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北大岁月
2692700000018

第18章 北大素描(2)

在校门口站着一位穿着草绿色,有时候因为洗涤的次数多了,又渐渐的泛成浅黄色的,制服的校警。他的手通常是空着的,态度也很安详,脸上常常带着笑容,这笑容并不是谄媚的,也不是狡猾的,也不冷,也不傻,大约颇有一点儿北方人固有的朴实的本质,再加上北大的一脉相传的满不在乎的神气,使这种笑容最容易叫初到北方来旅行速写的画家,难于揣摸。他的制服并不很脏,然而决不神气,有时可以使人在脑筋里联系到中国无声电影时代所扮演的北方的督军们的马弁。不过,照我后来所知道的,在每次的广大的学生运动兴起或扩大的时候,这种“马弁”常常尽了他们的伟大的汗马功劳。他们的同情心,往往出乎一般军警当局的想象力以外的,因着日常生活的时刻接触,或对于国家大势的清楚认识,总是寄托在学生的群众方面。在民国二十四年的冬天北平开始了热烈的爱国的游行示威运动的时候,这一班“貌似阳虎”的北大校警们——注意,他们的手通常是空着的——,最容易替学生们出力,像通风报信,虚与委蛇,声东击西,散布有利于学生的消息之类。有一次,我亲眼从松公府土墟对面的红中理发店的玻璃窗望见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守门的校警,吃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皮衣、风帽、盒子炮、机器脚踏车齐备的保安队的三个清脆的嘴巴子,使我的眼睛不自觉地流出一颗颗的热眼泪。

可是你第一天踏进汉花园的时候,当然不会观察或感觉到这些。他们对你的出入校门,自由行动,即使你是刚才入校的人行动多少不免有点儿不惯、牵强、紧张,也绝不会加以干涉、过问。没有威风,不够劲道,当然又是使你对于北大的坏印象更形增添的一个原因。还算是闻名全国的大学呢,不配。

上课的情形也是这样。没有一位教授是懂得点名的,他们也不大认识学生们的面貌名姓。在这里,讲堂中的Lectures的陈腐,又是不言可知。倘使要举出陈腐程度的特例,以我个人而论,我在鼎鼎大名的文字学专门权威沈兼士先生的课上,连睡了三个星期的觉,因为他也用了同样多的时间继续了他的,连说话的层次态度语句都并不更易的,做学问的功夫首重“困知勉行”的训辞。然而,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到今日却有些时候竟会感觉得这四个字的格言的几乎无一字可以更易。一个人想把他的英文弄得通顺,造句有力,措辞简短动人,而不熟读基督教的《圣经》,也正和研究中国文字学的人不去背熟王友的《说文释例》一样的正像缘木求鱼。可是,背书和死记单字总是最没有趣味的,如果不可以说它最困难的。我们鉴之于现代的中国最大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主持人,虽然现在已经是两鬓斑斑的中年以上的人了,在他年轻自习求学的时候,却曾经在每天深夜里,一页一页的翻着记诵着英国的百科全书,当然可以明了这种忆性的工作并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自忖既并不能够这样“困知”,并且又自己傲慢的批评这是最落伍的注入式填鸭式的教育,那么,你即使坐在北大红楼的朽木的座位上课听讲继续四年到八年之久,你还是你,冷静的北大也还是北大。

可是,如其你要吃肥而且甜美的鸭子,依照北平的便宜坊老铺或上海的梁园菜馆的办法,仍旧是非填不行。在这个聪明的学者专家们多如过江之鲫的时代,我当然也不是傻子,对于北大的这种生活,我愿意重复的再说一遍,不配,还算是个闻名全国的大学呢,不配。

北京大学素描

张孟休

一提起“老牌”大学,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北平这座古城里的北京大学来。的确,以北大的年龄而论,在国内大学中,可以说是首届一指的老大哥。

北大原名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办时的学生多为王公贵人的子弟,据北大校长蒋孟邻先生说,那时学生们的官阶常比教官高,上体操时的口令有趣得很,教官得恭恭敬敬地叫:“大人向左转!”或“老爷开步走!”

你可以想象得出,这座教育“老爷学生”的学府,是多么老态龙钟的一种状态吧。

是的,你一到北大,一抬头便可望见汉花园的一座老气横秋的大红楼,高耸在那长空一碧,万里无云的太虚中。它的庄严的仪容里,苍黯的颜面上,深印着它数十年来独立在那风沙霜雪中挣扎的痕迹。

红楼里每当那宏亮的钟声响着的时候,那螺旋式的扶梯上,便万头钻〈攒〉动,拥挤着无数的青年学子,其间还有不少的教授们,鼻梁上搁着近视眼镜手腕里抱着大皮包,夹杂在里面挤来挤去。像这样的一幕热闹剧,已经在这里天天如是地重复演了几十年了。

这是北大第一院,文法两学院都在这里。

你从汉花园往北,跟随着那些腰间夹着几本书,一路高谈阔论的青年们转弯抹角,就到了马神庙的旧公主府,这是北大第二院,理学院便在这里。

你一进二院的大门,就可望见一带典雅的红墙,墙外有几株参天的垂柳,迎风飘荡。那柳枝拂墙,红绿掩映着,极饶佳趣。同时那红墙里透出来的刺鼻的Chemical Smell,可以使你立刻发生一种异样的感觉。

穿过红墙内的甬道,便是一个小小的荷花池,池畔有巍然高耸的宫殿式的大讲堂。大讲堂前常出现的,是一个鹤发银须的老人,短小的身材,斯文的态度,和蔼可亲。他是一个今年已届七十高龄的工人,这位前朝遗老,在北大服务已快有三十年了。工人中还有比他的资格更老的。倘若你要访询北大的掌故,去找着他们,他们讲述起来便历历如数家珍,仿佛天宝宫人说盛朝遗事一般。

自“老爷学生”以至于“白头工人”,没有一处不饶有古色古香的风趣的,北大委实可以当得起一个“老”字。过去一般社会人士所传“北大老”一语,信非无稽之谈。

但是近几年来,北大却有点不服“老”的样子,它不但不“倚老卖老”,而且在各方面都在寻觅反〈返〉老还童的方法。两三年来,新建的图书馆,地质馆,以及新宿舍等相继落成,这几座崭新的高楼遥遥相望,已经使北大的外景,气象焕然一新。最近汉花园红楼外的一带粉墙粉刷得雪白,墙外的马路也修饰得很光洁整齐,使这座老气横秋的大红楼,好像一个人刚刮光了胡须一般,顿时显得年轻了许多了。

北大虽“老”,却曾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所以好尚自由的风气,在北大颇为盛行。所谓“自由研究”的精神,在北大确实充分地发扬光大过。陶希圣先生说,他从前到北大进法律系一年级,却成天在公寓里看《明儒学案》。陶先生也许可算是“自由研究”极盛时代中的典型人物。

这种“自由研究”的风气一开,愈演愈烈,后来渐渐引起社会人士的诟病,有的人甚至讽刺北大学生从不上课,说北大只是门限高,入学考试难,其余则一无可取。

北大入学考试时的严肃的神气,实在威风太足,无怪别人会说门限太高。考试时考场门口校警森严,如临大敌,大门上重重叠叠地贴上严密的封条,实令人觉得有“门限难翻”之感。每年二院门首放榜的时候,两三千名落孙山的考生,在那里的那种落魄丧气的,有的甚至低首泪垂的样子,愈显得“门限”真是难翻。

可是一混进来了,你就可以高枕无忧,“自由研究”,有人甚至这样嘲笑说,即使你在北大睡四年的觉,也可保管你平安无事地弄到一纸文凭。

这种讽刺虽未免太言过其实,却也不是毫无根据,因为“自由研究”的末流,有的就只讲“自由”,而并不去“研究”。在四五年前,学校当局也深以此种流弊为憾,于是改弦更张,严加整顿,一时严格点名,加紧考试,扣分扣考,雷厉风行,颇以严刑峻法相尚。这样一来,把平素像羲皇上人一般闲散自得的学生生活,骤然弄得非常紧张起来了。

后来学校当局似乎又觉得这样把传统的“自由研究”的精神,完全一笔抹杀,亦未免矫枉过正,于是补偏救弊,又发明了一种“折衷制度”。有次蒋校长召集新生茶话,宣布他的这种调和政策说:“今后对学生课业,将注意水平线的推进,采取一种‘折衷制度’,如第一年级取严格管理,第二年级稍使自由研究,第三年级更放宽一些,最后一年则‘放任的自由研究’。同学今后作业,第一步,一二年级注重工具知识,如各国文字等。第二步,二三年级注重基础知识,如中西文化史及其他必具的专门知识。最末方利用良好的工具及知识,对于所学‘自由研究’。”

这两三年来,北大正在积极地推行这种“折衷制度”,“自由研究”的流风余韵虽依然保留,可是成天在公寓里看《明儒学案》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

北大学生除了醉心“自由研究”而外,一向对于团体生活,政治活动是具有极浓厚的兴趣的。五四运动以来,历次的学生运动中,北大学生很少有不积极参加的,他们纵不在其中兴风作浪,至少也要随着推波助澜。便是在学校以内,“政治活动”也闹得非常热烈。从前每届学生会改选的时候,“活动分子”们都四出奔走,各显其纵横捭阖的手段,相竞为雄。一时沙滩,马神庙间,空气顿形活跃。东西两斋学生宿舍里谈话的资料,莫不以选举票数问题为中心。那种热烈的竞选运动,比之实际社会政治舞台上逐鹿的情形,可以毫无愧色。

“九一八”事变爆发,掀动了学生运动的怒潮,北大的学生会,却不幸在这次怒潮的动荡中解体了,而且有的学生相继琅铛入狱。从此北大学生的团体活动受一严重的打击,顿时陷入了一种消极的,苦闷的沉默状态之中。

这样沉默了许久,大家又感觉到团体生活的需要起来。于是首先由蒋校长出面倡导,第一次是蒋校长分组柬请各系师生茶会联欢,由校长夫妇亲自把盏招待,茶会中只有笑谈娱乐的节目。蒋校长自己表演的节目是讲笑话,后来连请了若干次的客,笑话都说光了,搜索枯肠,无以为应,自己几乎到闹出了笑话来。那时正是已故的刘半农先生赋“打油诗”很吃紧的时候,记得他曾当场赋有一首《咏瘦皮猴》的打油诗赠给蒋校长,诗句现在已记不全了,其中只有一句“蓝青官话听不懂”却还依稀记得。

经过这次的师生联欢以后,团体生活又渐渐活跃起来了。此后师生常常举行集体游园或野餐,感情日臻融洽。最近有一次教育学系师生开联欢会,把平素极庄严儒雅的系主任吴俊升先生的头上,戴上一顶鹅毛花冠,吴太太也戴上一顶很滑稽的红巾帽,随着学生们疯狂似地绕场游行了三匝。王静庵句有“一事能狂便少年”,其实北大师生间这类融洽无间地狂欢之举,何止一事?

近年教育学系,史学系等并施行“导师制”,师生间或相对品茗,或同席聚餐,教师都把平时的长面孔收藏了起来,衔着烟卷,同学生们随意畅谈。这种不拘形迹的谈话,比刻板似的上课有趣味得多。有一次樊逵羽先生领导一组学生作学术问题的讨论,大家兴高彩〈采〉烈地从晚上七点钟一直谈到了十二点,那种乐而忘倦的兴奋畅谈的情致,也只有用一个“狂”字去形容比较恰当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