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正面表明自己忠于汉室，并无“不逊之志”。先以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兵势强大但仍能尊奉周室自比，继以周文王得到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但仍然臣服弱小的殷朝自喻，接着表达了对于乐毅和蒙恬的深切感佩之情。乐毅是战国时燕昭王的大将，曾率燕、秦、赵、韩、魏五国军队攻下齐国七十余城。但昭王死后，遭到昭王之子惠王的猜忌，被迫逃往赵国。蒙恬是秦始皇时的名将，率大军北击匈奴，但秦始皇死后，却被丞相赵高和秦二世胡亥逼迫自杀。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忠于燕国、秦朝。曹操列举两例，意在说明自己一来世受汉恩，二来汉又无负于己，那么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就更是毋庸置疑的了。接下来，曹操进一步说明自己得到汉室信用已经超过三世，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不仅要对世人宣说，还要通过妻妾去向别人宣说，并称这些都是自己的肺腑之言。最后还引了周公金滕藏书的典故，来说明自己何以要如此不厌其烦地表明心迹。“金滕”是一种用金属封口的柜子。《尚书·金滕》载，周武王病重，周公向祖先祷告，愿代武王身死，祷毕将祷词藏在金滕之中。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其弟管叔造谣说周公将取代成王，周公为避嫌而出居东都洛阳。后成王打开金滕发现了祷词，知道周公忠诚，又迎回了周公，让他重新执政。曹操在这里以周公自比，说明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像当年周公存金滕之书以备考查一样，是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和误解。第四部分针对政敌的攻击，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不能放弃兵权，回到他的封地武平侯国去，这既是出于对自身和子孙安全??考虑，也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他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不仅如此，他还打算接受朝廷对三个儿子的封爵，以此作为外援，作为“万安”之计。接着笔锋一转，抒写对于古代贤士介之推和申包胥功成身退、拒不受赏的高尚品质的崇仰之情，表示自己虽有“荡平天下”的功劳，然而封兼四县、食户三万，内心还是很不安的。最后宣称：国家还不安定，他不能够放弃政权；至于封地，他是可以退让的。并具体提出他愿将所封四县交出三县，食户三万减去二万，以减少别人对他的诽谤，同时稍稍减轻自己所负的责任。
曹操在这篇令文中，不少地方是说了实话的。不过，曹操处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为了长远的统一大业，奉行韬晦之计，对自己的政治意图做了一些讳饰，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他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表明了牢牢掌握兵权和政权，同政敌坚决斗争的决心，从统一大业这个大局来看，也是值得肯定的。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冬，曹操在孙权的配合下，取得襄樊大捷之后，孙权给曹操上书，称说天命，劝曹操当皇帝，自己情愿称臣。曹操读罢来信，将信出示群臣，说：“这小子竟想让我蹲在火炉上去挨烤啊！”
汉朝以火德王，故这里以火炉比汉朝。曹操的意思是，他如以魏代汉，必然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就像在火炉上挨烤一样。说这话的目的一是为了揭露孙权的真实用心，二是为了试探一下群臣的意向态度。群臣对曹操的用意心领神会，于是文官以陈群、桓阶为首，武将以夏侯为首，纷纷劝进。这些人劝进自然都不无阿附曹操之意，但对曹操代汉称帝条件的分析，大抵还是比较客观的，比如说献帝只剩下一个皇帝的名号，一尺土地、一个老百姓都不再属汉朝所有，说的就是事实。但曹操早已成竹在胸，听完大家的建议，冷静地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如果天命在我这里，我就做一个周文王得了！”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语出《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只要将《尚书》上说的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也就是参与了政治，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了政治呢？曹操引用这句话，意在说明只要掌握了实权，不必计较有没有皇帝这个虚名。然后明确表示，即使当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也不当皇帝，而要像当年周文王给周武王奠定基业那样，积极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儿子去做皇帝。
曹操这句话，实际上已经表明了长期隐藏在他心中的代汉意图，只不过这最后的一个步骤不想由他自己来完成，而要由他的儿子来完成。曹操自己为什么不称帝呢？看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孙权劝他称帝，是从自己的利益考虑的。一来，孙权认为这样做可以博得曹操的欢心，从而实现吴、魏之间的和好，自己就可抽出身来专力对付蜀汉。襄樊之役中，孙权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从背后袭杀关羽，帮了曹操的大忙，但却得罪了刘备，结束了吴、蜀之间长达十年的联盟关系，这时他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缓和同曹魏的矛盾，不然就将可能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二来，孙权认为曹操如果真的称帝，就会再次招致拥汉派的强烈反对，从而陷入困境，减轻对吴国的威胁。因此，孙权貌似恭顺，实则是在使坏，曹操看穿了孙权的意图，不肯轻易上当。
其二，从当时情势看，如果贸然称帝，确实会给政敌和拥汉派势力增加攻击的口实，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被动。综观曹操的一生，内部的反对和反叛大部发生在他当魏公、魏王之后，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此，继续维持献帝这块招牌，对于安抚拥汉派，巩固内部，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三，至少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起，曹操一再“自明本志”，说自己绝无代汉自立之心，言辞恳切，说了差不多十年，现在如果突然变卦，否定自己，对自己的声誉名节必然会造成不利影响，不如一如既往，将戏演到底为好。其四，更重要的是，曹操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只要掌握了实权，并不怎么看重虚名，“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一语是充分反映了他的内心想法的。
此外，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曹操已65岁，年纪大了，估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这也可能是他不愿称帝的一个原因。
总之，曹操不当皇帝，是从策略上全面权衡过得失后所做出的决定，是一种明智而智慧的谋虑。曹操以“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文王自许，似乎是对他自己一生的业绩和名位做了一个总结和评定。但曹操之奸却在人们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9.做到一手扬，一手压
善于谋事者，总能把自己周围的局势看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然后找到自己的成事之道。而一手扬，一手压则是控制局势的一种方法，即用自己可信之人，制约自己心中没底的人。任何一个古代王朝初建之时，掌权者大多扬己而抑异。作为一代帝王，李世民也不例外。只是处身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大舞台下，他的扬己抑异的管人之举，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予以施行，那就是——重新修订《氏族志》。
李唐皇室出身于关陇贵族。贞观时期，辅佐皇室的也多为关陇一带的贵族。可以说唐朝是以关陇民族为骨干，依靠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和部分庶族地主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李唐皇室贵为君王将相，其社会地位却远远无法与山东旧士族抗衡，对此，李世民自然心有不甘。贞观初年，随着对各地大规模军事征服活动的结束，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以及政治统治逐步走上正轨，为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扬己声威，李世民开始积极采取措施来调整各地贵族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修订《氏族志》就成了他与旧士族之间进行较量的得力工具。
唐朝初期，山东士族已日渐衰落，而在山东士族衰落的同时，山东庶族地主却在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一股对政局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李世民即位后，在他重用的大臣中，出身于山东庶族的占有很大的比重。李世民一朝任用宰相28人，除高祖时的旧相外，李世民自己任用了22人，其中山东人占了一半，共11人。他们是：高士廉、房玄龄、魏征、温彦博、戴胄、李稽农、张亮、马周、高季辅、张行成、崔仁师。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身于庶族。其中只有高士廉、高季辅、崔仁师出身于士族之家。此外，岑文本、刘洎、王硅、褚遂良、许敬宗五人为南朝名臣之后。关陇贵族出身的则有长孙无忌、李靖、杜淹、杜如晦、杨师道、侯君集等。由此可见，在人事任用上，除了关陇贵族以外，李世民可以说没有吸收一个出身于一流士族家庭的士族人士加入到中枢核心机构中来，士族的政治地位由是大大衰微了。
这样，纷繁复杂的士族，随着历史的变迁，起了变化。唐初统一时期，总的趋势是大为削弱：“乔姓”早已没落，“吴姓”逐渐衰败，“虏姓”也非昔比，山东“郡姓”亦“累叶陵迟”或“全无冠盖”。新官与旧族的升降与沉浮既已发生极其明显的变化，那么甄别盛衰，重修谱牒，剔除一批衰宗落谱，补充一批当代新门，在李世民看来，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再从皇家威望着眼，李世民甚至可以说已是急不可待了。
唐朝的统一和巩固，使得李世民所谓的“遍责天下谱牒”成为可能，宗谱面向全国，就又有了互相比较、彼此衡量的余地。李世民选择熟悉全国各自地区族姓的士族官员担任这项工作，正是体现了他统一全国谱牒以甄别盛衰的政治意图。如高士廉是山东地区的渤海著姓，出自累世公卿家庭；韦挺为关中首姓甲门；岑文本为江南士族；令狐德木郭是代北古姓。四人分工合编，以便于对四面八方的士谱进行统一排比。此外，还吸收了“谙练门阀”的“四方士大夫”参与其事，也含有便于天下统一的修谱需要。可见，李世民“遍责天下谱牒”的用意十分明确，就是要以统一时期的全国氏族代替分裂时期酌各地士谱，对“累叶陵迟”的各地士族予以剔除，补充了“新官之辈”，以甄别盛衰。
唐初，由于旧士族与新贵族之间在政治地位上有较大的差别，这使得姓氏谱牒混乱错杂，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未免使一些投机之辈为抬高自家地位，乘机伪造族谱，妄想假托先贤之裔。这些人大多是庶族地主。“考其真伪”即是得源于此，李世民想通过修订谱牒来剔除伪姓，这里面其实也包藏着提高自己等级门第观念的打算。而何为真伪，自由李氏王朝自己而定。另外，李世民在原诏令中让臣下在修订《氏族志》时，要求“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这自然也是以当时各阶层人士对李唐政权的顺服与反叛为标准的。
如前所述，鉴于魏晋以来朝代频换，臣下乱政的教训，即位之初，李世民就开始大力宣扬忠君思想。并多次褒忠贬奸，在诏书中大肆阐引“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的君为臣纲思想。这次修订《氏族志》，李世民又提出以大臣对李唐王朝政治态度的顺逆作为修谱进退的原则，无非就是为了通过修谱，扬亲弃远，建立一个死心塌地支持维护李唐政权的统治集团，以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此举不能不说是李世民施行统??的一个极为精明的策略。
由上可见，修谱本身就蕴含着李世民极为迫切的政治要求，因此，当高士廉等人经过几年的努力，编成《氏族志》草稿，进呈给李世民时，出于重视，李世民开始仔细审阅。当看到把山东士族之冠崔氏干列为第一等时，李世民甚为不满，大发了一通议论：“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幸，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氏干犹为第一等？”早在族谱修订前，李世民就曾多做暗示，而高士廉等人却没有照办，竟然仍旧没把皇姓列为一等，而仍将旧士族的崔姓列为第一，如此一来，大大违背了李世民修订族谱的初衷，这就难免会使他很不高兴地加以斥责了。
说完上述那些话，李世民意犹未尽，他说：“我和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过去没有恩怨，只因他们累世衰落，又无人做官，还自称士大夫，婚嫁时索要许多财物。有的才学平庸而自命清高，贩卖祖宗的名望，依靠这个发财尊贵。我不理解社会上为什么有人看重他们？再说士大夫有才能有功劳的，做得高官，善于服侍人君和父母的，忠孝值得赞扬；有的道德高尚，学识渊博，这也足以立为门户，可以称为国家的士大夫。现在崔、卢这些人，只夸耀远世祖宗的尊荣，怎能比得上我朝的尊贵？公卿以下何苦送给他们那么多钱物，助长他们的气势，只图虚名不顾实际，以结交他们为荣耀。我现在所以要考定氏族，是想树立当朝官宦的尊荣，怎么却仍把崔氏干列为第一等？我看你们没有看重我给你们的爵位啊！不管数代以前如何，只按现在的官名、人才划分等级，一经量定就要永远遵守。”
在这段话中，李世民先是旁敲侧击，其后捺不住自己的忿忿之情，话中的目的性越来越明显了。最终，终于将自己修订族谱的目的层层剥离出来。“不须论数世以前，只取今日官爵高下做等级”，这样一来，一些非士族出身的当朝新贵就有了进入士族之流的可能，李唐王室的身份更会日显尊贵，而对于政治地位日趋衰微的旧士族而言，则无疑是一个极为致命的打击，他们的地位必将因此而更加贬值。未达目的誓不甘心，在李世民“更命刊定”的指示下，贞观十二年，《氏族志》终于出笼了，其中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氏干为第三。”李世民这才感觉到舒心了一些，于是下诏全国颁行。他说：“氏族的光彩决定于官品的高低，婚姻的选择应以仁义为先。自从北魏失国、北齐灭亡之后，时代变迁，风俗也已衰落，燕赵古姓大多失掉了官位，齐韩的旧族又违背了仁义的风气。他们名不著称于地方，自身陷入贫贱，而却自吹是高门望族之后，不遵守平民百姓婚配的礼仪。问名只知道勒索财物，嫁女一定要嫁给富家。还有新做官的人和有钱人家，羡慕这些人的祖宗，争先与他们结成姻亲，多送金玉布帛，就像商人做买卖一样。他们有的贬低了自家门第而受辱于亲家，有的则倚仗旧时的声望而对公婆无礼。这些气习已积成风俗，至今没有停止，既扰乱了人伦，又损害了名教。我早晚操劳，励精图治，历代的积弊都已革除，只有这坏风俗未能彻底改变。从今以后须明加告示，使人们懂得嫁娶的规矩，务必合于礼法，合乎我的心意。”这一诏令的颁行和盘托出了李世民意欲禁止卖婚的目的，而禁止卖婚的真正意图无非是为了贬抑旧士族地主的地位，并维护和提高李唐王室的声威。尽管史实证明，由于习惯使然，人们仍将与旧士族联姻视为荣耀，李世民的禁止卖婚的目的未见显效，但是，通过《氏族志》的修订，李世民真正的意图——扬己抑异，却顺利得以实现。重订氏族谱，使李唐新贵们的政治权势和社会地位都有了更大的提高，也让李世民找到了管人用人的要诀，并为李唐政权的牢固又加了一道保护墙。
50.治人之法一定要巧妙
治人之法是一种需要细致谋划的成功之术。大家知道，“口蜜腹剑”是人们对唐朝宰相李林甫的最确切形容，李林甫自然是奸佞邪恶小人，而此处的“口蜜腹剑”则是刘邦用来对付奸佞邪恶的小人赵高的，可谓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