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任何一个大学校里，闲谈的时候，总常常听到人们谈起：这个大学里面，曾经陆续的或在同样的时期中有过多少位名教授，或是，从这个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有多少位已经成功了中国的某某几方面的“伟人”。
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
陶希圣
蔡先生来校以前的预科
我在民国四年考上北京大学预科。那时北大预科的学长是徐崇清先生。他办理预科一切从严，学风很好。预科三年，分文科和实科。实科需修英文和德文；文科则是英文、法文、也有日文。一般说起来，外国语以及科学水准都相当高。预科设在译学馆，有一个独立的局面；而预科的学生甚至对本科的学生看不起。当时有这么一种情形。
改制后的法律系
民国六年蔡先生来了之后，他就把制度改了。他认为北京大学应该注重理论的科学，设文、理、法三科（学院）就好了，把北大的工科移交北洋大学，而把北洋大学的法科挪到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的法科也归并起来。这是民国七年的事。我那时由预科升法科法律系一年级。经过这一归并，我这一班就成了很大的一班，有一百多人，包括三个学校法律系学生，即北大预科升入本科的，以及北洋大学和中国大学法科一年级的学生。这三校校风不同，学生的态度也就不一样。下课休息时一眼就看得出来。北大预科升上来的，大家同学多年，都很熟了。下课时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北洋大学的学生读书用功，下课十分钟他们仍然留在课堂上；中国大学的学生则吊儿郎当，自成一格。这一个课堂三种作风留给我的印象，到今天还是很深。
法科原来三年，这时改为四年。预科则改为二年。预科一改为二年，它的独立性就取消了，附到本科里面来。这是北大学制的一次大改革。
教授阵容也有改变
就法律系来说，教我们书的原来都是留日的学生，现任大理院庭长、推事、总检察厅的检察官以及高等法院的庭长、推事等来教我们的课，最出名的就是满清末年起草中国的刑法民法的日本学者的助手和译人，例如冈田朝太郎起草刑法，由张孝〈〉先生翻译；民法是松冈义正起草的，由一位屠先生翻译；张屠诸位教我们的刑法与民法。商法由周先生教，发讲义，他用的底本是松本蒸治的商法，诸如此类。蔡校长来了之后，有一批留欧的学者来了，王雪艇先生就是一个，他在法科教我们“比较宪法”。那时教我们的都是留日的或是用日本的课本来教，对于留欧回来的人觉得他们的方法不一样，有点怪怪的。我在法律系四年级的时候，到图书馆去看书，见雪艇先生也坐在那里看书，却从来不招呼，不交谈。当时的一般同学不大跟师长接触，就是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参加运动乃至被推任学生联合会职务的同学们也不到校长那里去。
后来北京大学收女生，不过我们法律系没有女生，整个法学院只有一个女生，不知是在政治系还是经济系。
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重要的顾客
那时北京的生活很便宜，一个北大学生一年的生活开支包括学杂费在内，平均有一百八十块钱也足够了，节省一点的有一百二十块钱就可以过了。但当时北大学生之中，有继承清末以来的流风余韵。在清末的时候，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有些贵族达官的子弟。到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他的洋车有六个电灯，两个铃，一路铛铛铛的响着来，而他的头发更是梳得油光发亮。在民国初年，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学生之中这种贵族子弟还是不少。北京是都门，政治社会风气仍有满清末年留下来的。在那种氛围之下，蔡校长来了之后，他把学风改变下来，所发生的影响和意义何等的重大。
进德会的八戒
学风的改变第一是学术自由，这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学术自由，各种学说都可以讲，学生的眼界宽，胸襟也开了，不是从前那种样子。第二是进德会。进德会有三种等第，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喝酒、不食肉三戒。所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是针对当时的政客，针对民六、民八的国会。民六、民八的北京政风实在不成样子。而不嫖、不娶妾是针对此而发。学风在这种潜移默化之下无形的改变，主要的还是学生眼界宽、胸襟大，从古老的传统里解脱出来，增广见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收女生是打破传统的大事
北大收女生，在当时北京的社会里头是一件打破传统的大事。当时北京的社会风气是很保守的，如前门外的广和楼，富连成社在那里演戏，不卖堂客票，女人不能进去看戏。东安市场的吉祥茶园，有一个门写着“堂客由此进”，女人要进去必须走那个门，男人则由另一门，男女之分，其严如此。在这种风气下，而一间国立大学竟然招收女生，这是一件很特别的大事。不过北京大学的学风，男生跟男生也没有什么社交。女生来了之后，跟男生也没有什么来往，即使是同班有女生，男生也不跟她们有什么来往，北大的风气一直如此。
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
中国发生巨大影响“不作官”的戒条有很大影响。蔡先生来了之后，所谓“不作官”，把作学问的学术和从政的作官分开，而所谓作官，就是当时北京的政客和官僚的那种官。当时北大学生与政客和军阀，在蔡先生的教导下分家了。也可以说北京大学这一风气的改变，把当时北洋军阀和政客的社会基础给打坏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蔡先生虽然做校长的时间并不长，却对近代中国发生巨大的影响。蔡元培先生与
五四运动顾颉刚
我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4年又考入本科中国哲学系，中间因为生病及家中人死亡等原因，屡次休学，直到1920年才毕业。1919年5月4日，我正在家乡养病，不在北京，因此没有参加那天的游行。但五四运动前后我都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因此，对那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情况，多少了解一些。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
我考入北大的时候，听说教育部曾请严复来当校长，他怕事烦不干；继请章士钊当校长，他又因自己年轻，怕对付不了一班老教授，也不干。后来请了浙江的数学家何时来当校长，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被风潮赶跑了。此后一直由工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工学院院长）胡仁源代理校长，沙滩的红楼就是由他计划建造起来的。1916年冬，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聘请蔡元培先生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初，蔡元培正式到任。他满心想把法、德两国的大学学风移到中国来。他办校的最大一个愿望就是学术自由、百家争鸣。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名改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1913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当然，这样的富豪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我当时比较注意读书，暇时看看京戏，就算是好学生了。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他到校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蔡先生自己虽然在前清中过举人、进士，点过翰林，但他后来到欧洲德、法两国留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一到任，就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他最注意的是文科，认为文科的任务是该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的。他到校之后就断然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以后还陆续聘请了一批有真才实学和有新思想、希望改变旧社会的人来任教。
我在1917年的日记中曾经记叙当时的蔡先生，其一：“蔡孑民先生来长吾校，锐意图新，将以农、工商三科与原有的专科学校合并，大学本干独留文、理、法三科，文科在沙滩，理科在景山东街，法科在北河沿，对于哲学门尤为注重。文科学长夏仲彝去，改聘《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二月）。其二：“先生为人，诚实恳挚，无丝毫虚伪……其言讷讷也，如不能出诸口；然至讨论学理之时，则又滔滔不绝。”（八月）
蔡先生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
1918年6月北大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合影，一排右起：陈汉章、梁漱溟、陈独秀、蔡元培、马叙伦、陈映璜，二排左起：冯友兰
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 先生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一时人才云集，面目一新。像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都来到北大教书。李大钊、陈独秀和他们一起，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斗争，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蔡先生当时声望很高，但不轻视青年人。记得我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曾经向蔡提出：北大“中国哲学系”应改为“哲学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蔡先生不因人废言，接受了我这个青年人的建议，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学系”，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史和哲学流派。另一个例子：梁漱溟比我小半岁，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蔡先生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
蔡先生当校长期间做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王昆仓的姐姐）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触动了封建主义神经末梢的小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
我们学生组织了“新潮社”，由“新潮社”办了一个杂志，名叫《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新潮》的影响也很大，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致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杂志要赔钱，我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由教育经费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我参加了《新潮》的发起和编辑工作。创刊时，主编是傅斯年。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由罗家伦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我接编。我办了3期，因为北洋军阀政府不发学校经费，学校便不能再给补赔，经费不足；再加上印了不少《新潮丛书》一时卖不出去，积压了资金，才办不下去，停了刊。先后参加过《新潮》编辑工作的还有孙伏园、俞平伯、周作人、康白情、何思源等。《新潮》停刊后，当时主管行政财务的干事李小峰，把《新潮丛书》摆在家门口的地摊上卖，大概卖了不少钱。后来他开了一家书店，取北京大学和《新潮》杂志的前一个字，叫“北新书店”。
北京大学的变化影响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如北高师、女师、法政专门、俄文专修、高工、高农等，也仿效北大的样子，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有时还和北大合搞一些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有32名学生被捕 ，关在北河沿，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蔡元培先生本人虽然在五四当天没有参加游行，但他的同情是在学生一边的。他曾经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动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之后，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下，蔡先生只好剃掉了留长的胡子，混上了火车，又到了欧洲，校务由他的秘书长蒋梦麟维持了下去。
记北京大学的教授
柳存仁
北大和北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