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饺子，刷出盘子和小碗，算着他俩吃完饭，我端着空碗空盘子去了，没想到还吃呢，男的喝，女的也在喝。他们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给我拿来筷子，还要给我倒酒，我再三推辞才算作罢。男的问我怎么一个人过年，我一时没想好怎么说，女的说：“就你话多，问东问西的。每个人有每个人活法儿，你管着吗？”我忙说：“大哥也是关心我，问一句没什么的。是这样，年前我辞了工作，打算去西部当个老师，知道家里人不会同意，也就没跟家里人说，就跟家里说公司过年要加班就没回家。年前也把租的房退了，在这儿暂时住下，过几天就走。”
“真不简单！”男的向我竖起大拇指，“大学生吧！我一看就知道是文化人。”
“想去哪儿？”
“甘肃平凉。”
“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很苦的，挺不几个钱，还不如北京的民工呢。”
“不要紧，够吃够喝就行。”
“人家是去支教，希望工程吧？就是，人家要图挣钱还跑甘肃干吗？这样的小伙子干点什么还不挣个四千五千的？你懂什么呀？”
“就你懂！喝你酒吧！”女的白他一眼，笑着说。男的举起酒盅，胜利似的向她一挤眼，一饮而尽。女的抄起筷子就打过去，可惜，慢了一步，男的亮出了盅底。
俩人都是驻马店的，结婚多年了，大孩子都上小学六年级了，他俩和老乡合伙，给好几个家超市配送水果，过年，老乡都回家了，他们还得在北京盯着。我问他们孩子怎么办，男的说：“在老家。北京的学校，好家伙，一去就交好几万，一年才挣几个钱？北京的孩子学习还不如老家的孩子呢，真要是在这儿上学，户口又在老家，考那点分儿，回老家能干什么？我不是吹，我也上过高中，当年在班里也是前几名，可惜生错了地方，要是学籍在北京，清华、北大不敢说，北师大没问题。”女的也说：“他挺爱看书的，脑袋瓜儿不笨，比我强，可惜了没上过大学，比不了你们这些大学生。”
“大哥平时看什么书？”
“《故事会》、《知音》、《童话大王》什么的。”看得出，他是个爱说笑的人。
“史铁生喜欢吗？”
“喜欢，怎么不喜欢？要不是《我与地坛》，我都不知道还有地坛这个地方，明天我们就去地坛庙会。”
我说了句“稍等”就回屋了，从箱子里找出本《我与地坛》，又回来，说：“大哥，送你了。”不管是看书的还是不看书都很高兴，加上小酒儿的热乎劲儿，说出的话也是热热乎乎的。他问：“你是自己去，还是什么共青团组织的？”我说自己去。她问：“联系好学校了？”我说到那儿再说，慢慢找。他说：“那可不大好，万一去了连工资都没有怎么办？兄弟，有点冒失。又人生地不熟的，再遇见坏人，谁管你？再说，这家里人还不知道，你一去去那么远，家里人也不放心啊！”
“兄弟，事儿是个好事儿，可也得考虑考虑父母的感受。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
“什么跟什么呀？不懂别瞎说！”
“怎么瞎说了？想想家里俩小子，心里就焦酸，可他们在家里有吃的有玩的，他们想你吗？”
“大姐说的对，平时都是我妈给我打电话，我没事很少往家打电话。”
“你要真想当老师，北京就有，打工子弟小学嘛，对吧？超市里那帮外地的，一个月八百块钱，又要吃又要住，还带着个孩子，有的还俩孩子，还有仨的。京客隆那小赵那孩子，都八岁了，也不上学，女孩儿。北京有几家这样的学校，记脸儿那孩子不就送打工子弟小学上学去了吗？交点儿学费，交不多。我觉得，兄弟，真的，你都不用跑甘肃那么远，就在北京就行，像这样学校挺缺老师的。记脸儿那孩子都换俩学校了，上着上着，学校办不下去了，不是没钱就是没老师。是吧，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
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不管是不是真的，我都不想承认，我的逃亡是因为怕了谁。留下来，就是给自己留下个证明的机会，证明自己是可以打败些东西，包括命运。
思前想后，还是买了张新卡，犹豫再三，给江童打了个电话，她没接，我又发了个短信。到了下午晚些时候，她打来电话，我说我换了电话，她淡淡地说知道。我突然意识到，我只是想跟她说我换了电话，只此而已。她也无话与我讲，我说我会给她写信的，她也不置可否。与无言以对中挂了电话，情不自禁地有丝丝凉意。到了晚上，她给我发来短信，写道：你骗我，我就杀了你。那条短信，我看了再看，如获至宝。
我的邻居来串门，邀我跟他们共进晚餐，我说吃过了，虽然没吃，他也没强求，就跟我聊了会儿天，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说他的主意不错，我打算去打工子弟小学当个老师。他问我要不要他帮我联系一下，我非常感谢，他回屋拿来电话，当着我面儿就拔了起来。记脸儿跟他说了学校的电话，是座机，还说了学校地址，这时就把电话给了我，说得很详细，怕我找不到，确实难找，他说学校在安河桥，我听都没听过，还说学校出了正月才开学，让我别着急。对我好邻居的帮助我感谢万分，他说他应该感谢我才是，他说要是全天下的读书人都肯像我这样去教穷人的孩子，那天下就没有穷人了。
我跟我哥打了电话，叮嘱他不能跟任何人透漏我的电话，他却说他去了郑海燕家。郑海燕若无其事地跟他说：“去找警察吧，警察说是那就是；警察说不是，我也不好揽过来，是吧！”我哥真的要去报警，征求我的意见，我太清楚了，只要我的沉默超过五秒钟，他就会当我点了头，是克服不了羞涩的表了态，所以，还未等我哥把话说完，我就说：“不行！生怕她不知道我在哪儿，所以报个警，什么叫报警？不就是报信吗？那不等于要我站她跟前要她瞄着打吗？”我哥还想和我争论一番，可说出那话颠三倒四，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还好，算他自省得早，省了些我的电话费。他又埋怨我年三十不给家打电话，说：“甭说爸妈了，我跟你嫂子都不放心……”
“你跟我嫂子说了？”
“没有。”
“你说了！”
“我总得找个人商量商量吧！”
明白了，报警的主意是个地地道道的妇人之见。我说：“跟爸妈说，跟我嫂子也这么说，就说我去了甘肃，去当志愿者教书去了，跟所有的人都这么说。让想杀我的人跑甘肃吃沙子去吧！
第二天就去了中关村，初七还不到，办证开发票的就上了班了。一只半瞎的黄色眼珠闪着绿色的贪婪，拉锁都掉了牙的疑似皮夹克在瘦弱的骨架上飘荡，真不知他是怎么拉上的拉锁。问了两家才问到他头上，还是他的价钱便宜，两百块。好像北大南门的这条街上也只有三家，不像是过年回过家的。不知那只眼睛能不能看到东西，不知是被驴踢的还是被赤脚医生打错了针，像极了《神鞭》里的玻璃珠。我递给他张纸和照片，上面写着我的名字：郭小川。玻璃珠一口一个大哥的叫我，毕恭毕敬，还有些紧张。他说：“放心吧，大哥！错不了的，美国护照都能做的。”为了表示他的足够谄媚，牙花子都龇了出来，黑乎乎的。我不屑一顾地看着他，没兴趣赏赐他不当饭吃的怜悯，只要他不耽误我事，他是死是活与我何干？还没过完年，街道，已又脏又乱，像个垃圾场，各色传单、彩页踩在脚下，贴在墙上，飘在空中，就算无风也是从天到地一团土，不管是人还是只鸟，顶多算颗砂粒。
都到了白石桥，他又给我打电话，让我交五十块钱订金，言语恳切，低三下四的。不过就个拉活儿的，还是个雏儿，弄不好还是他投一票。我只好再坐车回去，我问他：“不交订金做不做？”他一副为难的可怜相，我转身就走，他拉住我，我说：“不做就别拉着我，松手！”他赶紧松开手，一双手都不知该放在哪儿，脸上还挂着笑。我也不知我是怎么想的，瞬间就改变了主意，真的给了他五十块钱。五十在手，说话气儿都粗了，“大哥”叫得更亲密了。我又有些后悔，这才发现，这种人不是该我怜悯的。
按照我们说好的，两天后还是这个时间，我又出现在这个地点，可我要等的人却没出现。我呼他，他也没回。初七一过，人多了好多，闲着没事就又问了问别人的价格，有人竟然给出了一百五，还不要订钱，别提多气了，给玻璃珠骨头捏碎的心都有。就在我等得心焦之时，狗娘养的还真出现了，我还等着听个对不起呢，可他连个要走过来的意思都没有，老远的冲我一招手，一句话都没说就转身到路边打车去了。没办法，我只好像个小学生似跟着他，他上了车，我也上了车，他坐前边，我坐后边。我问：“去哪儿？”也不叫大哥了，板着个脸，就像前天我一样，只说“一会儿就到。”跟司机说了个地名，司机不知道，他倒是很熟。我问做好了吗，他说做好了，之后便再没跟我讲话，指挥着司机，对北京熟悉得如同他亲手设计的一般。很快，只花十块钱就到了，还左拐右拐的，四周都是平房，像是到了农村。路边还站了两个人，二十岁左右。出租车还没开走，我就问：“身份证呢？”穿浅色夹克的向我抬起手，虽是一瞬间，却看到了那家伙手里的我自己。那家伙给我看过之后还跑出老远，我当时差点追了出去。玻璃珠说：“看到了吧？你再加一百块钱，我就让他给你。”
“这么做很不地道吧？”那一刻，我想弄死玻璃珠。
“我们要好几个人才做这么一张啊！打车钱都是我给的！”
“我让你打车了吗？你不是做完了吗？不想给我，我也不要了，你留着吧，那五十块钱就算送你了。”说完就走。玻璃珠一愣，突然伸手拉住我，说他们要再商量商量。我已经想好了，买卖若黄了我会再来，我会找到玻璃珠的，狗娘养的跑不了，我还不信他跑得过我，我要跟狗娘的并肩跑，还要问问他想不想继续跑，我要打出狗娘养的胆汁来，不服气就试试。至于今天嘛，一对三，没把握，他们是不是掖着家伙也不好说。哥儿仨商量之后，穿副食店蓝大褂布料西服的那位说：“算了吧，二百五吧，你再给二百，最低了，不然就算了。”
“只能再给你一百五，要是不同意，就麻烦你把它撕了。”转身就走，玻璃珠再次拉住我，说：“中，交个朋友，二百就二百！”
最后搞得像相识了多年的老伙计一样，玻璃珠说：“我还真害怕你是警察。”我说以后还会再找他们，这样的活儿还有不少，不光身份证，毕业证也需要，他们表现出的客套好像他们真的相信我不是胡说八道。要走了，他们还告诉我应该怎么走，坐哪路车，我很感谢他们，他们也很热情。其实那条胡同里就四个人，真不知道我们在表演给谁看。
跟北京的所有朋友都说了我要去甘肃，只跟江童说了我还在北京，可也只有她没理我。
校长终于接了我的电话，说他们正缺老师，我就去了。他说的路线比记脸儿说的还要详细，可就算这样，我还是迷路了，因为他说他们学校就在中关村一小的南边不远，可等我坐车坐过了圆明园，一直来到国防大学，又走了二十多分钟的路，边走边问地找到了中关村一小，问了好几个人，没人知道还有什么农民工小学，好在他们告诉我，再往南，南边还有一个中关村一小。就这样，又走了一刻钟，找到另一所中关村一小之后，终于在一条河边上找到了一所学校，不夸张地说，要是不挂学校的牌子，我还以为是废品收购站呢。北面是一排刷着绿漆的小平房，只有六间，像是照着民工宿舍盖的，比正规教室几乎小一半，每间教室的窗户上还伸出半米长的烟囱。操场比篮球场稍大点儿，地面坑坑洼洼，操场西头竖着根还没以前我家电视天线高的旗杆。南面也是一排平房，跟北边的一般大小，有校长室和办公室，好像还有个厨房，因为我隐约看到里面墙上贴着瓷砖。至于厕所嘛，校园外头有一个，来时就看见了，也闻见了。
说实话，走进小院儿的那一刹那，脚步是迟疑的，太超乎想象了。可是，既然扭头回去的事干不出来，还是放胆往前多迈几步吧！校长室里没人，可门却没锁，小院儿里一个人没有。又往前走了几步，听厨房里好像有人，门闪着缝儿，我敲了敲门，果然有人，俩民工正在煮饺子，一个五十来岁，一个三十多，三十多的那个还穿了身西服。我说：“请问，李校长在吗？”穿西服的说：“我就是。”
他们请我吃饺子，可我知道锅里没煮我那份，所以我说我吃过了。我们在厨房站着说了几句话，他端着饺子就和我去了校长室，其间几次客气地要为我盛一碗，都被我拦住了。他边吃边问我以前有没有教过书，我说：“跟你以前没当校长一样，我也没当过老师。”不知是饺子好吃还是满意我的回答，他不住地点头。他又问我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北师大。”毕业证上真是这么写的，不算瞎说。他问我带没带毕业证，我说：“一张破纸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他问：“什么能说明问题？”
“能力。”
“你有什么能力呢？”
“我能连学生加老师一块教了，捎带上你。”
校长吃惊的眼睛比塞满了饺子的腮帮子还要圆鼓鼓，很好笑，所以我就笑了，轻轻一笑。校长大人可一点不觉得好笑，他说：“你既然这么大本事，干吗不去北大啊？”他的态度让我感觉更加好笑，所以我就又笑了，我说：“一个好老师远比一所好学校重要。几个北大能敌一个苏格拉底？”
“你自比苏格拉底？”
“苏哥是圣人，比不了。我只能做到一点，那就是，孩子们听我的课，再响的铃，忘了下课。这叫谈吐风雅，观者忘疲。”他没词儿了，我说：“不是缺老师吗？咱们赶紧吧！我教哪个班？一月能给多少钱？中午管饭吗？晚上管住吗？”他边吃饺子边和我说话的态度着实惹恼了我，我从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三根油条一碗粥，肚子早已不争气地支支吾吾了，还跟我这儿装大，臭不要脸。再装，我就走，没什么了不起。
他让我去教二年级，还给我三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工资六百，试用期满后八百，中午管饭，但不管住。他说他也不容易，办这个学校根本就不赚钱，月月赔钱，全成公益了。政府不待见，说是非法办学，整天嚷嚷着要取缔；企业不赞助，反正人家家的孩子也不跑你这儿上学来。再这么下去，离死不远了。他这么一说，同情之心不免而起，种种的不快竟迅速稀释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他妈赚钱的，以前是赔了些钱，可现在是确确实实赚钱的。
我给江童发了短信，说我要去打工子弟小学当老师了，可她还是没理我。我在学校附近找了间小房，一月二百六，一个院儿里形形色色好多人，有卖保险的、卖保健品的、歌手、发廊小工、服务员……
没开学的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泡在国图，我又开始写诗和小说，我突然觉得我找到了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可怜的卡夫卡临死之前所度过的短暂的幸福时光不正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