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北大岁月
2692700000036

第36章 北大情怀(9)

朱逖先朱逖先名希祖,北京大学日刊曾经误将他的姓氏刊为米遇光,所以有一个时候友人们便叫他作“米遇光”,但是他的普遍的绰号乃是“朱胡子”,这是上下皆知的,尤其是在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君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是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抄,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所以朋友们有时叫他作“吾要”,这是浙西的方音,里边也含有幽默的意思。不过北大同人包括旧时同学在内普通多称他为“而翁”,这其实即是朱胡子的文言译,因为《说文解字》上说,“而,颊毛也。”当面不好叫他作朱胡子,但是称“而翁”,便无妨碍,这可以说是文言的好处了。因为他向来就留了一大部胡子,这从什么时候起的呢?记得在《民报》社听太炎先生讲《说文》的时候,总还是学生模样,不会留须,恐怕是在民国初年以后吧。在元年(1912)的夏天,他介绍我到浙江教育司当课长,我因家事不及去,后来又改任省视学,这我也只当了一个月,就因患疟疾回家来了。那时见面的印象有点模糊记不清了,但总之似乎还没有那英雄似的大胡子,及民六(1917)在北京相见,却完全改观了。这却令人记起英国爱德华理亚(Edward Lear)所作的《荒唐书》里的第一首诗来:

“那里有个老人带着一部胡子,

他说,这正是我所怕的,有两只猫头鹰和一只母鸡,

四只叫天子和一只知更雀,

都在我的胡子里做了巢了!”

这样的过了将近20年,大家都已看惯了。但大约在民国二十三四年的时候,在北京却不见了朱胡子,大概是因了他女婿的关系转到广州中山大学去了。以后的一年暑假里,似乎是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这时的逖先在我这里恰好留有一个照片,这照片原是在中央公园所照,正值北大招考阅卷的日子,大家聚在校长室里,忽然开门进来了一个小伙子,没有人认得他,等到他开口说话,这才知道是朱逖先,原来他的胡子剃得光光的,所以似乎换了一个人了。大家这才哄然大笑,这时便是许季、沈兼士、朱逖先、沈士远、钱玄同、马幼渔和我,一共是七个人,这里边的朱逖先就是光下巴的。逖先是老北大,又是太炎同门中的老大哥,可是在北大的同人中间似乎缺少联络,有好些事情都没有他加入,可是他对于我却是特别关照。民国元年是他介绍我到浙江教育司的,随后又在北京问我愿不愿来北大教英文,见於鲁迅日记;他的好意我是十分感谢的,虽然最后民国六年(1917)的一次是不是他的发起,日记上没有记载,说不清楚了。

钱玄同民国二十八年1月1日上午,我被刺客所袭击,左腹中一枪,而奇迹般地并未受伤,这案虽未破获,却知道是日本军部的主使,确无疑问,这事到讲到的时候再说。玄同本来是血压主,且有点神经过敏,因此受刺激以致发病;还有凑巧的一件事,他向来并不相信命运,恰于一年前偶然在旧书里发现有一张批好的“八字”。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东西,大约总还是好多年前叫人批了好玩的吧,他自己也已忘记了,在这上边批到52岁便止,而他那时候正是52岁,因为他是清光绪丁亥(1887)年生的,虽然他并不迷信,可是这可能在他心理上造成一个黑暗。

玄同于1 月17日去世,于今百日矣。此百日中,不晓得有过多少次,想要写一篇小文给他作纪念,但是每次总是沉吟一回,又复中止。我觉得无从下笔。第一,因为我认识玄同很久,从光绪戊申在《民报》社相见以来,至今已是32年,这其间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要挑选一两点来讲,极是困难——要写只好写长篇,想到就写,将来再整理,但这是长期的工作,现在我还没有这余裕。第二,因为我自己暂时不想说话。《东山谈苑》记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倪元镇曰,一说便俗。这件事我向来很是佩服,在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虽是讲玄同也总要说到我自己,不是我所愿意的事,所以有好几回拿起笔来,结果还是放下。但是,现在又决定来写,只以玄同最后的十几天为限,不多讲别的事,至于说话人本来是我,好歹没有法子,那也只好不管。

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近几年来和他商量孔德学校的事情,他总最能得要领,理解其中的曲折,寻出一条解决的途径,他常恢谐地称为“帖水膏药”,但在我实在觉得是极难得的一种品格,平时不觉得,到了不在之后方才感觉可惜,却是来不及了,这是真的可惜。老朋友中玄同和我见面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在是我的长友,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算,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这里我只是少讲私人的关系,深愧不能对于故人的品格学问有所表扬,但是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这一篇文章,在我未始不是一个大的决意,姑以是为故友纪念可也。

蔡孑民蔡孑民名元培,本字鹤卿,在清末因为讲革命,改号孑民,后来一直沿用下去了。他是绍兴人,从小时候就听人说他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原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

三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讲蔡孑民的短文,里边说道:“蔡孑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改革北大。他实际担任校长没有几年,做校长的时期也不曾有什么行动,但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他的主张是‘古今中外’一句话,这是很有效力,也很得时宜的。因为那时候是民国五六年,袁世凯刚死不久,洪宪帝制虽已取消,北洋政府里还充满着乌烟瘴气。那时是黎元洪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虽有好的教育方针,也无法设施。北京大学其时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这就是所谓“古”和“中”而已,如加上“今”和“外”这两部分去,便成功了。他如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让它自由竞争,这似乎也不很妥当。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非如此说法,“今”与“外”这两种便无法存身,当作策略来说,也是必要的。但在蔡孑民本人,这到底是一种策略呢,还是由衷之言?也还是不知道(大半是属于后者吧)。不过在事实上是奏了效,所以就事论事,这古今中外的主张,在当时说是合时宜的了。

但是,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里边先有人表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排斥旧的意思,旧的方面却首先表示出来了。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直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报纸上也有反响,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加猛攻,由林琴南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孑民,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诸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林氏恼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压迫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我与蔡孑民平常不大通问,但是在1934年春间,却接到他的一封信,打开看时乃是和我《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其中一首特别有风趣,现在抄录在这里,题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诗云:“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六么轮值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织麻。/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

署名则仍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我前谈“春在堂杂文”时也说及此点,都是一种特色。他此时已年近古稀,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20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胡适之我与他有过卖稿的交涉,一总共是三回,都是翻译。头两回是《现代小说译丛》和《日本现代小说集》,时在1921年左右,是我在《新青年》和《小说月报》登载过的译文,鲁迅其时也特地翻译了几篇,凑成了每册十万字,收在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里,稿费每千字5元,当时要算是最高的价格了。在一年前曾经托蔡校长写信,介绍给书店的《黄蔷薇》,也还只是2元一千字,虽说是文言不行时,但早晚时价不同也可以想见了。第三回是一册《希腊拟曲》,这是我在那时的唯一希腊译品,一总只有4万字,把稿子卖给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得到了10元一千字的报酬,实在是我所得到的最高的价了。

1938年的下半年,因为编译会的工作已经结束,我就在燕京大学让郭绍虞君找了一点功课,每周4小时,学校里因为旧人的关系特加照顾,给我一个“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的尊号,算是专任,月给100元报酬,比一般的讲师表示优待。其时适之(胡适)远在英国,远远地寄了一封信来,乃是一首白话诗,其词云:“藏晖先生昨夜作了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知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1938,8,4。伦敦。”

我接到了这封信后,也做了一首白话诗回答他,因为听说他就要往美国去,所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这乃是他的临时的别号。诗有十六行,其词云:“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薄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个老倡,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廿七年九月廿一日,体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休,邮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

侥幸这两首诗的抄本都还存在,而且同时找到了另一首计,乃是适之的手笔,署年月日廿八,十二,十三,藏晖。诗四句分四行写,今改写作两行,其词云:“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诗里所说的事全然不清楚了,只是那寄给胡安定的信搁在那里,经过了很多的时候方才收到,这是我所接到的他的最后的一封信。

末了还得加上一节,《希腊拟曲》的稿费400元,于我却有了极大的好处,即是用这钱买得一块坟地,在西效的板井村,只有2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所以花了360元买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那里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至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这是我所觉得深可庆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