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无论是国家的命运，还是个人的前程，都不能靠空头理论来支撑，更不能靠“八股”决定。所以，学者们也要知亡国恨，宋明王朝的崩溃，共产党早期革命的失败，那种不着边际的空头哲学和主义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
历史一再证明，不务实的学问终会僵死，误国误身。无论国家，还是个人，不讲实事求是不会有前途的。
那么，毛泽东经世致用的读书观是怎么形成的呢？
毛泽东既然出生在湖南，作为湖南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近代湖湘学风的影响。
湖湘文化的影响
1913~1918年期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求学，此时的湖南正处于“全省涂炭、无片净土”的军阀混战状况，也是“湖南人底精神”反思、凝聚、复活和升华的时代。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只要是湖南人，大多都有一种要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湖南人不是很崇尚做生意，挣大钱，他们认为即使挣了很多的钱也不能说明自己是在干大事。所以他们常常会选择从政、从军或者传播、文化等职业。
湖南人多出军事人才，但并非勇而无谋。有一则笑话，说的是各地打架的区别。东北人先吵后打，越吵越凶，凶到极处就“噼噼啪啪”地打起来；山东人则先打后吵，三句话不对路就要抄起家伙，把人抬进医院再认识是非曲折；四川人则只吵不打，吵的青筋暴露，骂人的话伤筋伤骨，但握着的拳头就是不敢往人身上打；唯有湖南人是边打边吵，文攻武略，拳头不软，嘴里也不示弱。这就体现出湖南人的性格。湖南人懂得进退攻守，勇猛之余讲究谋略，所以湖南人做大官、做统帅的多。
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长沙》。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贴在岳麓书院门口的这副对联，并非妄言。湖南人思变、求新，实事求是，形成了王夫之——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的发展源流。研究湖湘文化，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指导思想中实事求是的灵魂和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一词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热情就是这种湖湘文化特点的体现。
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在湖南交织扎根。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发展，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出人才最多的省份之一。
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爱国者和关心民瘼的哲学家——王夫之，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影响。他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晚年因隐居在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学术上能独树一帜，富于批判精神。他崇尚实学，主张“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强调“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开一代风气之先。
鸦片战争前后，湖南的贺长龄、陶澍、魏源等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湖南又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
近代湖南，出现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没有曾国藩及他的湘军，清朝早在太平天国就可能灭亡了，至少也会弄成国家疆土分裂。他们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一方面执守理学，同时又师承王船山的实学。曾国藩便着力传刻《船山遗书》，糅和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民胞物与”，“兼善天下”。他镇压太平天国时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同时又严格地整军治政。他还是早期洋务活动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
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人，绝大多数人都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没有黄兴，孙中山的革命就很难成功，有人评价黄兴“无君既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一大批优秀的湖湘才子的言行激励着毛泽东的社会责任感，也是他的内心萌发社会改造思想的精神前提。
不过，青年毛泽东并不是盲目地接受“湖南人底精神”，他有自己的反思、分析与思考。他的基本态度有两个：不盲从，有取舍；不停留在思想、精神上，而是要“择其合于此鹊之事，尽力为之”。他批判那种“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的空谈倾向，提出中国的思想界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他呼吁：“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1913年，一踏进湖南一师的大门，毛泽东就感受到了湖湘文化的浓厚气息。每逢集会，学生们就高唱校歌：“衡山
1921年7月下旬至8月初，在上海（后移至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时年28岁。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影响毛泽东至深的杨昌济就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倡导下，研究船山学问在湖南一师成为了一种风气。
1914年杨昌济的朋友刘蔚卢等人为纪念王船山，阐扬其思想，发起组织船山学社。每星期日举行讲座，讲王船山的学说。杨昌济就动员他最喜爱的学生毛泽东去听。
说到这里，我们插入谈一谈毛泽东与船山学社的故事。
船山学社旧址位于湖南长沙市中山东路。清光绪年间（1875—1908）为曾国藩的祠。旧址单层三进四合院，砖木结构，山字墙，小青瓦，朱漆门窗，方砖地，于闹市之中显得非常雅致。
1921年八月中旬，参加完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毛泽东回到长沙。因身体不舒服，便住在船山学社，以思考、学习、养病。毛泽东和杨开慧在船山学社住到1921年10月，随后，他们搬到了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的湖南地方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机关。
为集合人才，造就干部，毛泽东等人觉得党需要有一个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公开场所，1921年，便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与何叔衡等人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学校由蔡元培命名，李达为学长，李维汉、夏曦、夏明翰等在这里工作过。
1922年1月16日，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遭军阀赵恒惕逮捕，次日晨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黄、庞遇难后，毛泽东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之后便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闭。
现旧址门楣上的“船山学社”四字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亲笔题书。
1964年后，旧址经多次维修对外开放。
杨昌济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
现在，我们的话题回来谈湖南一师那位对毛泽东造成直接深刻影响的人物——杨昌济。杨昌济在哲学、伦理学颇有造诣，受杨昌济的影响，此时的毛泽东认为哲学、伦理学是改造社会的“大本大源”，主张揉合中西哲学思想而形成独具风格的社会改造思想。哲学、伦理改造只是社会改造的手段和路径；哲学、伦理学是人们“言动之准”，“范人之行”，是发挥“心力”的必由之路。惟有如此，才能“动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当然，后来的毛泽东的思想远远超出了用哲学、伦理学改造社会的理想，不过，毛泽东此时形成的思想，对于后来他一生注重哲学研究，强调思想改造的作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