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进入东交民巷西口，帝国主义者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拒绝我们通过。洪流的怒潮就转向赵家楼卷进，卷向在二十一条上面签字的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进了巷子，队伍挤了个水泄不透。
从我们的队伍自天安门出发，警察是始终跟在我们周围的。到了赵家楼，一些警察就集合起来，保护着曹家紧闭的大门。而重要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又恰好都在里面。群众的怒火是挡不住的，我们终于冲破了警察的包围，打进了大门。失算在于忘记堵住他的后门，学生前门进去，曹、陆二贼后门溜掉了。章宗祥逃跑不及，群众打了他个半死。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这些杂种”的念头。
火发后大队就渐渐散去了。留在后面的被他们捕去了三十二人。当时还是无经验，若大家整队而入，整队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
四
5月7日被捕学生出狱，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便于继续奋斗起见，出了个《五七周刊》（五七也是日本在1915年为二十一条要求提出最后通牒的那一天）。它是一种小报形式，学生们在街头讲演时，可以随时分送给人的。记不清出到第二期还是第三期，就被警察扣留了。学生联合会派了四个人去警察总署办交涉，要求他们还我们的报。
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
“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
“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
苦闷的是与外面隔绝。要报看，他们不给；要谈话，他们不准。我们盼望能有同学来通个消息也好。后来知道同学确曾来过，他们不让见。我们放心不下的是外面的运动，要知道的是外面的消息。但我们被隔绝了！成天躺着，两眼望着那小小的纸窗，它透进了外面的光明，可是遮住了外面的一切！
望倦了，我闭上眼，“五四”前夜各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热烈，天安门前胜利的会师，大队卷向赵家楼的壮举，……一幕幕在我眼前出现了。我翻了个身，放枪的日本水手，娶少女为妻的死鬼牌位，隐约中还有那警察总监涨怒的肿眼泡子，在我将入睡的朦胧中，都迷迷离离，成为模糊一片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被释放出来。运动在发展着，扩大着，街头上讲演的学生更多，听讲演的人群也更大了。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反帝反封建这个正确口号。可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目标，实质上是反帝反封建的，也就表现了全国人民的要求。所以到“六三”运动时，上海各厂工人罢工，唐山、长辛店、沪宁路的铁路工人罢工，与学生运动汇成了洪流。上海及其他商埠商人也举行罢市。运动的队伍壮大了，已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
“一二·一六”我在北大的队伍里
寓尘
自从北平市的学生在侵略者的铁蹄下，被压迫得不能再忍受下去，为表现我们的力量，和唤起全国民众一致起来挽救我们这危在旦夕的民族和国家，而不得不举行示威运动的次日——12月10日——北京大学的同学为增强这次爱国运动的力量起见，便在全体大会中通过了一致罢课和举行示威的议案，同时，学生会及各个同学也开始紧张起来，担负起救国的工作。
罢课以后，北大的各斋院便成了军警严密监视的中心：每天总有几十个便衣侦探和骑车队警布置在景山东街和沙滩附近；一院图书馆的门前还安放着一辆消防车，消防警都秣马厉兵地预备着用水龙来冲散学生。
但是，爱国的青年是不怕武力的，而救国的怒潮又岂惧区区的水龙！同学们都是怀着无限的热望，兴奋地期待着，期待着我们怒吼的时期的来临。
果然，全北平市的大中学生，终于在学联领导之下担起了这救亡图存的重担，而造成了近几年来绝无仅有的悲壮的“一二·一六”示威运动，于我们的民族奋斗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同时于人的进化路程中，也迸发出一片辉煌的火花。
1945年“一二·一”运动中，西南联大师生举行反内战、争自由群众大会
那天，全市的学生，以学校所在地的区域，分成了4个大队，每一大队有一学校担任召集。北大是第三大队的召集者，负责召集中法大学、精业、女一中、中法附中、河北高中等校。同时，本校的男女同学又分为3个中队，以西斋五斋的同学为第一中队，东斋四斋的同学为第二中队，三院的同学为第三中队。当一切都已计划妥当的时候，我们的交通队及各组组长便于16日的清晨分别地通知了各个同学，同时为行动严密起见，纠察队也全体出动，把住大门，不许闲人出入。
这时，全体同学都已起床准备出发，每个人的面孔上都充满了愉快、兴奋和激昂的表情。因为西斋的同学属第一队，所以西斋的几百个人就于9点钟时，排好了队，大踏步地冲出大门。警察早已得到消息，在我们出发以前，开来了大批队警，把住了西斋门口，把枪口举向我们，预备放射。我们的打旗的和队伍前面的3位同学便不幸地在这时被捕了去，“北大示威团”的校旗也被扯毁。西斋的几百个同学眼看着我们的3个同学被警察一路毒打地架走，真是气愤填胸，无以复加。
我们一面准备着作第二次的冲锋，一面派代表向军警交涉，要求释放我们的同学，并质问他们阻挠我们的爱国运动的理由。恰巧，正当这时，我们的援军来到，因为东斋和四、五斋的同学，知道了我们被阻的消息后，都先后在军警严密的防守之下冲出来接应我们。警察至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安然地让我们整队出来。
我们六百多人汇合后，就四个人一排地互挽着臂，排好了大队经过景山东街，一直向北河沿进行。停在一院后门的消防队虽想再用水龙来阻止我们，但已来不及，水枪已被我们的纠察队很敏捷地夺下，直扔到一院的墙角，等到警察把水枪拾回来时，我们的大队早已去远。
到了三院和精业中学时，他们几百个同学已经站好了队，各自在门前等候着我们，相见之下，我们双方都热烈地振臂欢呼，立刻一千多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便融合一起，直奔东皇城根，再转后门大街。沿途经过中法、河北高中等校，去会合他们一路前进。从后门转到景山西大街时，参加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两千。我们沿途大散传单，高呼口号，人人都勇气十足，秩序也极端地整齐。民众也万人空巷地出来观看，拥塞在街道的两旁，追随着我们前进，争着读我们的宣传品。他们个个都义形于色，表示出“同仇敌忾”的决心。连警察也很温和地对我们表示敬意，我们高呼着“欢迎爱国的军警参加！中国警察要拥护爱国运动！”的口号，我们遇到每一个派出所或每一个警察时，都送给他们传单，他们也总是立刻立正，和蔼地、微笑地鞠着躬，由此，足见出他们大部分的爱国心还未丧掉，不过，有时碍于长官的命令，遂不得不做出极端野蛮的举动来。
大队快到南长街南口时，我们得到了报告，知道在南长街口上有一架水龙，打算冲散我们，但我们却更加英勇起来，个个都摩拳擦掌地准备着去把它抢过来。当我们距离他们约有二三丈远时，消防队便用水龙向我们扫射过来，一排大刀队凶狠地手握大刀、木棒冲向我们。而我们这方，也立时有十几位同学不顾大刀的危险，不管水龙的威力，奋勇地冲上前去，出乎军警意料之外地把水龙抢在手中，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向他们喷射过去，直射得一般军警抱头鼠窜。等到他们第二次反攻，抡着大刀、木棒殴打着我们的同学时，另一个同学已经掏出小刀把水龙割开了几个裂口，减低了它的射击力。这时，我们有二百多人乘他们正在扭打时，冲过南长街口，到了西长安街。
发觉那架水龙便是接在西长安街的一个水管子上后，我们在西长安街的同学就冲到水管的旁边，打算把水龙给卸下来，但疯狂的军警竟向我们下了极大的毒手，他们用铁锹、铁锤一类足可致人于死地的笨重的武器，伴着大刀、木棒向我们猛击，而我们赤手空拳的同学也不甘示弱，这次我们受伤的人虽是很多，但最后的胜利终属于我们！水龙是从水管上卸下来了，他们的武器是被夺过来了，消防车的玻璃也因这次冲突的结果而被砸碎。
于是，我们在南长街的同学，便迅速地集到西长安街。见到被破坏的水龙死蛇似地躺在地下，见到失败的警察，丧家犬似的狼奔豕突，见到我们勇敢的同学被水龙淋得水鸡似的，一滴一滴的鲜血从手部或头部洒到了他们将要冻冰的征袍，旁观的中外观众，都大为感动，对我们表示着无限的同情和赞叹，对军警表示着无限的愤慨和不满。
我们同学整好了队后，沿途高呼着口号，顺着西长安街向和平门进行，有很多的民众和学生都自动地让电车停住，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走到将近中南海时，在西长安街牌楼的附近，布满了大批的警察，跃跃欲试地准备向我们进攻。但我们一方面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一方面还抱着一种“凡是中国人，都应当同情于这种运动”的自信，我们以为警察即使蛮横，也或不致于不可理喻的。所以，我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有秩序的继续前进，但是，长官的命令竟战胜了爱国的呼声，而人类的嗜杀狂也克服了他们的同情心，警察们不等我们近前，竟以大刀、枪刺向我们直冲过来。有的以木棒或枪柄，向头部猛击，有的竟以大刀向头部挥舞，北大的一个同学的鼻子和嘴唇都被劈开；又有一个同学在颈部挨了一刀。年幼的同学和女同学们受重伤的不计其数，被捕和失踪的更无从统计。他们这样“除枪以外，无器不施”地（某外报记者当时情形语）一直打了十几分钟，直杀得西长安街上血肉模糊，伤者遍地。想不到所谓“文化的城市”中，竟发生了这种极端野蛮的残暴的惨剧，这真是人类之耻，社会之玷！
但青年的爱国热诚，是绝不会因此而稍挫的。我们很快地分头从司法部街、石碑胡同等处向西交民巷集合，重整军容，继续向前门出发。除重伤的外，轻伤的同学还继续参加。我们各校的旗帜大半在长安街上为警察扯毁，而我们的衣服也被撕扯得零落不堪。虽然我们的外表很不整齐，但我们的纪律却更加严肃，精神也更加英勇。
过大栅栏后，我们便遇见东北大、平大、师大、中大及弘达等几十个学校的大队。我们双方热烈地高呼欢迎，既悲且壮，想不到残酷的现在，竟还有这样伟大的友爱存在人间！当我们合队到天桥时，辅仁、清华、铁大、育英、汇文等一二十个学校也都赶到。我们在天桥开过市民大会后，便议决整队向外交大楼出发。这时，我们参加的人数已经有一万多人，秩序井然。路旁观者塞途，甚至感动得落下泪来，沿途我们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外交！”“反对华北自治！”“铲除汉奸！”等口号，真是“声震云霄，气壮山河”，不愧称“感天地，而泣鬼神”的一次富有绝大的历史意义的壮举！
大队走到前门牌楼时，残暴的军警竟向我们头上开起枪来。但爱国的热诚和镇定的精神克服了“伤亡的恐怖”，无论枪如何响，我们总屹然不动，终于在枪声刀影中，我们到了城下。这时，前门业已关闭，我们一万多人就停顿在平汉铁路前的空地上，召开了第二次市民大会，通过议案多起。同时，我们便派代表向军警交涉，要求开城。从一点直到四点，我们交涉得才有结果，军警答应允许我们分头从前门和宣武门等处进城。清华、东北大、燕大、平大等大部学校都被准许由西河沿转入宣武门进城，而我们学校则和中大、精业、河北高中、中华中学校由前门入城。我们入前门后便经西交民巷，入绒线胡同向宣武门出发，打算同东北大等校再行会合。这时我们已是一天“水米未进口”了，我们虽口干舌喑，腹饥体倦，但我们的精神却丝毫不减于出发时。
我们到宣武门后，才发觉军警欺骗了我们坦白的青年。宣武门在二十九军和警察的戒备之下，竟关闭起来，不允许我们城外的同学进城。这时城外大队的旗帜，已经从门隙中隐隐地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位勇敢的同学，为打算接引他们起见，悄悄地溜到军警的背后，去开城门。不幸，当他拔门栓时，他已经被军警发觉捕去了。后来听说他被送到派出所，受到中国的警察和日本的便衣的毒打。
我们全体同学，便停在那里，一面高呼着：“释放我们的同学！反对非法逮捕！”一面派代表向军警交涉，要求释放我们的同学和为城外的同学们速开城门，同时我们各校还组织了许多讲演队，对附近的市民讲演，听众们无不大受感动。军警虽屡次向我们恐吓，但我们的勇气终于克制了一切，我们的队伍丝毫没被扰乱。
我们和军警相持了一点多钟后，我们被捕的同学终于被群众的力量给要出来。这时，忽然从背后又开到大批的大刀队，把我们已经换了五次的校旗又给夺去，把学生们团团围住，任意毒打。对女同学和年幼的同学们也丝毫不留情面：我曾见一个警察一棍把一位女同学打在地下，口里还骂着说：“妹子的！我叫你爱国！”又有个警察向另一个女同学砍了一刀，骂着说：“妈的！你们娘儿们也出来惹事！”
他们这样惨杀了几分钟后，学生破头烂额的不计其数，殷殷的血痕到处可了，这一片凄惨的景况，真是言之酸鼻，闻之落泪，令人目不忍睹。
当时我忽然涌出一些感想：看他们今天这样杀气腾腾地，拿着喜峰口抗日的大刀，任意屠杀，再衬着那形似南天门的宣武门，岂非宛然是一幕喜峰口战争的重演？足证他们的勇气还不减当年！只可惜，景况虽是，而对象已非。谁想到二年后的今天，在同一个国度里，同样的刀上竟会染上了两种不同的血！可叹！喜峰口尸骨未寒，北平市鲜血又流！不知何以对死难将士？不知何以对爱国青年？将士有灵，固难瞑目！刀而有知，能不慨然！
一幕惨剧演过后，各校的同学便有一部分人护送着几十个受伤的人返校或住院。同时，我们另一部分人就几个人一组地，组织了许多宣传队，到处宣传，直到夜晚，才陆续回校，吃我们这一天唯一的一顿饭。
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蒋梦麟
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漫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北京曾为五朝京城，历时一千余年，因此成为保守势力的中心，慈禧太后就在这里的龙座上统治着全中国。光绪皇帝在1898年变法维新，结果有如昙花一现，所留下的唯一痕迹只是国立北京大学，当时称为京师大学堂或直呼为大学堂，维新运动短暂的潮水已经消退而成为历史陈迹，只留下一些贝壳，星散在这恬静的古都里，供人凭吊。但是在北京大学里，却结集着好些蕴蓄珍珠的活贝；由于命运之神的摆布，北京大学终于在短短三十年历史之内对中国文化与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