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北大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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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北大与学生运动(1)

北大发起任何运动,进步的报纸、杂志,和政党无不纷起响应。国民革命的势力,就在这种氛围中日渐扩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这环境中渐具雏型。

五四那天

杨晦

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就是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

当时的北京政府是亲日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他们,进行掠夺和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人民中反日情绪一直没有消退。五四前一年,留日学生曾罢学回国,震动一时,后来就有不少人参加了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常常发动抵制日货,不过,常常都是在卖国媚外的政府强制下解除了抑制,或用其他方法加以破坏。抵制运动在当时是很有力量的斗争武器。就像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专门造谣,终于被我们抵制掉了,谁也不看,报贩也不给发卖,最后,只好在日本侨民的范围内流通了。

当时北京政府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是安福系有名的卖国贼。曹汝霖是交通总长,章宗祥是驻日公使,陆宗舆是币制局总裁,也是中华汇业银行的老板。

五四前不久,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如何卖国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似地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的小老婆都被吓哭了。

北大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交涉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北京大学和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预计要在5月7日,就是袁世凯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但是,这几天的消息太紧张了,已经等不到5月7日了。5月3日,各校代表和北大学生在北大的三院礼堂开大会,当时情绪激昂,发言踊跃,有一位同学咬破了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表示决心。

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3个(曹章陆)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明天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并给卖国贼送白旗。当夜,住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竹竿上大旗子,短竹竿上小旗子。第二天,北大学生每个人手里都有旗子了。找到卖国贼怎么样呢?也有人想到那里跟卖国贼干一场的;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斗争经验,想的很单纯,只打算把旗送去,像留日学生对章宗祥那样,搞他们一下就算完事。

1919年的5月4日,是个星期天。

那时候,北大的红楼后面还没有灰楼,是一片空场,大家就在那里集合排队。临出发时,蔡先生在出口那里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过,同学们不肯,他也就让开。同学们的队伍全走出了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跟挽联一样: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

到达天安门前,在那里停了好久,有人演说,喊口号。事前,还准备了一份英文说帖,派代表到英美的公使馆去投递,请他们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当时对于英美,特别是对美国还存有一种幻想。谁知道,那天是星期天,他们不办公,也找不到人,只好把说帖丢在那里,就回来了。

这时候,队伍排在路的西边,眼睁睁看着东交民巷的口上,有一个手持木棒的巡捕,来回走着,就是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青年们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冷酷的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停了许久后来说是可以通过了,可是一进东交民巷就往北拐,从利通饭店的后面,悄悄地穿行过去,到了东长安街,停了一下。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说:难道就这样回学校吗?警察宪兵来回跟着我们跑,但不敢动手。

停了一会儿之后,又走动了。大家知道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不过也还是默默地穿过了东单、东四,到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在路北,临街的窗口都是铁丝网。门是紧紧地关上了,怎么交涉曹汝霖也不肯出来。其实,他当时出来了,也许大家就骂他一顿卖国贼之类,丢下旗子走开,也难说。门却始终紧紧地关着。大家有气无处发泄,就用旗竿把沿街一排房屋上前坡的瓦,都给揭了下来,摔了一地,却没留下一片碎瓦,全被我们隔着临街房屋抛进院里去了。

后来,有人从窗口爬进去了,从里面打开大门,大家一哄而入。找不到人,就砸东西,抡起一支椅子腿到处砸,有的砸破了自己的手指,流着血。有的人在撕床上的绸被子,大家的情绪是十分激愤的。

打了一会儿,有许多人都从一个月洞门,拥到东边的院子,是一个花园的样子,正面有一座厅房,前面是个花池。这边的临街墙很低,要早发现,早都进来了。章宗祥从里面出来,大家以为是曹汝霖,都上去打。没有别的东西,就捡砖头瓦片砸,把他砸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有的记载,说他装死,不过那一顿乱砸也够他半死了。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曹家的电话线。这时也有人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放大像一对:原来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

不久,起了火。火怎么起的,始终没有弄清楚。有人说是北大学生黄坚点的火。据匡互生的《五四运动纪实》说是他放的火。也还有人认为是曹家自己放的,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

果然,在起火之后,警察总监就下命令捕人!但这时,学生已经一批一批地走了,留下的已经不多,结果捕走了32人。

当天晚上,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大会。三院礼堂并不大,在当时却觉得大得很。这天晚上礼堂里外都挤满了人,蔡校长也到了会。他当场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32个学生保释出来。

这次大会表现了青年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已经集中在对卖国政府的痛恨上。议决:各校同盟罢课。

蔡校长联合各专门学校校长去保释被捕的学生。但北洋军阀政府找寻借口不肯释放。这时。外界提议纷纷,空气十分紧张。三天后,5月7日的那一天,北京政府害怕再闹别的事,就把学生释放出来。

同学们被释放出来,各校就都复课了。第三天,蔡校长离开了北京。这以后,就在爱国运动里加上一个挽留蔡校长的问题。

这中间,显得有些涣散的样子,但是,这时候,“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已经组织起来。教职员会也为挽留蔡校长曾赴教育部请愿,参加了斗争。

大概在15号以后的一天,因为一位姓郭的同学,在参加五四运动以后,不幸死了,在为他开的追悼会上,议决长期罢课,提出抵制日货,要求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挽留蔡校长回校等项。我还记得:在提出抵制日货时,大家戴的日本造的台湾草帽满天飞,都撕烂了。

这样,从19日起,北京中等以上的26个学校的学生全体总罢课:表示政府不罢免卖国贼,决不上课。

6月初,传说巴黎和约就要签字了,外交上已经惨败,北京政府又不肯罢免卖国贼曹汝霖等,蔡先生也在南方不回北京来,事情全没有结果。这时候,大家分组出动向群众讲演。一组10个人,有一个人留在组外,这一组被捕时,他好回校报信。北京市民对国事向来不很关心,这时也不同了,学生出街讲演,有鼓掌的,有当场丢掉台湾草帽(日本货)的,表示不用日货。

6月2日那天捕了很多人,没处放了,把北大三院作了临时监狱。大家更加愤慨,到了6月3日,就全体出动,大家先到前门那一带,在那里讲演,喊口号。下午,就拥到北河沿北大三院的对面,去慰问被拘在三院里的同学。北河沿那时有一条小河,在三院门口,河上有桥,水并不深。我们都在河的对岸,军警端起刺刀拦在桥上,我们几次要冲都没能冲过去。北大附近以及三院门前都搭上临时帐篷,驻了兵,被捕的同学们爬在墙上和我们这边搭话。

以后,兵忽然撤了。传来消息说:上海、汉口……都罢市了。这表示五四运动已成为全国范围内工商学联合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六三运动。

兵是撤了,三院里的同学们不肯出来,质问反动当局为什么随意捕人。“警察总监”派人道了歉,这才由各校派人接同学回校。

这以后,南方、北方,各地罢工、罢市、罢课的消息不断传来,反动政府对这种蔓延全国的政治抗争,不能不在人民的愤怒面前低头。6月10日的报纸登载出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个卖国贼的新闻。

另外,在巴黎的留学生和工人代表包围了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结果:中国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回忆“五四”

杨振声

一条东西长街上站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嚷嚷着要看“娶贤良女”。

“什么叫娶贤良女?”我正放午学回家,仰面问一个有山羊胡子的人。

“等会你就看见了,小孩子急什么!”他那山羊胡子随话掀动。

不久,耳边飘来一阵凄凄凉凉的喇叭声。迎面来了全副执事,吹鼓手,引着一乘蓝轿,轿内抬的是一个牌位,牌位上披着一幅青纱。接着又是一乘蓝轿,轿内却坐了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惨凄的面容中只见她一双茫然失神的大眼睛,视而不见地呆呆向前望着。头上也披了一幅青纱。这整个的情景像出殡,连那当午的太阳都显得白惨惨的了。

跑回家问我的祖母。

“贤良女就是贤良女呗。”祖母一点也不感稀奇,不紧不慢地说,“你问娶媳妇,新郎在哪里?他死了,牌位就是新郎,嫁给牌位,就是贤良女。……你张着嘴尽看我做什么?瞧你那个傻样子!”

“也难怪!”她停一会叹口气说,“年轻轻的姑娘,嫁了个牌位!说不定从来没见面呢!她得同那个牌位拜天地,还得一块入洞房,还得晚上陪着那个牌位……坐着……”

我感到脑后阴风习习了。从此就有一个面容惨淡的少女,深夜里坐在一个牌位旁边,闪着一双茫然失神的大眼睛,常常在我心里出现。

又一次,黄昏时候我出城,刚走近城门楼,耳边嘣的一声爆响,吓了我一跳。定神一看,一个撅着八字小胡,穿水手衣服的日本人正在打城楼上的鸽子。一枪不中,他又要放第二枪,那群鸽子已扑楞楞地飞开了。他叽哩呱啦骂些我不懂的话,把枪往肩上一横,大踏步闯进城去,如入无人之境!我喘了一口粗气走出城来。“哦!那不是一只日本兵船?”它正耀武扬威地逼临着我们的海岸,像一个无赖骑在你脖了上,他还在你头上得意地呲着牙狞笑!

以上是“五四”以前我在家乡山东蓬莱小学,中学念书时碰到的事。当然,怪事还多得很,不过这两件我总忘不了。

旧日的北京大学,确是个古气沉沉的老大学。只是在1916年后,蔡元培先生来作校长,才带进了清新的空气。来自全国各地旧家庭的青年们,多少是受过老封建的压迫的,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在学校接触到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思想,在蔡先生所倡导的自由学风下,对旧道德、旧文学嗅到了那股陈腐的气味!更重要的是:像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一些青年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确实感到自己是那时代的新青年了。当时在北大学生中曾出版了《新潮》《国民》两个杂志,作为青年进军的旗帜,来与《新青年》相呼应。

新事物的生长是必然要经过与旧事物的斗争而后壮大起来的。五四运动前夕的北大,一面是新思想、新文学的苗圃,一面也是旧思想、旧文学的荒园。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倒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讨论者表示憎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视的眼光。前面说过学生中曾出版《新潮》与《国民》,但同时也出版了与之相对立的《国故》。这三种杂志的重要编辑人都出在我们“五四”那年毕业班的中文系。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

当时大多数的先生是站在旧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学运动前,黄侃先生教骈文,上班就骂散文;姚永朴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骂骈文。新文学运动时,他们彼此不骂了,上班都骂白话文。俞平伯先生同我参加《新潮》杂志社,先生骂我们是叛徒。可是我们不怕作叛徒了,旧道德变成那个骗娶少女的死鬼牌位了!时代给我们一股新的劲儿,什么都不怕。辜鸿铭拖着辫子给我们上欧洲文学史。可是他哪里是讲文学史,上班就宣传他那保皇党的一套!他在上面讲,我们就在下面咬耳朵:

“他的皇帝同他的辫子一样,早就该斩草除根了!”

“把他的辫子同他的皇帝一块儿给送进古物陈列所去!”

在新旧的相激相荡中,一部分搞新文学的人们无批判地接受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文化,更无分别地排斥自家的旧的一切,这偏向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但在当时,这种矫枉过正,也使他们敢于自信,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新文学终于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五四运动更充实了新文学的内容,给它以真正的生命。

在“五四”时,我们还认识不到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的内在联系性。但我们粗略地从历史看出:没有内奸是引不进外寇的。袁世凯想作皇帝,才签了卖国的二十一条,北洋军阀又都是亲日派,事实教导我们,把内奸与敌国联系起来了。当时的心情,恨内奸更甚于恨敌国,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日本的二十一条像压在人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总想掀掉它,青年们比谁都难忍受。1919年1月召开巴黎和会,中国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及从战败国德国收回山东权利,这是中国人民的呼声也是正义的要求。4月底传来了巴黎和会拒绝我们的要求的消息,在青年心中烧起了怒火。5月3日晚间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5月4日上午在天安门开大会。

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各校的队伍向天安门汇成五千多人的示威洪流,在青年们还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声势浩荡的群众运动。这洪流首先卷向东交民巷,向帝国主义者示威。队伍中响起愤怒的口号,飘扬着各种的标语:“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拒绝签字和约”,“收回山东权利”……这口号,这标语,都像从火山口里喷出的烈火,燃烧着每个青年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