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书新做的另一个好处是，有利于团结作者，巩固和作者的关系。未来的出版行业拼的是什么？人才不必说，资金不必说，这些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有一点，提请大家不要忽略，即出版资源问题。哪一家出版单位，在此问题上高度重视，并有成效地去做了，哪一家的发展就会有保障，可持续。那么，资源的核心是什么？不用说，是人。是作者。一个编辑，你团结的作者越多，层次越高，社会影响越大，你的资源就越优质。如此，你的编辑工作就会越有成果和保障。反之，你将极大地受困。当然，今天理解作者资源，我们可以将其内涵放大。比如文化创意公司，其他媒体的创意团队等等，我们都可以作为资源来对待。我们不在这里讨论编辑如何通过自己的建设性工作，去加强作者队伍建设问题。明眼人一眼就会直接体会到，老书新做对于团结作者的直接作用。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没必要讳言利益问题。作者呕心沥血写出的作品，出版一定时间后，出版社能够给其老书新做，这在客观上一则对其图书的价值和生命力给予了肯定，另则又同时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如此情况，哪一个作者不会对你“感恩戴德”呢？受到关心关照的人，理当有表示，有回报。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人之常情、常理。
老书新做的第三个好处是有利于出版社图书资源的维护。以常规观之，现今的出版单位，多年来所出版的图书，品种数量类别等可能有差异，但在传承价值上，基本上体现出的是下列的特点：一部分成为经典读物；一部分虽够不上经典读物的档次，但具备相当的传承价值、生命力和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可常销，不断地再版；一部分被淘汰。三种情况，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都不少。如果悲观一点儿观之，第三部分的图书品种数量可能最大。出版社要发展，需要经典读物，需要畅销书，也需要大量第二档次的再版图书。总之，对于本来就不很多的能够成为资源的图书，进行老书新做，对于维护出版社的资源，并最大化地产生效益，意义重大。
老书新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图书已经市场检验，投资风险小，有的时候，效益还明显。中青社曾经出版过定价为66元的《城南旧事》版本。这是一本版权引进书。第一次出版的版本不用说，很漂亮。开本大气，材料也好，定位在相对高端一些的读者购买。自然，发行量不会特别的大。一段时间后，为了开发市场，面对低端一些的读者，出版社将原版本改造，缩小开本，降低用纸档次，降低价格。新版《城南旧事》从“神坛”走向“民间”， 22元版本、16元版本发行量均很大，几年内发行达数十万册。刚刚老书新做过的《徐悲鸿传》，从图书开本、装帧设计、内文图片的增删，到图书整体的展现，都做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对于旧有的版本而言，新版已远远不再是简单的再版。经过“新做”的《徐悲鸿传》起印一万册后，很快即再版。有生命力的老书，不但会被当时的读者喜欢，影响他们；也会对后来的读者产生影响。读者是动态的，是变化着的，一茬跟着一茬。这也是老书新做的基础。
老书新做的前提是内容上的质量有保证。我们不能不承认，图书的价值，最突出的表现在内容上。一本书，至少要做到让读者翻阅后可获益，如果能够产生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那更好。中青社20世纪从60年代到90年代，完成了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出版工作。第一卷出版于1963年，第二卷出版于1977年，都是小32开本，简装。1981年作者姚雪垠完成了第三卷《李自成》的写作。出版时改成了大32开本，仍然为简装。之后，又经18年后，最终完成第四、第五卷的写作。1999年出版时，出版社的领导肯定了文学编辑中心的操作方案，即在出版第四、第五卷的同时，连同前三卷一同出版，一体设计，统一开本，一体营销，使中青社在保存一整套五卷本《李自成》的同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并为今后宣传和参与评奖创造条件。五卷本《李自成》的出版，市场和社会反响良好，我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而前三卷一定意义上的老书新做，使我们获益良多。
诚然，即便是在值得做的价值判断上做出肯定的答案后，有一些图书仍需进行修订工作。这种修订，主要是解决图书中有一些已经过时的、不符合当下的提法，还有一些不妥当的内容、乃至观点。这些内容、观点难免带着出版时的时代的烙印。修去这些烙印，是老书新做的必要工作。我们以中青社出版的《通俗哲学》为例，看一看修订工作的重要。例一，在第九讲《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量变质变规律》中，有这样一段话：“比如，一个生产队搞得好，必定表现为粮食和多种经营产品的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生产队的公共积累有所增加，社员的收入有明显的提高，等等。”《通俗哲学》出版于1982年，在当时，“生产队”、“社员”等词汇通行；但到了现在，生产队已变成了村民委员会，社员已被村民所取代。所以，不作任何的修订而再版，显然会带来图书的硬伤。例二，在第十七讲《自然界是一本不隐藏自己的大书——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一节中，有一个自然段这样说道：“那么，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得到高度发展的今天，不可知论为什么又没有绝迹呢？这就不能不看到，不可知论作为一种哲学思潮，不仅有它的认识论根源，而且还有它的阶级根源这一方面。这在康德的不可知论中暴露得很明显。作为自然科学家的康德，他的星云假说是对宗教自然观的冲击，可是作为哲学家的康德，他又企图调和科学和宗教的矛盾，限制科学，用不可知论来为上帝保留地盘，宣称那是知识不能达到，只由宗教信仰才能达到的领域。这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不可知论思想，具有浓厚的悲观论色彩。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衰落、没有出路在人们思想上的一种反映。”我们知道，人类社会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和强化着自己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知。基于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去探寻未知世界，为人类造福，这是全人类的使命。从认识论的角度考量，跟阶级的关系并不大。何况悲观色彩并不只是资产阶级的专有。而结论式的语言，“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衰落、没有出路在人们思想上的一种反映”，在现实社会的发展中，也不是事实，至少不是准确、科学的表述。修订时作了整段的删除。例三，在第二十五讲《打开社会历史迷宫的钥匙——生产和生产方式》中讲到产品分配关系时原有的一段话：“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归劳动人民所有，产品也就归劳动者所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被改为“在我国现阶段，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相适应，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用说，改后的表述是准确的。例证不再举，从以上3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老书新做时图书内容修订的重要意义。
那么，老书新做，该怎么做呢？总体的把握，简言之，就是在图书内容和形态上进行建设性的工作，使之符合当下的阅读需求。内容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价值判断及必要的修订外，可以尽可能地增加一些新的时代的元素，使图书信息量放大、功能放大。而在形式方面，今日的书装形态，已经不仅仅是如何考虑做个好的封面，内文做一下简单的插图。所谓“货卖一张皮”的工作。大量的时间和功夫，要放在如何使图书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吻合、匹配。图书在必要的前提下，进行全方位的设计、包装，在今天，这种理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对于书装形态作用的估价，人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不予重视。因为遍观图书市场，好的图书设计形态，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于销售。中青社前些年出版的《藏地牛皮书》，在很大的程度上书装形态起了作用，设计者采用了藏地文化中，典型的黑、红、黄色彩的有机搭配，将封面有意识地做旧，做旧却不旧，很好地突出了藏地的特色；图书的内文每页都根据内容的需要，进行了设计。图书整体呈现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让人自觉地产生亲切感，从而喜欢。也因此，此书成为畅销书和常销书，一直在卖场上表现良好。要说明的是，《藏地牛皮书》不是老书，举这样一个例子，只是想借以说明，不论老书还是新书，其在书装形态上的重要性。真正是老书又进行了新做，我们可以举中青社60周年社庆时所做的经典系列来加以说明。做这套图书，我们的定位很明确，既然要为社庆服务，就要做出档次，与经典匹配；同时，这样一些图书又有一定的市场，故设计及整体形态要有一定的视觉效果，体现出一定的经典、时尚的元素，从而有利于销售。另外，我们重点考虑了图书传承的意义，我们将原版的封面进行缩小后作为书影置于新版封面的适当位置，起到了比较好的设计效果；而在内文的处理上，我们尽量求其简单、干净、大方，使整体体现经典图书的定位。这套丛书的新做效果是好的。盛世论书，探寻图书书装在现今的社会得以被人重视的原因，当与现实社会中人民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的提高、具备一定的文化品消费能力直接相关。试想，当一个人在有能力消费得起图书的时候，他自然会希望图书形态好一些。老书新做，说起来似乎简单，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其实很不简单。因为每一种书内容都是不同的，个性化的。也因此，要求每一种书都要有适合本书的图书表现形态。做到千人千面，这就难了。但惟其难，也才显出其重要。有人说，图书产生效益，三分之一在内容，三分之一在形式、三分之一在营销。在经济发达的社会，这话有道理。
老书新做，对于出版社而言，要注意挖掘作者的新作品。毕竟我们把作者的一本老书新做了，对于作者而言，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此时，对于编辑而言，这是与作者充分沟通的机会。沟通当不仅限于老书如何新做，还理应包括作者当下的思考和创作，包括有无可能进行新的项目的合作。
老书新做要注意的事情：一是简单理解。简单的再版不等于新做。新做必然是一种全新的面貌。二是要避免走向极端，不考虑内容，或对内容的重视度不够，一味地偏重于形式的强调。徒劳地增加成本，又不能给书添彩，这样的效果不可取。三是要避免向后看。老书新做，对于编辑而言，所投入的精力、智力，不亚于做一本新书。这种情形客观上虽然不至于造成必然影响新书资源的开发占有的结果，但掌握不好，负面影响还是存在的。因此，对于老书新做要有正确认识，不能盲目。如果只是关注了老书新做，导向上传递出鼓励大家都往后看的错误信息，从而在总体图书出版品种中老书新做品种与新书品种的比例失调，其结果自然会影响出版社在图书出版方面的创新能力；而新书品种的不足，也会影响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宏观管理上，出版社需要处理好老书新做与新书开发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老书新做与新书开发双管齐下，比翼双飞。
经典再造，这是一个由老书新做派生出来的话题。不用解释，经典，固然是老的东西。于出版业来说，经典，往低了说，是指的已经出版过的、代表性作家、学者、专家的既权威又有代表性的作品。再造的原因，是经典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当下仍有很突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如此，再造成为必然。
一般而言，经典在我们的出版物中，数量较少。我们通常“再造”的一些书，用经典来概括有些牵强。换个说法，比如好书、优秀图书，至多可称“准经典”，也就到头了。为了再造，我们没必要把一些够不上经典的图书，强说成经典。如果这样，我们就把经典人为地降了格，往深了说，经典被庸俗化。
于一家出版单位而言，经典是其形象，是其多年经营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因了经典、因了这些多年经营传承的宝贵财富，出版社有了业界的地位，有了自己的品牌，有了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因此，珍视经典，重视再造，便成为出版社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从业者注意的是，由于经典少——自家少，别人家也少，说到底是资源少，故在资源的维护和占有上，我们要给予足够的注意。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由于经典少量，故在我们的出版工作中，要从整体经营的角度，对经典再造的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在这方面不可犯极端的错误。高估不可，轻视更错。
经典再造，简单理解，其核心不过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经典？其二，怎样再造？
关于什么是经典？定义和概念上的解释好办。一般意义上去理解，出不了大格。倘心里没底，不把握，可去翻《辞海》，那解释绝对权威。什么是经典，理论上的说明没难度，难度在出版实践中，人们在具体把控中，经常犯错误。我们经常会犯一些事后都让我们自己哑然失笑的错误，我们经常会把不是经典的东西，或者迹近经典的东西，当作了经典。所以，做经典再造，我们还要在到底什么是经典上，下一番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