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北大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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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北大情怀(8)

虽然,欲图改革,必须自环境之改造入手。重心不在表面,而在人心。今日国家社会之所以每况愈下,根本原因,在于更治之不良,道德之堕落。如寅初回浙未久,而请寅初代谋统捐局长者,不知几几。且有欲寅初推荐往禁烟局者,彼辈之心理。以为寅初现正反对禁烟局则寅初推荐之人员,禁烟局不敢不留用。际此生活困难之时,在政界谋事,果属生活问题,情尚可原。然来寅初处谋事之人,甚至预先说价,必须月薪至若干元以上,或有其它不正当之收益者而后可。是故中国大半人民,虽其私人道德,亦有甚好者,但脑筋中实无一“公”字之印象。帮公家观念之薄弱,已达极点。而对一己之升官发财,譬诸厕所之苍蝇,群相鹜集。故无论何界,敬有一人稍有地位,则其亲戚朋友,全体联带而为其属下,家庭观念之深切,世无其右。当知吾人对于国家社会义务,应以人民之幸福为前提,不当以个人弥补亏空或物质享受为目的。北大昔日既为群众之导师,今而后当如何引导人民,打破家庭观念,而易以团体观念;打破家庭主义,而易以国家主义,恢复人生固有之牺牲精神。否则若仅有表面之革命,恐虽经千百次,于国家于社会仍无补无事也。

且中国人民之心理,对公事家,若不相干,可以不负责任。如寅初此次反对鸦片,时有人以“在此种社会何必做恶人”之语,来相劝勉,若寅初家中妇女,如作此语,寅初本可不加深责。然此种浅薄之语,竟发现在官吏与留学生之口。呜呼!一人公正之勇气能有几何,今不以努力助鼓励,而反以冷水浇头,人心至此,可深浩叹!中国人以“不”字为道德,如不嫖,不赌,不饮酒,不吸烟,果属静止之道德,然缺乏相当之努力,与夫牺牲之精神,以尽人生应有之义务,虽方趾圆颅,实类似腐尸。西人谓Life is activity,漕,反不如截发入出,做和尚之为愈,何必在世上忧忧哉。

是故以北大之精神,牺牲于社会,对于全国,或以范围过大,尚须相当时日。若仅浙江一省,则改造之日、诚可立而待也。欲使人民养成国家观察,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举久战胜环境,改造人心,驱除此等奄奄待毙不负责任之习欲,诸君当与寅初共勉之!北大感旧录(节选)

周作人

我于民国六年(1917)初到北大,及至民国十六年暑假,已经十足十年了;恰巧张作霖大元帅,将北大取消,改为京师大学,于是我们遂不得不与北京大学暂时脱离关系了。但是大元帅的寿命也不长久,不到一年光景,情形就很不像样,只能退回东北去,于6月中遇炸而死,不久东三省问题也就解决,北伐遂告成功了。经过一段曲折之后,北京大学宣告恢复,外观虽是依然如故,可是已经没有从前的“古今中外”的那种精神了,所以将这10年做为一段落,算作北大的前期,也是合于事实的。我在学校里是向来没有什么活动的,与别人接触并不多,但是在文科里边也有些见闻,特别这些人物是已经去世的,记录了下来作为纪念。而且根据佛教的想法,这样做也即是一种功德供养,至于下一辈的人以及现在还健在的老辈悉不阑入,但是这种老辈现今也是不多,真正可以说是寥落有如晨星了。

辜鸿铭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大概先代是华侨吧,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兰大学毕业,归国后有一时也是短发西装革履,出入于湖广总督衙门(依据传说如此,真伪难考)。可是后来却不晓得什么缘故变成那一副怪相,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但是他似乎只是广泛地主张要皇帝,与实际运动无关,所以洪宪帝制与宣统复辟两回事件里都没有他的关系。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我只在会议上遇到他两次,每次总是如此,有一次是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校长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吩咐!”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就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了。又有一次是五四运动时,六三事件以后,大概是1919年的6月5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长,各人照例是说了好些话,反正对于挽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问题只是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可是他后边的一个人出来说话,却于无意间闹了一个大乱子,也是很好笑的一件事。这位是理科教授姓丁,是江苏省人,本来能讲普通话,可是这回他一上讲台去,说了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而且又非常难过的单句。那时天气本是炎热,时在下午,又在高楼上一间房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已经很是烦躁的了,这丁先生的话是字字可以听得清,可是几乎没有两个字以上连得起来的,只听得他单调地断续地说,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北大,北大,我们,如是者约略有一两分钟,不,或是简直只有半分钟也说不定,但是人们仿佛觉得已经很是长久,在热闷的空气中,听了这单调的断续的单语,有如在头顶上滴着屋漏水,实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家正在焦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忽然教室的门开了一点,有人伸头进来把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到刘君在门外顿足大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出惊,丁先生以为在骂他,也便匆匆的下了讲台,退回原位去了。这样会议就中途停顿,等到刘半农进来报告,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所骂的当然并不是丁先生,却是法科学长王某,他的名字忘记了,仿佛其中有一个祖字。六三的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学生都列队出来讲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学生,北京政府便派军警把这些中小学生一队队地捉了来,都监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内。各方面纷纷援助,赠送食物,北大方面略尽地主之谊,预备茶水食料之类,也就在法科支用了若干款项。这数目记不清楚了。大约也不会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会决定请学校核销此款,归入正式开销之内。可是法科学长不答应,于是事务员跑来找刘半农,因为那时他是教授会的干事负责人,刘君听了不禁发起火来,破口大喝一声。后来大概法科方面也得了着落,而在当时解决了丁先生的纠纷,其功劳实在也是很大的。因为假如没有他这一喝,会场里说不定会要发生严重的结果。看那时的形势,在丁先生一边暂时并无自动停止的意思,而这样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有铤而走险的可能。当日刘文典也在场,据他日后对人说,其时若不因了刘半农的一声喝而停止讲话,他就要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实在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关于丁君因说话受窘的事,此外也有些传闻,然而那是属于“正人君子”所谓的“流言”,所以似乎也不值得加以引用了。

许守白许守白(许之衡)是在北大教戏曲的,他的前任也便是第一任的戏曲教授吴梅,当时上海大报上还大惊小怪的,以为大学里居然讲起戏曲来,是破天荒的大奇事。吴瞿安教了几年,因为南人吃不惯北方的东西,后来转任南京大学,推荐了许守白做他的后任。许君与林公铎正是反对,对人是异常的客气,或者可以说是本来不必那样的有礼,普通到了公众场所,对于在场的许多人只要一总的点一点头就行了,等到发现特别接近的人,再另行招呼,他却是不然。进得门来,他就一个一个找人鞠躬,有时那边看不见,还要重新鞠过。看他模样是个老学究,可是打扮却有点特别,穿了一套西服,推光和尚头,脑门上留下手掌大的一片头发,状如桃子,长约四五分,不知是何取义,有好挖苦的人便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做“馀桃公”,这句话是有历史背景的。他这副样子在北大还好,因为他们见过世面,曾看见过辜鸿铭那个样子,可是到女学校去上课的时候,就不免要稍受欺侮了。其实那里的学生,倒也并不什么特别去窘他,只是从上课的情形上可以看出他的一点窘状来而已。北伐成功以 后,女子大学归北京大学,改为文学理学分院,随后又成为女子文理学院,我在那里一时给刘半农代理国文系主任的时候,为一二年级学生开过一班散文习作,有一回作文叫写教室里印象,其中一篇写得颇妙,即是讲许守白的,虽然不会说出姓名来。她说有一位教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地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写信看小说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地听到讲义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相应地也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沉没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了下课的种声响了,教师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鲁迅的小说集《仿徨》里边有一篇《高老夫子》,说高尔础老夫子往女学校去上历史课,向讲堂下一望,看见满屋子蓬松的头发,和许多鼻孔与眼睛,使他大发生其恐慌,本来没有预备充分,因此更着了忙,匆匆地逃了出去。这位慕高尔基而改名的老夫子尚且不免如此慌张,别人自然也是一样,但是许先生却还忍耐得住,所以还教得下去,不过窘也总是难免的了。

孟心史孟君名森,为北大史学系教授多年,兼任研究所工作,著书甚多,但是我所最为记得最喜欢读的书,还是民国五六年顷所出的《心史丛刊》,共有3集,收集零碎材料,贯串成为一篇,对于史书既多所发明,亦殊有趣味。其记清代历代科场案,多有感慨语,如云:

“凡汲引人才,从古无以刀锯斧钺随其后者。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又云:

“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异借满人屠戮同胞,以泄其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摈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孟君耆年宿学,而其意见明达,前后不变,往往出后辈贤达之上,可谓难得矣。二十六年华北沦陷,孟君仍留北平,至冬卧病入协和医院,11月中我曾去访问他一次,给我看日记中有好些感愤的诗,至次年1月14日,乃归道山,年七十二。3月13日开追悼会于城南法源寺,到者约20人,大抵皆北大同人,别无仪式,只默默行礼而已。我曾撰了一副挽联,词曰:“野记偏多言外意,新诗应有井中函。”因字数太少不好写,又找不到人代写,亦不果用。北大迁至长沙,职教员凡能走者均随行,其因老病或有家累者暂留北方,校方承认为留平教授,凡有4人,为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和我,今孟马冯三君皆已长逝,只剩了我一个人,算是硕果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