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任何一个大学校里，闲谈的时候，总常常听到人们谈起：这个大学里面，曾经陆续的或在同样的时期中有过多少位名教授，或是，从这个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有多少位已经成功了中国的某某几方面的“伟人”。可是事实上，“伟人”两个字本来就很难说。于是乎北平某著名洋化的大学——已有二十多年与国同庆的历史——的学生，在某一个不很公开的场合里，曾经公开的说过：他们学校里虽然没有出过什么特别有名的人物，可是南京紫金山上面的某一个巍峙的铜像，倒的确可算是本校毕业的某名雕塑家的得意的杰作。结果呢，这个大学的全体员生，从此由于传统的习惯，经验和修养，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能够很清楚的记忆这位雕塑界名人的大名。至于类似的其他方面，无论像党，政，军，教育，农，工，商界，等而下之的重要人才，也都一批一批的把他们的名字流传在各地公私立的大学的人们的口耳里。特别是政界里的大小人物，大约最容易得到大家的艳羡。譬如，你到昨天止仍可以有缘听见上海某教会大学的第一年级的学生，谈起现在任驻法大使的惠灵吞·顾，三十年前在他们校里夜间爬墙偷出宿舍的韵事。当他在喝完冰淇淋苏打水，把话匣子打开的时候，那一种眉飞色舞的情形，真好像他亲眼看见过似的，自然而然的流露着有一种不易形容出来的羡慕的感想。即使没有产生过什么大使的大学，也照样的有他们的心目中共同的崇拜的偶像：本校毕业的出过部长，厅长，专员，司令，……甚至参加太平洋学会的教员，列席庐山暑训的校长，也无不脍炙人口的成为某某大学的“懿欤盛哉”的纪录。这个，倘使我不愿意掩饰的说，当然也是人之常情。假如你没有忘记几年前某杂志里登过一张富有讽刺意味的名片，它所讽刺的深刻的意义，居然引起了某一部分人的赧颜和咒骂，那是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某省省政府主席之同乡某某某”的笑话，那你一定能够原谅这种惯会“隐恶扬善”的美德或专长，也应该算做中国的一种国粹。恐怕只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几乎是一个例外。这个大学，虽然有点儿违犯了“好汉不提当年勇”的原则，它的著名是因为有了四十多年的悠远的历史，又因为民国八年震炫世界的五四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是借它做了努力集中的大本营，至今还给于这几十年间几千万人以极深刻极重大的影响，并且在这个大学里面，这几十年来所产生的特出的人才——如果也像其他各校标榜的所谓人才的话，——那么，它所已经产生的能够独当一面的“要人”，也决计不仅仅限于区区的古语所常说的车载斗量。其中，有的已经是官高极品的院长部长，虽然在校内大约最少得人崇颂，也已列为党国名人。有的也是大学校长，驻外使节，实业巨擘，文坛名流，列为二三流的知名人物。又有的竟然因着事业的不幸，罗网的株连，热血的沸腾，成了著名的烈士；或环境的恶劣，人事的蹉跎，变为落伍的蠹虫；甚或变志失节，不知所终的，详细统计虽然不易获得，想来也不止三万五万，这些人也都曾经在报纸的要电栏里，排过或消失或大或小的铅字，记载过多多少少的新闻。然而奇怪的是，在这个俯拾即是“要人”，同学多半不“贱”的古城老学府里面，很少——我甚至于想说没有——人会引以为荣的提起上述的任何一班人的“光荣”的或“伟人”的史迹。就是在学校里，当着胡适之或顾颉刚的面前，也不会有一个学生走上前去，说上几句应酬恭维他们的客套话，更从来没有听见过张口“院长”闭口“主任”的称呼，虽然他们的名字在别处也许会令人心醉。也许偶然会有人谈到黄季刚，刘师培，辜鸿铭，林损，陈独秀，林琴南，蔡元培，然而，通常喜欢讲他们的逸闻轶事的，似乎总是出之于白头宫女话天宝沧桑似的老校工友之口的时候为多。教员间闲谈拿同事做材料的很少，学生呢，偶然说说是有的，譬如在图书馆翻看《太平御览》翻厌了的时候，然而，那种谈话照例被大家——校内自己人中——认做是消遣时候的点缀，决不加以重视。我知道至今也许有人指得出北大宿舍西斋里，葛天民君情变案女主角某君自缢的地方，但是决没有人能够或者愿意，证明已经成为文化界名人的傅斯年和顾颉刚同住的房间在那号。至于肯说我的同班的王君现在官运亨通，做到××省教育厅长，或李君现在在上海经营商业，赚了几十万几百万的财产那样的话，那如果不是这些话有资格被大家认为最无聊最讨厌的腐化滥调，就是大家会指摘谈说这些话的人的本身，大约是一个智慧商（I.Q.）很低很低的低能儿。
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受过它的优美的薰陶和孕育的，虽然已经有过好几十万人，然而从来没有一个人对它发出过一句轻微的赞美的话，并且把这句赞美的话，用笔墨加以形容。正好像我们对于自己的母亲一样，平素的大发脾气，互闹意见，新旧的冲突，礼教的争执，几乎没有一时一刻我们会表现出来我们是在爱着她的，虽然也许当某一天的晚上，你和母亲大吵大闹之后，你忽然负气去睡着了，到半夜偶然清醒的时候，你嗅着了你床头的清新的花香，看见母亲站在床前瞧着你，也许会不期而然的有一阵子热泪的冲动。这个时候你才有一点儿触摸着母亲的慈祥的爱境的深处的某一个微渺的角落。对于北京大学的感想，我不能够说就是这样，不过多不有一点儿彷徨。我在有机会考进北京大学以前，一向浑浑噩噩，听到关于它的好处很少，进了北京大学以后，又一天到晚埋头伏案，看到它的好处也仍不多。随便的谈起，它的历史，校舍，教员，学生，工友，几乎无一处不会叫人感觉着一种老谱，一种老气横秋的滋味。差不多在里面居住了四个月以后，我才习惯了它的生活，过了两年以后，我才体验出它的整个生活的合于至善。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旧游星散，否则如果我在今天还有机会住在东斋西斋的矮小卑湿的宿舍里，我决不会，也不能写出这样一篇一定会被我的师友同学讥笑做低能的文章。我并不奇怪我要做一个公认的低能儿，然而我现在却不愿意顾这许多。我不愿意忘记，也猜想其他的师友同学们也永远没有忘记那霉湿满墙，青苔铺阶的北大二院宴会厅，更决不会忘记那光线黑暗的宴会厅里，东边墙上悬挂的一幅蔡孑民先生全身的油画，和他在画中的道貌盎然和蔼可亲的笑容。这幅像，这个古旧的厅堂，也许就足以代表北大和北大人而有余。我们一坐在那里喝茶，一抬头就可以瞧见蔡先生了，同时也就可以回想起整整四十年的越是物质古旧，越见精神革新的北京大学的身世。现在我们离开那里已经三年，从苦住在北平笼城中的师友们来的通讯里，隐隐约约的告诉我们，宴会厅已经非是从前的面目了，而蔡先生今春在香港逝世，更让我们增加多少无言的悲痛。有人出版书籍纪念失去了的“水木清华”，我们，可惜我们没有适当的文字来概括北大的全貌，不过，我倘若现在能够抽暇写一篇关于我最敬爱的学校的小文，虽然像这样零零星星，若断若续的写得不成材料，因为低能儿的谈吐总不会天才溢发，但是倘若能够把我个人所感受的回忆，老老实实的纪录下来，万一有一点半点的说到了北大的对于中国教育的特别的长处，多少也可以纪念一下绵长几十年间的师友同学们的艰苦的努力，做将来复兴计划的奠基石下的一块小小的泥块，不仅是想纪念蔡先生毕生精力的经营也。这样说来，“好事别拦着他”，我现在就用腐儒编高头讲章的态度，唠唠叨叨的先“赋得”记北大的教授的一个题目。
学校里面的主体人物，照例应该仅有两种：第一是学生，第二是教授。所以，简单的说起来，教授是各校都有，原已是像上海谚语所常说的：呒啥稀奇。并且教授既然是人类而不是机器，在这个机械文明已经发展到即使是笨重无比的机器也能够很灵便的拆卸装修的时代，若说两足的高等动物的主脑——人——里面挑选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高的领导者，反而一定要固定在某一个城市某一所学校授课，一天到晚在这个学校里卖劲，丝毫不许改变和活动，那岂不是笑话之尤？所以即使在北大，我所要闲话到的人物，也并不是在这个学校永远注册专利，不许旁鹜外务，不许旁人效法的“商标”。更严格一点来说，北大的教授们和学校学生间的关系，其微妙的程度，有非旁观的人所能够想象到的。譬如，在民国二十四年间，北大千里迢迢的聘请了一位当代法学的“泰斗”T君来专任每星期二小时的中国法制史的课程。这位T君虽然学识湛深，名望甚重，指导研究也还适宜，但是其实讲堂上的讲授却并不一定高明。这都不用多提，最妙的是T君除在北大授课外，同时还兼任着另外一个著名大学的专任教授。那是什么学校呢？清华？燕大？朝阳？中国大学？……都不是！我倘若不告诉你，你就是把北平城里城外所有的大学的名字背出来也还是要失望的。原来那是，那是上海昆山路旁的苏州东吴大学的法律学院！结果，他不得不在北大常常请假，并把大部分的授课时间花费在平沪通车的大餐间上面。
这里所讲的只是一个例子，一个不很重要的例子，证明北大的教授们的最重要的工作，决不完成之于教室。北大的教授当然也常常按着钟点到教室里来——虽然也许他们常走错了教室，看错了教室门上的号数——，并且也多挟着“神气活现”的皮包。不过皮包里面，惭愧得很，大约很少有一本商务、中华、世界出版的近人著的“概要”，“发凡”，“大纲”，“基本丛书”等的厚书。那么，皮包里面有的是什么呢？据我所知道的，大约如果讲古籍举要的关于《战国策》的部分的话，那决不是带一本梁启超的“国学指导二种”或什么“国学概论”之类就能够敷衍两点钟的。可惜，陈宗起的《丁戊笔记》，金正炜的《战国策补释》，张尚瑗的《读战国策随笔》，以至于《舒艺室随笔》，《晓读书斋杂录》，《此木轩杂著》，《爻山笔话》，又在南方不大听到有人谈起过，甚至于《读书杂志》，《札》，《过庭录》，《潜邱札记》，在上海都容易叫学生们头痛，遑论其他？大约上海的大学生一辈子只能够读燕京大学燕京哈佛学社出版的《国策勘研》，因为其间有“哈佛”两字，真是神气。这样说来，北大教授们的皮包里面所有的零零碎碎大小线装的本子，真是不应该！他们为什么不买两个汇利洋行的大面包装在里面，肥肥胖胖的，既中看又中吃？可惜北平并没有汇利洋行，而北大教授们又十个里头不准有五个知道哈德门内的法国面包房的正门是朝南还是朝北的。
至于教室内的演讲，虽未必完全到了“陈腐”的程度，但是能够催人睡觉的，可也真有好些个人。胡适之，钱宾四先生的上课，都是采取演讲的方式的；皮名举先生到处宜称决用演讲的方式，并且在一百多人的教室里扯破了喉咙大喊他的湖南国语。上这三个人的课都是很有趣味的，他们所说的话都不至于“语无伦次”，而且总能条理不紊，清清楚楚。胡适之先生的谈吐是可爱的，听说已被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虽然这一点我也是道听途说，没有直接问询过，但是我倘若真去问他，他大约是必不否认的。我怎样知道的呢？因为有一次听他亲口说出来：“我对于演讲，也可以算是久历疆场的老将了。从前我曾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联合广播电台上说话，……”。这段话在我听起来是不觉得他有一丝一毫的自夸的意味羼杂在内的。这就是胡先生的妩媚处。记得温源宁先生作“今人志”的胡适之一段，曾记及他常替教室中的女学生关紧玻璃窗，免得她们衣服穿得少着凉一事。这样的事情我曾经目睹了几次，而且知道每一次的关窗，都是关得恰到好处的。他从来没有在六月十七号以后还去关教室里的玻璃窗。
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的演讲之好，不在其演讲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的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的抑扬顿挫。并且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手头恰巧有一段（不过几句话）在他的“上课”时完全代表他的语言的例子，倘使完全誊写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要说到《水浒传》。现在《水浒传》的故事，完全是四百年，到五百多年的，演变的历史。最初呢，是无数个极短极短的故事，编成了一部。到了明朝，——到了明朝的中叶——，才有一个整个的，大的故事。这个时候，水浒的本了呢，就是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的，一百二十五回的，后来又删改成一百回，七十一回的故事。元剧里面的李逵很风雅，会吟诗，又会逛山玩水。从这个样子的李逵，变到双手使板斧的黑旋风的李逵，而宋江呢，由人人敬爱，变到被骂。这种演变，都是由于一点点的，小小的差异Variation。
好了！再多抄下去，就颇有替“居士大使”宣传他的演说的艺术之嫌疑了。上面这段话的标点，层次，颇有些地方是我随意点圈的，因为想越能够多保留胡先生说话时候的神情越好。我想，凡是胡先生的朋友，学生们，或曾经听过胡先生的演讲的，一定能够感觉到这里面多少有几处神情，样子，是你可以回忆到的真正的“胡说”。
然而说起来又好像有点儿怅惘了，这里面还更包括了悲壮的情绪，那是我平生（当然是算到写文章的这个时候为止，真正的“平生”，我不是一位瞧见了一只大黑猫就替宇宙之谜发愁的哲学家，所以也不怎么的傻想。）所听到的“博士”演讲最激昂兴奋的一次了。那是民国二十五年的冬天，“华北”（这两个字说惯了，其实咱们自己人向来不是这样说的）正在乌烟瘴气的时候。有一天快要下课了，胡先生忽然的感喟起来：“昨天，当局约了我们这一班教育界的人，到怀仁堂（注：在北平中南海）去吃饭。我们本来已经听到了不少的谣言，昨天吃完了饭，大家正想开口，他们中间已经有人表示了一大套他们的所谓‘苦衷’‘苦撑’的艰难了。都是些不很妥当的话。这个时候，大家叫我代表教育界文化界的人来发表一点意见。我站起来说：在四年以前，你们的弟兄们，在喜峰口打了一个胜仗，牺牲了七千多人的性命，七千多人的热烈的性命所造成的光荣局面，你们自己的忠勇的同胞们所造成的好的局面，希望你们要保持着，要能够对得住这死去的七千多人。”一场所谓“自治”的暗潮，就在这几句言简意赅的言语里面消逝了。我想，胡先生说这话的时候，理直气壮，一定有鼎镬置之于前，武士环之于后而不惧的气概！这种气概——也许可以叫做真正的中国学者的书生本色——的影响，使全部的冀察区域的领土完整差不多保持了整整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