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户、2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的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分开住，现在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做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十分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
11月6日，吴冷西、田家英一行从新乡前往郑州，当晚应毛泽东的要求向他汇报。
吴冷西后来在《忆毛主席》这样回忆毛泽东的评论：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
从以上情况看出，毛泽东可能谈到废除家庭的主张，但一到实际的落实，他又发生了疑问，他非常冷静，并批评了当时过火的做法。
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毛泽东有时正确，有时错误，总的来看，其理想主义还是过了头。
《大同书》虽然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却决不能作为制定现实政策的指导理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样评价康有为的《大同书》：“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9年之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以为自己找到了这条道路，他的尝试，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看来，没有理想，做不来大事，但如果理想主义过了头，而不顾现实，无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理想的结合点，那么，理想的实现注定要遭遇挫折和失败，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团队，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个人之所以老是遭遇挫折和失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正确处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当一个人能够正确处理理想和现实的关系，步步落到实处，那么，一个人的事业和个人生活也就将渐渐步入佳境。
陈独秀和《新青年》对毛泽东接受马列主义的重大影响
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新青年》的创办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毛泽东曾经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毛泽东如此评价一个在世的人，恐怕还没有第二个。
这个“陈君”不是别人，正是原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
青年时期崇拜的偶像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1914年秋，毛泽东随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一师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他开始知道陈独秀的大名，并开始崇拜陈独秀。
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是他们最早的神交。此时的毛泽东是一个年仅24岁的青年，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时候的《新青年》是陈独秀一个人主编，陈独秀亲自选中了它。因为陈独秀从1902年就开始提倡重视体育，提倡德智体同时发展。1915年他创办《新青年》以后，有很多文章批判旧教育摧残青年健康，描写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书呆子形象，说他们弱不禁风，力不能敌，所以我们国家贫弱，被人欺侮。他提出新青年的标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体格强壮。毛泽东的观点和陈独秀的主张如此一致，而毛泽东又偏偏将这篇文章寄给了《新青年》，这里面不能不说明有着陈独秀的影响。
1917年9月21日，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进行的谈话，就道出了他当时心目中陈独秀的地位。张昆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人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昔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此时的毛泽东等人还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们把改造社会的惟一希望寄托于圣贤，他们衷心向慕的就是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思想最解放、斗争最勇敢的先进人物。如谭嗣同是戊戌变法中“冲决网罗”的先驱，陈独秀则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毛泽东本人在长征胜利后，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无论从毛泽东朋友的口中，还是从他自己的描述中，都可以说明陈独秀曾经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有至高的地位。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历史名城——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他原来在湖南一师的老师杨昌济，当时供职于北京大学。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10月，他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在同斯诺追述往事时，又这样谈到他同陈独秀的关系：“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就常通过《新青年》读陈独秀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毛泽东对陈独秀很是崇拜，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
1919年4月，毛泽东去上海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友，期间，他前去拜访了陈独秀，陈独秀迫于军阀的压力从北京搬到了上海。这次会面为日后的进一步接触播下了种子。
前文我们讲过，毛泽东在第一师范非常爱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非常钦佩陈独秀其人和他写的文章，这种“一时成了我的楷模”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
五四期间，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警方逮捕。陈独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两千多字的长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崇拜陈独秀，受陈独秀影响的原因。他在文章中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以如此崇高的赞颂给予一位在世的人，是找不出第二处了。从这篇文章中还可以看到，陈独秀的文章给他留下了多么深的印象。这里，他转述了陈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中的意思。陈独秀在那篇文章中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民主）和赛因斯（Science，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在文章里，陈独秀还表示了他义无反顾的坚定决心：“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毛泽东文章中说的另一点，引自陈独秀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上的《研究室与监狱》。陈独秀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似乎是谶语。此文发表之后3天，陈独秀就入了监狱。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谈到，“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的“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毛泽东说的一些学者，显然主要应该指陈独秀。因为陈独秀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高扬“文学革命军”的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则说：“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反对在宪法中列入尊孔的条文，“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宪法，独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
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则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毛泽东的反孔主张，也是受了陈独秀的影响的。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和通信中，都发表了许多反孔的主张，例如答常乃惠的信中说：“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农，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答吴又陵信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1919年12月下旬，为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毛泽东等领导的湖南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同陈独秀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交谈。他们还讨论了工读互助团的问题，这是五四运动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支持的少数进步青年的一个新组织，实行半工半读、互相协助的新生活，但因空想的成分太多，脱离社会实际，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就结束了。当时毛泽东对此也是发生兴趣的，同他的“新村生活”想法相通。陈独秀于1920年2月回到上海。上海工读互助团在《申报》3月5日刊登的《募捐启》，陈独秀、毛泽东都列名于上。毛泽东在北京停留期间，为驱张的活动很多。这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已认定，解决中国问题必靠马克思主义。这当然给毛泽东以影响。毛泽东自己也回忆到，这时，“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二次到了上海。那时《新青年》社已从北京迁来上海，社址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在这里主持社务。毛泽东在这里又见到了陈独秀。他们商讨“改造湖南”的问题，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关于这两个方面，后来毛泽东这样告诉斯诺：
“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励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此时的毛泽东面前摆着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主义，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毛泽东曾经倾向过无政府主义，但不坚定，究竟选择哪个主义，毛泽东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这个时候的陈独秀已经先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酝酿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事情。毛泽东和他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湖南自治的计划。毛泽东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七大”上，毛泽东还说，他最早是听陈独秀“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的。
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探讨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杨明斋到达中国，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没有提到在上海同陈独秀谈到建党的问题，从后来的事实说明，陈独秀肯定向这个“可敬的湖南青年”谈到建团和建党的计划。