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的政治常识，都是偷偷摸摸，由片纸只字禁书中得来，自然不甚充足。但是对于朝政得失，外交是非，和社会上一班风俗习惯的好坏，都喜欢研究讨论。有几位特别能演说的同学尤喜作讲演式的谈话。每天功课完毕，南北楼常开辩论会，热闹非常。高谈阔论，博引旁征，有时候甚至于争辩到面红耳赤，大有诸葛亮在隆中，抵掌谈天下事的风度。果然，“蛟龙终非池中物”，后来所谓交通系，研究系，安福系，以及云南起义，广东护宪，都有我们同学参加，且都是重要角色。极右倾和极左倾人物，无所不有。至于在司法界，教育界，财政界以及某界某界有所建树者，亦有多人。这班人是非功罪，可以不谈，不过他们各有主义，各有政见，不是庸庸碌碌的一辈人，却也值得称道。蔡孑民先生长北大时，人材称盛。学者之外，有提倡小脚的辜鸿铭，有专谈性学的张竞生，就是讲社会革命的人物，亦无不兼收并容。京师大学堂人材，却亦五花八门，无所不具。北大称为伟大，大约就在这一点。
满清政治虽然腐败，但对于初期的大学生，却也十分优待。我们不但不缴学费，并且由校供应伙食。每餐八人一桌，六菜一汤，冬天则改为四菜一火锅，鸡鸭鱼肉都有。有所谓堂提调者，就是现在舍监或庶务科长这类职员，跟我们在一处吃饭。如果饭菜不好，堂提调马上发起威风，惩罚厨子，倒用不着我们学生操心。有一次我记得因为某样菜偷工减料，堂提调大怒，叫来厨子，罚他长跪在饭厅阶前，后来反是学生替他求情，方才饶恕。我们每月有月考，名列前若干名者，都有奖金。数目虽只数元或十数元，但我们大半都是外省来的穷学生，有这笔进款，月间零用，始有着落，有时还可以约二三同学到前门外听听平剧，吃吃小馆。衣服自然是自备，但每人冬夏各给一套操衣。着操衣时脱去长袍马褂，作军队装束，自然感觉新奇。所以那时候对于兵式体操，很感兴趣。虽然每人仍拖一条猪尾巴，不过短衣窄袖，自愿亦以为有“纠纠武夫”气概，大可自豪。每天破晓，操场上就听见“向左转”“向右看齐”各种口号。虽朔风凛冽，大部分学生倒也并不偷懒。记得有一次体操后接着就要祭拜孔老夫子，职员们都衣冠齐整，翎顶辉煌，领导我们行礼。我们本该换衣服，但大家懒于这样作，就短衣一拥进去，参与典礼。孔老夫子那天如果在家，一定要气破肚皮，叫他的徒弟“鸣鼓而攻”我们了。又有一次集体到东城照像，约定排成队伍前往。那时候学生游行，尚不多见，这一列学生军经过东华门大街时，两旁铺户，都觉称奇，男妇老幼，一齐拥出来，观看热闹，一班顽固的满汉朝臣，亦即因此“谈虎色变”。
那时候的学生对于科学，自不敢说有精深研究。不过国学有桐城派大师吴挚甫先生主持，讲学之风，盛极一时。吴先生不久病故，由其弟子张鹤龄先生代替。其他杨仁山，屠敬山，王舟瑶诸先生，都是当时颇颇有名的人物。职员中如于式枚，如蒋惺甫，如李家驹，如王仪通，如袁励准亦都是积学之士。编译局人材更多，严几道，林琴南，罗东，魏聪叔都是近人所知道的名士，统在网罗之列。同学中国学有根底者本来很多，再在各名教授薰陶底下，后来成名者亦有不少人。在当时更有一样好现象，无论中外教师，无论大小职员，都看待学生像子弟一样，研讨学说，质析疑难，没有一样不亲切诚恳指导。所以学生非常敬爱教职员，教职员亦非常亲爱学生。回想当年在校读书乐趣，真使我至今神往。
京师大学堂壬寅年开学时，只有仕学师范两馆。第二年方有译学馆，设在北河沿现今北大第三院。医学馆并未招生，大约成立在我出国之后。校址设在后孙公园。北大医学院是不是就是医学馆传下来的，我因离平过久，内中变迁太多，不十分清楚。师范馆后来改设分科，正式大学由是产生。仕学馆迁至李阁老胡同，即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前身。编译局亦系在我们开学的第二年成立。局址在虎坊桥。后来改为学部，就是拿这个作班底。学部长官，亦就是我们的两位管学大臣。所以现在的教育部，亦就是这一系统演变出来的。现在北大像一朵鲜花，正在灿烂开放，而这一朵花发芽时期，谁都不能不论是在四十六年前。这块园地，是戊戌京师大学堂孙家鼐开恳的，播佳良种子，却是张百熙先生。我写到这里，不能不追念他老人家，当时计划远到和宏大，排除百般困难，培养这个娇嫩的幼苗，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京师大学堂对于中国教育史，占有重要的一页。我们这位张百熙先生，在这一页教育史上，亦实在占有重要的位置。
毛泽东回忆北大
斯诺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当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面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40多岁了。不过他到1927年才参加共产党。
红楼内的李大钊纪念堂
和毛泽东在校工作处“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从现在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本石曾那里学习法文，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另有打算。
“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采、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
…………
“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这个书社，特别是新民学会，都激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这家伙很坏。我们领导了一次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撤换他，并且派遣代表团分赴北京和西南进行反张的宣传，因为那时孙中山正在西南进行活动。张敬尧查禁了《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的反对。
“于是我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组织反军阀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的反军阀的宣传。为了促进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推翻了，长沙建立了新政权。”
……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的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 ；《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