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毛泽东不可能用同样的要求去要求所有的人都像林克一样去阅读。他根据对象不同，对他们的学习要求也不同。由于毛泽东身边年轻的警卫、卫士、服务人员，多半是工、农子弟，他们较单纯，但文化水平低，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缺乏，阅读哲学著作有困难，毛泽东就要求他们从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开始。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央警卫局还为他们办了文化补习学校。
为了适应他们的文化水平，毛泽东有时也有选择地推荐他们读一点通俗的理论小册子。
1960年，毛泽东又给林克写了一封信，让他帮助找书：“冯契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1957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书，则找别的青年人能够阅读的哲学书，要薄本小册子，不要大部头。请你办一办，几天之内找来送我为盼！”毛泽东认为冯契的书写得通俗易懂，又不是大部头，比较适合身边工作人员阅读。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青年人的殷切期望。
还有，毛泽东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题词家喻户晓，几十年来一直激励、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学子和国人刻苦学习、奋发向上。
毛泽东的读物来源和印章
毛泽东与书可以说是形影不离，无论是他的办公室，还是卧室，玉泉山、中南海丰泽园……甚至在游泳池和休息室里都放着书。毛泽东的读物都是怎么得来的？他曾经使用过什么样的藏书印章？
毛泽东的藏书。
走进中南海丰泽园的毛主席故居，你一定会被里面那简单的陈设所吸引。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的住处，这里既不是什么富丽堂皇的宫殿，也没有名贵的古玩字画，除了一些朴实无华的生活必需品外，到处都是书籍。书架上、桌子上、茶几上，就连睡觉的木床上也有一半码放着一二尺高的书。
毛泽东的书库在丰泽园菊香书屋院内的西厢房，这里收藏着他藏书中的精华，也是他最喜爱及平时常用的书籍。菊香书屋的西房，南边过厅的五个书架，是专为毛泽东个人藏书的地方，这里藏书达几万册，是解放后逐渐建成的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他需要的个人藏书室。
可以说，毛泽东完全生活在书的海洋中。这种起居格局，直到他搬到游泳池后依然保持着，给每一位亲眼目睹过的人们，特别是到过这里的外国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此有过细致的描述。他说：“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领导人的会客室。”
毛泽东藏书的来源
据毛泽东的最后一名机要秘书张玉凤介绍：“主席藏书有多种渠道，有的是自己买的，相当一部分是别人赠送的，也有一部分是战争年代随着他转战南北，一直保存下来的。”“当年打土豪时，吃的穿的都分给穷苦乡亲或手下将领了，而好的书爱不释手，主席就自己保留了下来。”
在革命战争的岁月里，图书稀缺，毛泽东总是千方百计找书读，尤其是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就是在1932年4月红军打漳州时收集到的。
到陕北以后，毛泽东还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各类书报。在延安，他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他的书起先被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又被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
毛泽东十分爱惜自己的书。有一次，他的一些书被别人搞散失了，他非常生气，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忘记。
1947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加了批注的那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以后搬到了北京。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好了。
为建设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田家英花费了不少心血。
在逄先知接管图书不久，毛泽东就提出，要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置起来。这个要求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后来实际上也没有做到，由此可见他对书的酷爱。当时毛泽东的书总共还不到十个书架，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在逄先知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也就是1966年夏，他的藏书已达几万册，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毛泽东需要的个人藏书室。
毛泽东的藏书，除马列著作和鲁迅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基本上配齐了。
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可谓丰富，但仍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他还经常要身边工作人员向一些图书馆替他借书。
1958年夏，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身边工作人员特地给他办了一个。北京图书馆的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把他的借书证编为第一号。
甚至在外地，他也要借书，杭州、武汉、长沙、广州、成都、上海、庐山等地都有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说起借书，有一桩趣事不可不提。众所周知，毛泽东非常喜欢书法，在少年时代，他就爱好王羲之的字。1959年4月以后，他不再担任共和国主席的职务，退居二线。这时，他休息时便练练书法，好像是有意陶冶性情似的。
毛泽东的书法。
一辈子克勤自俭、奉公廉洁、生活极其朴素的黄炎培老先生那里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他视如命根，珍藏多年。当毛泽东知道了这一国宝后，也很想一睹为快，便想向黄炎培借阅一下。
倘若是别人来借，黄炎培倒要考虑一下，当他听说毛泽东要借这本真迹，当然一口应诺，答应借一个月。
一拿到这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简直是如获至宝。在这一个月中，他只要工作一停下来，便翻开这本真迹，左看右看，爱不释手，一会儿凝视着字迹仔细琢磨，一会儿又提起毛笔，对照着练习。有时练到兴头上，连警卫员叫他吃饭都叫不应。
可是，刚刚过一星期，黄老先生就沉不住气了，似乎毛泽东要昧了他的宝物似的。或许是这本真迹太珍贵，或许是黄炎培本人太珍惜的缘故，他便频频打电话来询问。有一次电话打到值班室，正逢毛泽东的警卫员尹荆山接电话，只听黄炎培在电话中问：“我借给主席的那本王羲之真迹，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这……”尹荆山迟疑了一下，“这情况我不太清楚，我给您问一下。”
于是，尹荆山便借给毛泽东倒茶的机会，对毛泽东说：“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尹荆山顿住了，知道毛泽东有点不愉快，不知怎么说才好，过一会，才吞吞吐吐地说：“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毛泽东一听，便知是为那本真迹的事。顺便将手中的烟嘴摔到桌子上。因为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所以毛泽东随意说了这句话。
“主席”，尹荆山见毛泽东这个状态，怕他生气，连忙解释说，“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转缓和一些了，“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过不多久，黄炎培又打电话来了。因为上次询问没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这次电话竟直接打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只得抓起了电话。
黄炎培在电话中一听是毛泽东的声音，便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到最后，他还是问了那本真迹。
毛泽东在电话中问道：“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此后，毛泽东便更加抓紧地研读从黄炎培那儿借来的“国宝”。
一个月快到了，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尹荆山，郑重地关照说：“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说：“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还，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事后，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催讨评价是：“不够朋友够英雄。”
身为党和国家领袖，毛泽东却以朋友和君子之间的交往对待黄炎培先生，于平凡之处见伟大。毛泽东对黄炎培敢于不给面子的多次催讨，给予“够英雄”的评价，体现了对黄炎培的赏识，同时也显示出毛泽东的胸怀和度量。
毛泽东的印章
毛泽东一生以书为伴，不过，他早年的书籍是没有藏书印的，他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书上用毛笔题上自己的名字。
比如，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一本石刻线装本《诗经》，现收藏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本名《诗经备旨》，全名为《经元堂诗经附考备考》，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雾阁邹梧冈编辑，其封面上毛泽东用毛笔书写了“润芝”二字。
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过的《论语》。
此时的毛泽东还读过石刻线装本《论语》，系宋朱熹所辑《论语集注》，现仅存下册，毛泽东当年在封面上用毛笔书写有“咏芝”二字，这是毛泽东早年用过的另外一个名字。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内还收藏有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清光绪己卯传忠书局刊印木刻本），现存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四册。每册封面右下方都有毛泽东用毛笔手写“咏芝珍藏”四字。
毛泽东最早的藏书印究竟在何时，是什么，目前还无法确定。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赠送给新开办的气象训练班一本《自然地理》，该书上钤着一方“毛泽东藏书”印迹，这很有可能是他最早的藏书印了。
还有，毛泽东曾用过他的手书草体“毛泽东”三字印章，印色为蓝色的。例如他所藏的两套郭大力、王亚南合译《资本论》（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版）的封面上就钤有这种印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藏书日益增多，这时，在毛泽东的藏书上分别钤有两种朱文铁线藏书印章，均出于篆刻名家之手。这两种藏书印章的印文相同，都是“毛氏藏书”四字。
其中一枚印章出自北京篆刻家刘博琴之手。刘博琴出身于篆刻世家，他擅刻铁线篆文，功力颇深，风貌稳重遒道劲，秀丽娟美，平整中见精神，在京城琉璃厂有“博琴笔”之誉。早在1937年秋，毛泽东曾找刘博琴刻过“润之”一印。十几年后，大约是1949年，毛泽东再次派人找到刘博琴，并交给他一封刻印的信件。交代刘博琴此印要仿明代一方古印上的那种字体，印文为“毛氏藏书”。刘博琴刻好此印后，毛泽东就让人钤于他的藏书上，就连他在延安时期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河上肇著，李达等译，昆仑书店1930年11月版）等书籍上也钤盖上了此印。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印章。
另外一枚印章出自上海篆刻家吴朴之手。可能是因为刘博琴刻的那方已有磨损了，1963年，毛泽东委托全国工商联主席陈叔通在上海替他再刻一方藏书印。而陈叔通与吴朴交往甚密，所以就请吴朴奏刀。吴朴（1922~1966年），字朴堂，号厚庵，浙江绍兴人，西泠印社创办人吴隐从孙，幼承家学，擅金石书画，入秦出汉，不拘一家。吴朴刻这方印章时，妥善处理了印文中“毛氏”和“藏书”四字笔划疏密和布局的矛盾。他在谈起刻治“毛氏藏书”印时说：“毛主席身为国家领导，所藏书之多不胜数。书多，盖印多，印面就容易磨损，必须深刻才不至于磨损，上下线条又必须一致。”毛泽东对吴朴刻的这枚藏书印同样非常喜欢，后来，在他的许多藏书上都钤有这枚印章。
把书作为礼物赠送外宾
毛泽东不独藏书，还经常向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人送书，推荐书。他还把书作为贵重的礼物送给到访的外宾。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游泳池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会见时，毛泽东把自己读过并画有眉批的书《楚辞集注》送给田中角荣。田中角荣很高兴，他通过翻译问毛泽东：这本书是送给他个人的还是赠送代表团的。毛泽东知道后十分肯定地用手指着田中角荣说：“就是送给你的。”田中角荣欣喜若狂，双手捧着《楚辞集注》，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礼节方式，一边鞠躬，一边连说：“谢谢，谢谢。”过了半年，田中角荣又把毛泽东赠送给他的《楚辞集注》复制品返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也是十分高兴，这本《楚辞集注》的复制品后来就一直被收藏在毛泽东在游泳池的书房里。
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读书观到
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
他爱读书，但却不是死读书，读死书。
他从不搞虚玄的学问。
他不但知识渊博，而且行动果断。
他用自己的一生圆满地实践了他所崇尚的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读书观。
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其早期的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读书观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毛泽东爱读书，但他却不是死读书，读死书。毛泽东读书，最善于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是毛泽东读书基本的读书观和出发点。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革命救国等实事求是思想，才有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才有了新中国，否则，中国还得在黑暗当中摸索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史和世界史都得改写。
历史证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越做越玄，脱离实际的时候，离危险也就不远了。
宋朝和明朝，空讲理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八股文盛行，四书五经被读成了死书无经，结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大汉民族最辉煌的时期过去了。中间虽然出了几个文武兼备的人物如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无奈人数太少，他们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宋、明王朝的灭亡给中华民族和汉族知识分子以巨大的刺激，曾经富裕、辉煌的王朝，却被野蛮、落后的游牧民族给打败了，这让自视文明开化的汉族秀才们开始反思。
宋末时有“器”和“理”关系的争论，“器”就是“实事”，理是“是”，争论的焦点是理于器中还是相反。民国初期，北京大学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这一争论的延续。
后来，明末清初，汉族知识分子更加开始讲究学以致用。
最早提出知行合一的是王守仁，字阳明，他是明朝伟大的思想家和军事家。此后，知识分子受其影响，有了学以致用、不尚空论的特点。王阳明之后是王船山（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同时又都习兵尚武，这种学风在中国湖南扎下了根，影响到曾国藩、张之洞，乃至后来的毛泽东。这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迭出的时代，而造就这些时代英杰的就是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的学风。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只讲主义，不讲武装。毛泽东告诫他，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陈独秀不信，半年后的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向共产党大开杀戒，共产党的发展几乎遭遇到了灭顶之灾。
后来，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后，上了井冈山，并说共产党要学蒋先生，要抓武装，要农村包围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