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也不可视而不见。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成功运用，是以牺牲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利益为代价的，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赎买政策。在这种政策的导向下，从宋太祖时开始，武将掠夺土地、经营牟利、聚敛财宝的风气就已形成，并且逐渐盛行。如石守信“专务聚敛，积财巨万”。这些将领在罢解兵权后，大多郁郁不乐，便把心思用在积累财货、购置土地、蓄养奴仆、寻欢作乐上面。宋太祖对此一般是听之任之。在他看来，只要他们不危及皇权统治就行。这种政策和心态影响到宋王朝几百年的政治。整个宋朝除了少数将领如岳飞等人外，大多数将领都带头兼并土地、行贿受贿、贪财黩货，这显然与宋太祖为了解除武将的兵权而倡导的醉生梦死的人生观是有联系的。
宋太祖说话算数，履行了与功臣宿将结为亲家的诺言。在“杯酒释兵权”之前，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秦国大长公主（燕国长公主）嫁给了忠武节度使高怀德。张令铎罢军职为镇宁节度使，太祖亲自牵线搭桥，让张令铎的三女儿做了皇弟赵光美（廷美）的夫人。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太祖长女昭庆公主下嫁王承衍。两年之后，太祖第二个女儿延庆公主下嫁石保吉。王承衍、石保吉何许人也，何能做皇帝的女婿，原来他俩分别是曾与太祖结为兄弟并在“黄袍加身”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高级将领王审琦、石守信之子。
与功臣宿将结为亲家，一方面显示彼此亲密无间，另一方面隐藏着同舟共济的美愿。太祖这样做，显然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这种政治婚姻有利于新建立的宋政权迅速趋于稳定。同时在“共保富贵，遗其子孙”的思想指导下，太祖大肆赏赐亲家儿女，他们自己也拼命聚敛财富传给后代。久而久之，其不利影响便日益暴露出来。
在石守信等掌握重兵的禁军将领被解除兵权的同时，其所担任的职位没有再补充人选，实际上是撤销了这些职高位重的职衔。如任命慕容延钊为节度使时，就乘机除掉了殿前都点检这个最重要的禁军职位。任命高怀德为节度使时，又撤除了殿前副都点检一职。石守信刚开始出任节度使时，还挂着个空名军职，不久被解除，于是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也被取消。加上先前石守信升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后，副都指挥使没有除授，实际上空缺。这样，禁军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两司的高级将领大多离任，职位也大多空缺。剩下的几个职位，有的由庸才担任，如殿前都指挥使韩重，就是因为他平庸无谋，容易控制，担任此职长达六年之久。既然平庸无谋，当然不可能率兵征战。韩重虽然处在殿前都指挥使的职位上，但没有率兵打过仗。这期间，他先后负责过修筑皇城、整治洛阳宫殿、堵塞黄河决口等事宜，就是没有他率兵出征的记录。
有的由资历粗浅者担任，如殿前都虞候张琼是在前任皇弟赵光义兼任开封尹后，由内外马步军都头越级迁升的。他性情暴戾，不久被人诬告不法而被赐死。侍卫亲军司的两位将领刘光义、崔彦进无论是才能还是威望都远在前任高怀德等人之下。
由于侍卫亲军司正、副将领职位都不设置，又没有兼任的统帅，于是侍卫亲军司逐渐分裂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加上殿前司，合称“三司”，又称“三衙”。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司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司设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即所谓的“三帅”。禁军由三衙的三帅分别统率，互不隶属。这样总领禁军的全部权力就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三衙鼎立改变了过去由禁军将领一人统率各军的体制，先把兵权分散，而后再集中于皇帝。这种由分散到集中的军事体制，保证了皇帝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三衙统领禁军，只是统管禁军的训练等事项，而没有指挥调动军队的权力了，禁军的调遣和移防等指挥调动权归枢密院管辖。枢密院设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拥有调兵权，但不能直接统率帅士兵。这样，握兵权和调兵权分开了。遇到战事需要派禁军出征，必须有枢密院签发的虎符为凭。出征士兵的将帅不是管军的三衙将领，而是临时委派的其他官员。
宋太祖采取这样的措施分散禁军的兵权，从体制上断绝了唐末五代那种将领和士兵长期结合而形成的“亲党胶固”的关系，有效防止了武将发动兵变的可能性。无论是将领个人，还是有关部门，都不可能拥兵自重，都不可能凭军权对皇权构成威胁。
从成功学角度看，赵匡胤的软招可谓四两拨千斤，不见刀剑，却比刀剑更厉害！
44.不可纠缠在小事之中
就事情的大小而言，大可以指全局，小可以指局部。要做大事，须纵观全局，不可纠缠在小事之中摆脱不出，否则就会一事无成。
《郁离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赵国有个人家中老鼠成患，就到中山国去讨了一只猫回来。中山国人给他的这只猫很会捕老鼠，但也爱咬鸡。过了一段时间，赵国人家中的老鼠被捕尽了，不再有鼠害，但家中的鸡也被那只猫全咬死了。赵国人的儿子于是问他的父亲：“为什么不把这只猫赶走呢？”言外之意是说它有功但也有过。赵国人回答说：“这你就不懂了，我们家最大的祸害在于有老鼠，不在于没有鸡。有了老鼠，它们偷吃咱家的粮食，咬坏了我们的衣服，穿通了我们房子的墙壁，毁坏了我们的家具、器皿，我们就得挨饿受冻，不除老鼠怎么行呢？没有鸡最多不吃鸡肉，赶走了猫，老鼠又为患，为什么要赶猫走呢？”
这个故事包含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事情有好的一面，自然也有存在问题的一面，但是我们应该看其主流。赵人深知猫的作用远远超过猫所造成的损失，所以他不赶猫走。日常生活之中确实有像赵国人家的猫那样的人，他们的贡献是主要的，比起他们身上的毛病和他们所做的错事来，要大得多。如果只是盯住别人的缺点和问题不放，怎么去团结人，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呢？
同样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一味地强调细枝末节，以偏概全，就会抓不住要害问题去做工作，没有重点，头绪杂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做起才是正确的。因此无论是用人还是做事，都应注重主流，不要因为一点小事而妨碍了事业的发展。须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要用的是一个人的才能，不是他的过失，那为什么还总把眼光盯在那过失上边呢？
古人把对小节不究看做是一个人能否成大事的关键。他们提倡的是胸怀大局，不纠缠于细枝末节，看重的是人的才干，而不是他的问题。能够宽恕他人的短处和过错，不因为人才有哪一方面的缺陷就放弃使用，这是忍小节的中心内容。所以《列子·杨朱》篇中讲：“要办大事的不计较小事；成就大功业的人，不追究琐事。”
历史上那些明智的统治者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广泛地招贤纳士，集合起天下有智慧的人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进而完成自己的雄心壮志。相反，嫉贤妒能，因为别人有一点小问题，就置人才于不用的人则十分愚蠢。
宁戚是卫国人，他在车旁喂牛，敲着牛角高歌。齐桓公见了认为他非同寻常，就打算起用他管理国家。臣子们听说了此事，觉得慎重起见，应该多了解一下有关宁戚的背景，就劝齐桓公说：“卫国距离我们齐国不算远，可以派人去那里打听一下宁戚的情况，如果他果然是个有才德的人，再使用他也不算晚呀！”齐桓公听了以后说：“你们所以建议我派人去打听，是怕宁戚有些什么小毛病、小错误而对他不放心的缘故。如果仅仅因为一个人有些小毛病而抛弃他，不使用他的真正的大才，这正是世人失去天下贤士的原因。”随后齐桓公力排众议，提拔重用了宁戚，让他做了上卿。齐桓公充分认识到作为一个统治者，在用人方面应该看重什么，不应该计较什么，所以他才能不计人才的小毛病，提拔重用了一批有才干的贤士，自己成为霸王。如果相反，不看人才的主流，用条条框框去限制用人，哪一个人能够符合标准被重用呢？
相传子思住在卫国，向卫王推荐荀息时说：“他的才能可以率领500辆战车，可任命他为军队的统帅。如果得到这个人，就会天下无敌。”卫王说：“我知道他的才能可以成为统帅，但是荀息曾经当过小吏，去老百姓家收赋税，吃过人家两个鸡蛋，所以这个人不能用。”子思说：“圣明的人选用人才，就好像高明的木匠选用木材，用它可用的部分，抛开它不可用的部分。所以杞树、梓树有一围之大，但有几尺腐烂了，优良的木匠不敢弃它，为什么？那是因为知道它的妨害很小，最后能做成非常珍贵的器具。现在您处在战国纷争的时代，要选取可用之才，只是因为两个鸡蛋就不用栋梁之材，这种事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啊！”卫王再一次拜谢说：“接受你的指教。”险些因为两个鸡蛋就葬送了一个军事统帅，要不是卫王能够认真听取子思的意见，哪里再去找一个领兵打仗的干将呢？荀息的故事给我们以启发，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放弃不用具有大才干的人，而任用那些没有问题、也没有才干的人。在历史上和日常生活中，我们都遇见过这样的人，他们看问题往往不注重大局，只拘泥于小节；他们看待人，也不看别人的主流，而是纠缠于一点小过失。
司马光在《谏院题名记》中说：“处在这个官位的人，应当从大处着眼，舍弃细小之事。”
这是对每一位统治者的告诫，也是对所有人的告诫。作为统治者从大处着眼，不计较小事小节，能够忍受自己的部下犯错误，宽以待人，才能使他们的智谋为自己所用。西汉的陈平家里很穷，可是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因此村里举行社典，都由陈平主持，并帮助屠户分肉，分得很公平。乡亲说：“不错，姓陈的小子分得好。”陈平说：“唉，如果让我分割天下，天下也会像这肉一样被处理得很好。”起初陈平为魏王做事，因出错而不被重用。离开魏王去跟随项羽，结果又因犯了罪跑掉了。
后来楚王在荥阳包围了汉王，汉王对陈平说：“天下动乱纷争，什么时候才能安定？”陈平说：“项王的正直之臣，只有亚父等几个人，现在若用反间计使他们互相猜疑，我们就一定会攻破楚国。”于是汉王给陈平四万两黄金，让他去实施计策，从不过问金子的使用情况。陈平运用反间计，使项羽特别猜忌亚父，不再用范增的计策，因此击败了楚国。陈平在归顺汉高祖前，曾经为魏王、项羽等人服务，由于名声不好，都没有受到重视。而汉高祖重用他，运用他所出的方案、妙计，获得了楚汉相争的胜利。
上例说明：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与其善于选择人生大目标、从大处考虑密切相关。你应当从中悟出“从大处着眼”的成功之道！
45.施展“瞒天过海”之计
假如一个人明处有一手，暗处藏一招，与之相往来，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在《三十六计》中有“瞒天过海”之计，即为这种招法的生动体现。
北宋初年西夏人经常侵犯边境，一次他们又来骚扰，渭州知州曹玮领兵出战，打了胜仗。敌人丢下物资逃跑了，曹玮派人打探到他们已经走远了，命令士兵赶着敌人丢下的牛羊，抬着他们丢下的物资，慢慢地往回走。敌人逃了几十里后，听说曹玮贪图财物行动迟缓，队伍零散，就又返回想袭击他们。曹玮得到情报后，仍然不慌不忙地带着队伍慢慢走，部下很担心，对曹玮说：“把牛羊丢下吧，带着这些东西，跑也跑不动，打也打不了，敌人追上来怎么办？”曹玮对这些话全不理会，队伍还继续往前走，又走了半天，到了一个比较有利于战斗的地形，曹玮才命令停下来等待敌人的到来。敌人快要逼近的时候，曹玮派人迎上去对他们的首领说：“你们从远道而来，一定很疲劳，我们不想乘你们疲劳的时候和你们作战，请你们的人马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咱们再决战。”敌人正跑得精疲力尽，听他如此说非常高兴，坐下来休息。过了好长时候，曹玮派人对敌人说：“休息好了，咱们可以交战了。”于是双方击鼓进军，曹玮的部队毫不费力就把敌人打得大败。
曹玮的部下对这一仗取胜如此容易都感到奇怪。曹玮说：“我知道敌人已经很疲乏。让大家赶着牛羊抬着财物，作出贪图财物的样子，是为了诱骗敌人，把他们引出来。等到他们走了很远之后再回头来袭击我们，几乎走了一百里地。这时如果马上和他们交战，他们虽然疲劳，但是士气正旺，谁胜谁负很难分晓。我让他们先休息，是因为走远路的人，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就会腿脚肿痛麻木，站立不稳，根本无法作战。我就是根据这一经验打败他们的。”
请看，曹玮故意制造假象，迷惑了敌人，表面上合乎敌人的判断，背离了客观实际，而实质上早已制定好了对付敌人的计划，计划的制定是根据客观的实际，事物的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而制定出来的，这样一旦和敌人作战，就能克敌制胜，“忤合之而化转之”。这正是对忤合术的灵活??用。
公元1521年明武宗逝世。张太后即召大学士杨廷和到行宫秘议立储事宜。杨廷和请太后屏去左右的人，秘密向太后禀道：“朝廷上一些臣子，听说皇上晏驾，一定会谋变，请您事先防备此事。”张太后一听，心中大惊，忙向杨廷和询问对策。杨廷和回答太后说：“现在有一个主意，只有秘不发丧，先回到皇宫内，秘密商量此事，此地耳目太繁杂，只有回到宫中，再做计较。”商议已定，太后立传懿旨，即刻还宫。杨廷和随张太后返回宫中，略行安排筹划，便赴内阁。这时太监谷大用、张永进宫打探信息，杨廷和对他二人道：“皇上大渐（已逝），应立皇储。”谷、张二人表示同意。来到内阁，杨廷和即从衣袖中抽出祖训，宣示众官道：“兄终弟及，祖训昭然。兴献王长子，系宪宗孙，孝宗之子，皇帝从弟，按照顺序，当然继立。”随后即派人入启太后。杨廷和率众官至左顺门候旨。不久，中官捧出遗诏和太后懿旨，定立兴献王长子朱厚即帝位。这时众官才知武宗已不在人世，但遗诏已下，帝统有归，即使有人不同意，也是无益，大家只好含忍而去，任凭杨廷和发落后事。
明武宗死后，朝政不稳，在复杂的局面下，大学士杨廷和借重皇太后的权望，采用“瞒天过海”之策，密不发丧，而是暗中与太后商定嗣皇人选，一齐公布，百官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只好赞同，从而使朝政顺利渡过了一场潜在的危机。
皇上晏驾，“秘不发丧”，杨廷和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一决策，对朝政的稳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见杨廷和是深谙“瞒天过海”之计的，对此术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的。“瞒天过海”是为了隐藏目的，采取明暗两手去做事，这样可以避开眼前危机而化险为夷。
46.拿出攻守转换的绝招
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如何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呢？其绝招何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就是必须要有解决问题的眼光和能力，把攻守转换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让可用的人真心产生佩服感，恩威并施者往往可获大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