发展海外贸易以有效的刺激。
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一支15世纪全世界无与伦比的庞大舰队，乘着强劲的东北季候风，浩浩荡荡离开了中国的东海岸，率先驶向了浩翰的太平洋，这就是明成祖派出的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人们至今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猜测纷纭，或者说是毫无经济目的纯而又纯的政治大游行；或者说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说是为了寻找政敌，即不知所终的建文帝；或者说因为夺嫡“篡位”，国内人心不附，故锐意通海外，召至万国来朝并从而促进其在国内统治地位的稳固。但是这全面体现了明成祖在更大范围内攻守转换。
总之，明成祖攻守转换之计是以心中之数为基础的，表现在：一治内防外：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代君主。明朝江山虽然由明太祖朱元璋励精图治，但依然满目疮痍，经济尚未复苏，统治集团内部危机四伏，边疆民族动乱时有发生等等，所有这些，对明成祖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事实证明，明成祖不愧为一代名君，他迅速地操纵了明初的残局，并且屡屡推出重大举措，如修万里长城、委派郑和下西洋等等，均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
二是用人做事：如果深入考察明成祖的攻守转换智慧和方略，不难看出明成祖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也就是看准大才的力量，也盯准小人的伎俩，把“大才”与“小人”区分开来。明成祖深知操纵攻守转换需要大才，因此千方百计寻找大才，并对大才委以重任，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关键人才和重要人才的作用。很多人对于“心中有数”这个词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它实则是一个人成大事的基础，是攻守转换之始。
通过明成祖之例，我们可以发现，要想成就大事就必须有几招过硬的技巧在手。
47.经得起磨练，才能谋大事
凡是有胆量、敢于磨练自己的人，一定是能够正确认识自我、挑战自我的人。因此成功学强调：一个人不能吃苦，不愿磨练自己的胆量、意志和品性，是无法超越自我的。
张良，字子房。父亲去世的时候，张良年纪尚小，还不到做官的年龄，等到张良大了之后，韩国已经灭亡，因此张良在韩国并没有担任过官职，虽然如此，张良依旧立下誓言，立志为韩国复仇。张家世代为相，是个很有权势的世家，据史书载：就在张良成人时，家僮仍有三百人。但张良生活非常俭朴，弟弟不幸夭亡，张良为弟弟操办丧事时却不愿有丝毫的浪费，省下钱财的目的就是为了寻访刺客刺杀秦始皇。为了不走漏消息，他就避开居住地，到了很远的齐地去搜寻，找了很长时间依然没有头绪，后来经人指点，找到了新罗一带的一个酋长，经过他的推荐，用重金求得了一位力大无比的勇士，善使飞椎，这对刺杀处于层层护卫下的秦始皇来说，是最理想的方式了。
为了锻炼刺客的臂力，张良专门铸造了一个重一百二十斤的铁锤，这位大力士日夜操练，把这柄铁锤舞得呼呼风响，运用自如，专等行刺的良机。正好这一年，秦始皇第二次东巡，声势浩大，举国皆知。张良预计到秦始皇的车队必然要从博浪沙经过，那里地处偏僻，是一片大沙滩，两旁的草非常深，正是行刺的好地点，就带了大力士潜伏在驿道旁的草丛中。等到秦始皇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到来时，他们就紧张地寻觅秦始皇乘坐的龙车，在他们认为看准了之后，大力士用上浑身的力气甩出铁锥，照着那辆龙车砸了下去，立刻把那辆龙车砸得粉碎，然后分头逃跑。
令张良没有想到的是，狡猾的秦始皇早有提防，他采用的是尉僚的办法，即出巡的时候，采用若干辆与自己所坐的车一模一样的副车。埋伏在远处的二人，只好想当然地认定一辆，虽然飞椎很准确地击中了目标，却是替身所乘坐的副车。这件事，令秦始皇非常恼怒，他下了诏令，在全国搜索这个刺客。
刺杀行动失败之后，张良隐藏在下邳，读兵书、交朋友，苦苦等待时机。张良及其朋友们本身的文化素质较高，军事斗争经验丰富，好多都是出身将门，有的本身就是出身政治世家。在古今社会中，无论政治斗争也好，军事斗争也好，说到底，最根本的是人才的竞争。只有同这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军事、政治方面的人才结??起来，起义军的斗争胜利才能得以保证。
刘邦所缺的正是张良这样的人才。说起张良的发迹，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张良在下邳居住的时候，经常到民间去体察世情，看一下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这天，张良无事可做，信步走到一座小桥上观风景。没有注意到有一满头白发、身穿粗布衣服的老者慢慢走上桥来，当他经过张良身边时，有意无意之间把鞋掉在桥下。
然后很不客气地对张良说“小伙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张良感到很纳闷，我与此人素不相识，他怎么能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这样做太没有道理了。继而转念一想：他反正这么大年纪了，尊老敬老是读书人的美德，就劳动自己一回吧。张良很快把鞋取了回来，要递给老者，老者不接，却坐了下来把脚抬起来，对张良说：“给我穿上！”鞋都已经捡了，再给你穿上又有什么关系，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张良这么想着，就恭恭敬敬蹲下身子，把鞋给老者穿上。老者看张良这么谦恭，很满意，穿上鞋以后，对张良笑了一下，一个字都没说，起身走了。
由于老者的行为太反常了，张良开始觉得老者有什么地方与众不同，但又不能确定，就远远地在老者身后随行。走了一段路之后，老者转回身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也，我老人家有心栽培你，五天以后，天明的时候，你来这里等我。”
过了五天，天刚刚亮，张良依照约定出现在桥头上，没想到，老者已经在那里等他了。老者非常生气地对他说：“与长辈相约，你却来这么晚，太没礼貌了！五天后你再来吧。”过了五天，鸡叫头遍，张良就急忙出门，赶到桥头，老者却比上一次到的时间还早，一见张良，他就生气地质问：“你又来晚了，回去吧，再过五天再来！”张良暗自惭愧，什么话也说不出，唯唯诺诺地答应了。又过了五天，张良根本不敢入睡，在深更半夜就来到桥头等候老者。过了好大一会儿，老者姗姗而来，看见张良已到，就高兴地说：“跟老者约会，这样子就对了。”老者说完之后，拿出一本书对张良说：“你要努力学习这本书，如果能够掌握它，你会成为王者之师，十年必有大成，可以佐王兴国；十三年后，你到济北来看我，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说罢，转身而去。张良知道碰到了神仙，赶快跪下向老者行大礼，但转眼之间，老者就已经不见了。
天亮后，张良仔细翻看这本书，发现竟然是《太公兵法》，这是周公姜子牙辅佐周武王时的兵书，他觉得这是上天在点化他，赶快跪下，拜谢苍天。从此后，他就日夜研读，不敢丝毫懈怠，直到烂熟于心，能够熟练地运用才休。
后来，张良在13年后，随着刘邦视察济北，便到了谷城山下去看，在那里果然有一块黄石，他就把它取回了家，祭祀下来，并且在他死之后，还与这块黄石一同下葬。
48.一边挺身，一边图大事
平庸的人从来得不到他人的议论，而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人必然毁誉不一。尤其是那些敢于挺身而出，且执有己见的人，更是如此。曹操谋权并用坦诚与权诈，故为能臣与奸雄，所以，许劭评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与“乱世之奸雄”。但总的来说，他是敢于挺身而出的强者！
青少年时的曹操在世人眼中看法就颇为不同。有关他的为人品性，很为许多时人所不屑，认为他是朽木不可雕也。但也有完全相反的评价：说他与众不同，将来必成大器。如为当时俊杰的汝南王俊曾说曹操“定天下者，舍足下而谁”？南阳何颐，见了曹操，也曾叹道：“汉家气数将终，得天下者，必斯人矣。”还有颍川李瓒，乃党人首领李膺之子，曾为东平相，临终时对儿子李宣说：“国家将乱，天下英雄无能胜曹操。张邈是我的好友，袁绍是你的外亲，但不可投，只可投曹操。”嘱子照办，果然应验。
同一曹操，时人看法如许不一。无论作风、性格、精神大抵英雄见其神武、德者见其奸诈、智者见其权变、厚者见其忌刻……或者这就是许劭的千古“定评”：“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治一乱，一能一奸，因时而变，料定曹操既留芳千古，又遗臭万年。但是曹操自己的所作所为，通常是“不管身后事”。如曹操在政治方面，为了取得自己的优势，不避奸臣之名，力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把汉献帝当作一面旗帜以号令天下。在待人处事方面，也不忌暴露一种权诈风格。如曹操曾对人说：“谁欲害我，我就会心跳。”为证明这一点，他叫一侍从官：“你身上藏着刀来到我身边，我就会心跳得厉害，然而抓住你，从你身上搜出刀。假若我惩罚你，你别说是我要你干的，我会厚赏你的！”侍从官照办，结果免不了被杀头。
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后，献帝完全落入曹操的掌握之中，曹操对自己代汉的意图，却一直是讳莫如深的。献帝都许前后，侍中太史令王立曾多次对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替火德的是土德，承继汉位的是魏，能安天下的是曹姓，只要委任曹氏就行了。”曹操听说此事后，让人带话给王立，说：“知道你忠于朝廷，然而天道深远，希望你不要多说！”曹操其时羽翼未丰，对于这一类称说天命的言论，自然不能不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
随着献帝傀儡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曹操代汉的意图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这招来了他的政敌的不断攻击，如周瑜骂曹操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刘备说曹操“有无君之心”，说他“欲盗神器”。如果任其自然而不加以辩解，曹操不仅可能丧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且可能会成为四方诸侯“清君侧”的对象；内部的拥汉派势力也会起来反对自己。赤壁之战遭受挫折后，开始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刘备、孙权虎视眈眈，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将心怀疑贰，成为曹操的心腹大患。在这种情况下，内外政敌乘机加强了宣传攻势，说曹操有“不逊之志”，企图动摇他的政治基础，有人甚至干脆要求曹操交出兵权，以削弱曹操的政治实力。为了反击政敌，安抚内部的拥汉派势力，继续保持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曹操不得不将自己代汉的意图进一步深藏起来，而特别强调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十二月，曹操特地为此下了一道《让县自明本志令》。令文篇幅较长，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自己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写起，说当时因自己不是隐居山林的知名人物，担心被世人看作平庸之辈，因此只打算做一个有作为的郡太守，以此扬名于世。后遭豪强忌恨，称病回乡，避世隐居。被征召为都尉，又升任典军校尉后，志向有所扩大，但也只是想封侯做征西将军，死后好在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几个字。总之，旨在表明自己从年轻时起就志望有限，而且只想匡时济世，为国立功，并没有什么个人野心。第二部分回顾举义兵、讨董卓以来的经历，说明在起兵之初志望仍是很有限的，后来实力有所增强，又成为遏制袁术称帝的力量，同时为国家、为大义甘冒艰危消灭了袁绍、刘表，从而平定了天下。如今身为丞相，作为臣子，地位的尊贵已达到极点，已超过了原有的志望。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会再有什么野心了。最后结上一句：“假使国家没有我，真不知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意谓自己为阻止别人称帝称王做了不少工作，既不准别人称帝称王，自己又怎么会去称帝称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